宋代襄阳延庆山考辨<br/>——以“程九万诗并记”摩崖为中心的考察

宋代襄阳延庆山考辨
——以“程九万诗并记”摩崖为中心的考察

2016-03-01方莉，李健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6年6期

方莉，李健

（襄阳古城管委会文化旅游办公室，湖北襄阳 441021）

延庆山名来自襄阳宋代名刹延庆寺，对延庆寺的考察则必须从岘石寺说起。襄阳岘石寺是唐代以来在两湖以及山西、河北等地都有较大影响的名刹，在抗日战争中拆毁。由于地处襄阳城西南的崇山茂林之间，环境清幽，附近有蘑菇状巨石一块，名“岘石”，又有岩洞一，名阳广洞，又名栖霞洞。林深、石奇、洞幽，一直是文人雅士的俊赏之所，岩洞石壁及周边留下大量摩崖石刻。现存摩崖共约14块，在可以确定年代的摩崖中，最早的当属南宋庆元三年（1197）时任京西南路安抚使兼襄阳知府的程九万所作的一篇诗记摩崖，本地学者亦有涉及，但随着一些新材料的发现，在摩崖的录文、周边地理的还原等问题上，仍有可增益之处，本文就久已湮灭的延庆山名进行初步考辨。

一、摩崖的录文

摩崖位于岘石后壁，地方较为隐蔽，右上有巉岩遮蔽，风雨不侵，所以虽有自然漫漶的现象，却很难得地在八百余年后仍搨之可读。经过精细摩搨，得到了较为清晰的拓片。摩崖无题，主文为七律一首，诗前附小记，凡177字。经过认真辨认，并参酌各金石类书、方志，核定录文如下：

延庆山旧有阳广洞、壶天阁，戎帅新加葺修，复搜抉两旁岩穴之秀，为栖霞，为啸月，为琴几、棋台，尽发兹山之秘。既成，约漕及余来观，相与叹赏久之，独恨未能引泉耳。戎帅欲余着语，因成五十六字，附行记，并题崖壁。帅守池阳程九万鹏飞书，漕桐乡朱致知仲格、戎帅河阳赵淳清老云。时庆元丁巳端午日。其诗曰：苍岩绝顶俯晴川，佳处潜开小洞天。琴几棋台谁是伴，霞栖月啸恍如仙。凿山见骨雅多石，越涧□□盍引泉？留取摩崖今始在，勒功它日似燕然。

录文之核定详后。

二、各书录文之失

检之金石诸录，知是摩崖向为金石界所重。

首次将之列入著录的，是以完备精实著称的金石类书《八琼室金石补正》130卷，①列条为“程九万诗并记”，[1]诗、记俱录，末注：“此即《湖北通志》所载“岘石寺摩崖也。”清代《湖北通志》有康熙、雍正、嘉庆、宣统四种，陆增祥编《八琼室》时，宣统志未出，其所眼见或在嘉庆志中。记文中，文前“延庆”、文中“并题崖壁”的“并”三字以空格省，并脱“岩穴”二字。诗56字中，首、颈联全；颔联上句“凿”、“见骨”、“雅”四字以空格省，下句仅录“引泉”二字，余五字以空格省；尾联“今始在”、“勒铭”、“似”共六字以空格省，另“留”、“磨”、“它日”诸字分别讹为“独”、“悬”、“已自”。后二联几不可读。八琼室所集金石浩瀚，中多以拓本见录者，若摩搨不精，往往有错漏之失。

《湖北旧闻录·名胜》转引自《湖北金石存佚考》“庆元三年知襄阳府程九万题壁”，名称亦因之，略记作“程九万题壁”。[2]上列两书皆出陈诗②之手，惜乎陈氏虽似曾亲临，录文亦较八琼室有所补益，但仍颇多错讹。记文中“漕（及余）”讹为“曹”、“独（恨未能引泉）”讹为“但”、“着（语）”③讹为“著”，诗中“棋”④讹为“基”、“越”讹为“巡”、“盍”讹为“盖”。另外，卷首“延庆”二字、“巡（越）涧□□盖（盍）引泉”句中二字亦以空格省，又有“（赵淳清老）云”字、“（留取摩崖今始）在”字空格省。总体看，较八琼室已完善得多，尤其是诗的部分补充较多。《存佚考》并在录文后附有按语，对记文中涉及的程九万事迹以及赵淳、朱致之的任职情况都做了一些考证。并指出“旧《志》‘职官’并遗，此三人失考”，可为志书补遗。

张仲炘编《湖北金石志》14卷，系宣统《湖北通志》中的金石部分，民国十年刊行，条目记作“程九万诗并记”。[3]其录文与《八琼室》录文皆相类，惟又脱漏一“着（语）”字。或两者皆承自嘉庆《湖北通志》。末亦附《存佚考》按语。

《杨守敬⑤集·湖北金石志》之“程九万诗并记”[4]条，与张仲炘《湖北金石志》完全相同。应为转录。

与杨守敬同时代并与之并称“湖北二杰”的王万芳在总纂《襄阳府志》时亦全文录入，与前引诸本记作“程九万诗并记”条目不同，其名称因袭《通志》的“岘石寺摩崖”，⑥文字或经过王万芳实地考察后的订正，有了较大的改进，前引诸本中所脱漏之“岩穴”二字得以补入，但首二字亦告缺失，还出现了新的脱漏——“赵淳清老云”之“云”字脱漏；此外仍有讹误，除了旧本已经存在的“独（恨未能引泉）”讹为“但”、“越（涧）”讹为“巡”外，又新出一处讹误：“苍岩绝顶俯晴川”句“岩”讹为“崖”；“留取摩崖今始在”句的“在”字亦如前本以空格省。末仍附《存佚考》按语。显然，王万芳对此摩崖的记录，既有补订，亦有因袭。

其后的吴庆焘《襄阳四略》，条目承《八琼室》序列，记作“程九万诗并记”，[5]但录文则出自王万芳《襄阳府志》。除了附《存佚考》按语外，又新加“焘按”。

从以上诸本所见知，摩崖文中的错、漏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处。

一是“复搜抉两旁岩穴之秀”句脱漏“岩穴”二字，据王万芳、吴庆焘录文及现存摩崖补入，无疑问。

二是“独恨未能引泉耳”句，“独”多本讹为“但”，据摩崖改。

三是“越涧□□曷引泉”句，“越”多本讹为“巡”，两字形近，审读摩崖，应为“越”，且据记文“独恨未能引泉”，或泉水可越涧而引来，“越”字是，“巡”不通。盍，何不。猜测诗句乃是说，越涧即有水源何不引来泉水？正与记文呼应。《湖北旧闻录》讹为“盖”，其实无据，以形似而误。本句二、三字漫漶严重，诸本均残缺，搨摩崖亦不可辨认。

四是首二字“延庆”，诸本皆付缺如，表明清代以来此二字已漫漶严重，此据正德《襄阳府志》补正（说详后）。

至此，除颔联仍缺二字外，这幅八百多年前的摩崖几成全璧。对襄阳来说，留下了极为难得的古人墨宝和弥足珍贵的人文遗产。

摩崖的称名，有“岘石寺摩崖”、“程九万诗并记”、“程九万题壁”三种，由于岘石寺遗址周边摩崖众多，所以不取“岘石寺摩崖”名；后二者，“程九万诗并记”使用较多，可因之。

三、正德《襄阳府志》的关键性记载

现存明代襄阳府（郡）志有天顺、正德、万历三种，正德志最为稀见，仅上海图书馆有收藏。

天顺志虽是襄阳也是湖北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书，但由于规模所限（四卷）及其他原因，致有“疏脱棼谬”之失，“芜秽不经”之讥。也并未载列“程九万诗并记”摩崖。

正德《襄阳府志》是继天顺《襄阳郡志》后现存的明代第二部襄阳地方志书，《明史·艺文志》亦有著录：“曹璘《襄阳府志》二十卷。”[6]今存正德十二年（1517）刻本。半页十行，⑦行十八字。钤有“四明卢氏抱经堂藏书印”（白方）、“吴兴许博明氏怀辛斋藏书印”（朱长）等。后归上海图书馆。

正德志为聂贤修，曹璘纂。其凡例云：“是志之修，谨遵《大明一统志》为主，参之旧《志》略加增损。”事实上，比之天顺志，从四卷扩充到二十卷，远非“略加增损”。曹璘本人在卷末序中亦言道：“考索订证，残碣断碑，墟城野寺，搜岩剔薮，一字靡遗。”所增加的内容是相当多的。同时，明初方志的体例远不如后世之精严，其分类、目次以至内容的取舍依然大有需改进之处，例如名宦、乡彦，所开列的人物只是简单地列出条目，而没有做进一步的文献辑录工作；分类上达到26种之多，似流于琐碎，“然有明修志，大率如是，盖草创之作，未可厚非也”，[8]所以确有诸多草率之处。但由于搜罗颇细，以至令人惊喜地保留了一些后世少见的内容。

在其卷二十“补遗”中，曹璘将所搜罗到的“残碣断碑”进行了简单的罗列和抄录，或于体例有玷，但毋庸置疑，曹璘等人所见到的前代尤其是宋代石刻较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要多且清晰，前述羊公祠石幢即是一例。“补遗”中，本文所讨论的程九万摩崖亦抄录在册，条目为“岘石上摩崖诗”，以其前所未见，特逐字录文如下：

延庆山旧有阳广洞、壶天阁，戎帅新加葺修，复搜抉两旁岩穴之秀，为栖霞，为啸月，为琴几，为棋台，尽发兹山之秘。既成，约漕及余来观，相与叹赏久之，独恨未能引泉耳。戎帅欲余着语，因成五十六字，附行记，并题崖壁。帅守池阳城九万鹏飞书，漕桐乡朱致知仲格、戎帅何阳赵淳清老囗。时庆元丁巳端午日。其诗曰：苍岩绝顶俯晴川，佳处潜开小洞天。琴几棋台谁是伴，霞栖月啸恍如仙。凿山见谷雅多石，越涧□□曷引泉？留取摩崖今在见，勒功他日似燕然。

历代记载所未及之首二字赫然为“延庆”。此二字原石久已不可辨认，但有此引导之后，二字之走笔刻痕似能相合，补为“延庆”当无疑问。以今天仍存的“石证”相校，此志录文也产生了新的错误，如“为琴几，为棋台”句，“棋台”前衍出一“为”字，“程九万”误抄为“城九万”，“ 凿山见骨”误抄为“凿山见谷”，“今始在”误抄为“今在见”等。但是，分析这些错误，我们会发现，它们应当都是抄写中的误笔，而不是辨读错误。那么，关键的“延庆”二字会不会出现错误呢？这个可能性是很低的。首先，在抄录中，首字出现错误的可能性比较低，其次，此山名延庆山是非常有道理的（详后）。这可以说解决了该摩崖阙文的关键。

四、是岘山还是延庆山

正德志对程九万摩崖的抄录，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摩崖所在的山峰正式名称应为延庆山。但是，从明代以来，一些方志、地名志往往将之名称定为“岘山”。

襄阳城西南诸山约30余座，对其山名的记录，最早应见于东晋史学家《襄阳耆旧记》之“岘山”、“万山”、“百丈山”，《南史》之“马鞍山”等，诸山名称、范围、地点流徙不定，很多山头至今仍众说纷纭。其中，对西晋征南大将军羊祜所登临之岘山准确地点的认定，更可说是一段肇始明代、波及当前的史地公案。岘山，本为羊祜镇襄阳时“每风景，必过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的所在，其准确位置，从“襄阳百姓于祜平生憩游之所建碑立庙”及水经注的有关记载看，应在襄阳郡城外东南3.5公里处的今岘首山。其从西晋以来，就一直建有纪念羊祜的建筑：堕泪碑、羊公祠（清雍正后改为“羊杜二公祠”）以及稍后的岘山亭（明以后改称岘首亭）。鉴于岘山有其特殊的历史人文内涵，所以对其具体位置的认定不宜模糊混淆。但明清以来，一些短暂任职襄阳的官员特别是明隆庆年间知府汪道昆，⑧对羊祜的“置酒言咏”处考据不明，处置失当，一度把今天的岘石寺处当做了岘山，使岘山的概念逐渐模糊，在清代都受到全国史地界的批评，如咸丰年间官员蒋琦龄、光绪《襄阳府志》总纂王万芳、晚清大学者王闿运等都提出了明确的否定意见。但这并不能阻止岘山地理概念的泛化，在不能确指岘山的情况下，岘山的范围越来越大，以至清代后期已经发展到“遍指西南诸山为岘山”的境地。自2009年命名岘山森林公园，将城西南20余座山峰都划入其中，人们基本接受了岘山作为一个群山的事实。所以，今天所形成的岘山群山概念，实上承自明清之地名错乱，固定于本世纪之景区规划。从“独山”到群山，地名范围的逐渐扩大在全国各地都有表现，但是岘山地名的扩大中还伴随着历史概念的“岘山”一名的迁移。在汪道昆的影响下，人们逐渐把岘石寺处当做了岘山，清代乾隆《襄阳府志》、同治《襄阳县志》明确把岘石寺处的风景图命名为《岘山图》，由此带来了对羊祜登临置酒准确地点的认定错误，影响了羊祜和他代表的德政文化的传承，成为数百年的史地公案。[8]

解决这一公案的关键在于，要拿出摩崖所在山并非岘山的确凿证据，那么，这座山在被混淆为岘山之前的原名，就成为关键中的关键。程九万摩崖刻于庆元丁巳（1197），它所记录的山名——延庆是澄清这一地名公案确凿的证据。金石再一次发挥了“证经补史”、传承历史信息的重要作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知悉，在宋代，岘石寺处的山并没有与传统的岘山发生混淆，而是以延庆山为名。

两宋以后，延庆山一名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是，宋代的襄阳延庆山并非籍籍无名。隋唐以来，襄汉一带就是全国佛教重地，城内外特别是西南诸山中寺庙林立，延庆寺即是其中较有名气的一座。《天圣广灯录》有“襄阳延庆山子荣禅师”条，其下一条机锋对答可以明确地表明延庆山与岘石的关系：

问：“如何是延庆境？”师云：“阳广洞居方丈北，道安岩向食厨东。”进云：“如何是境中人？”师云：“凤林关下往来者，岘山亭上任看碑。”[9]

岘石背后的阳广洞今仍存，从引文知洞就在当时延庆寺的北边。延庆山之命名当从延庆寺来。延庆寺始建于隋开皇年间，初名兴国寺。曾巩《襄州兴国寺碑跋》又记“兴国寺今为延庆寺”。[10]唐宋间不乏游延庆寺的文人雅士，早在中晚唐时期，皮日休就有《陪江西裴公游襄州延庆寺》[11]一诗；到北宋元祐末至绍圣年间，在襄州教授任上的邹浩写有《延庆山中呈田世德》、《仲益约游延庆不至作此戏之》[12]二诗。延庆山、延庆寺均有名著于当时。

距离刻写摩崖的岘石更近的寺庙，还有今天的岘石寺。程九万题写摩崖时，岘石寺原址上或已无寺庙存在。岘石寺在唐至两宋时先后名岘山寺、洞山寺、普乐寺，[13]是五代、北宋时期湖湘地区有较大影响的名刹。《建中靖国续灯录》有“襄州洞山普乐子荣禅师”[14]条，子荣为云门四代宗匠，是云门二世祖嗣香林澄远法孙，嗣法于智门光祚（在随州）。延庆、洞山普乐两寺临近，子荣应该分别或同时在两寺住持。比较起来，洞山普乐寺在佛门的影响要大于延庆寺，但本山并不以“洞山”名之，是因为此洞山寺乃早期借曹洞宗之洞山寺之名，全国各地有多处洞山寺，不宜将此名迁移至此作为山名。

如此，摩崖所在山在两宋时名延庆山殆无疑问。很显然，延庆山并不是西晋羊祜所登临并置酒言咏的岘山，它与岘山所发生的唯一纠葛，当是唐初神定禅师曾于此建岘山寺，我们不应将之与岘山混为一谈，更不应如汪道昆那样，轻率地将岘山亭、羊公祠从岘首山移置到延庆山来。除此之外，还应该厘清的是，唐以后，岘首山成为岘山的专称，并完全继承了原来岘山上有关以后的物质纪念建筑和精神文化内涵。岘山以羊祜和他代表的德政文化而扬名，延庆山则以佛教名刹和风景清幽取胜，分清了这一点，庶几能辨明这一场数百年的“争名”公案。

注释：

①著者陆增祥（1816—1882），字魁仲，号星农。江苏太仓人。道光十六年（1836）补学弟子员，二十四年举于乡，三十年成进士，以廷试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咸丰元年（1851），丁母忧归里。三年，以团练助攻刘丽川起义军，事平诏加五品衔，以赞善即补。六年充会试同考官，历充国史、功臣、方略诸馆纂修，起居注协修，文渊阁校理等。八年京察一等，记名以道府用。十年授广西庆远府知府，行及湖南，巡抚毛鸿宾疏留之。同治二年（1863）擢道员，历署粮储道、盐法长宝道，经理厘捐十余年，积功加布政使衔，赐二品封典。光绪二年（1876）补辰永沅靖道。五年秋解任回籍。居官固不废学，至是益撰述，著有《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三〇卷、《札记》四卷、《元金石偶存》一卷、《砖录》一卷、《吴氏筠清馆金石记目》六卷、《篆墨述诂》二四卷、《楚辞疑异释证》八卷、《红鳞鱼室诗存》二卷等。生平事迹见俞樾《布政使衔湖南辰永沅靖兵备道翰林院修撰陆君墓志铭》（《续碑传集》卷三八）。引自《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②陈诗（1748—1826），清代地方史志学者。字观民，一字愚谷，号大桴山人。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乡试第一。四十三年中进士。授职工部主事。四十五年，以赡养老母为由，辞职归乡里，后不再入仕途。受聘于鹿门、荆南、江汉等书院；在江汉书院主讲达二十年，从学者甚众。蕲水状元陈沆，蕲春探花陈銮，皆出其门下。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日摘记万余言。学者有所质询，必详为辨难析疑，人皆信服。道光二年（1822年），自江汉书院归故里后，致力于著述。著作甚丰、已刊和未刊的共约四十四种，计七百余卷。主要有《湖北方域志》九十九卷，《乾隆癸丑广济县志》十二卷《江汉书院志略》四卷（另序目一卷、附记一卷），《旧闻录》四十六卷，《湖北金石存佚考》二十二卷，《湖北诗文载》二十二卷。除《湖北金石存佚考》二十二卷于嘉庆二十四年刻于江汉书院、《湖北旧闻录》有钞本流传外，其余均已散佚。引自《湖北历史人物辞典》。

③此处所引为点校简体本《湖北旧闻录》，此“著”或系“着”转录中错误。

④“棋”摩崖写作“棊”，与“基”字近似。

⑤杨守敬：（1839—1915）清末藏书家、书法家、历史地理学家。字惺吾，号邻苏。湖北宜都人。同治初举人，为黄州府学教授。撰有《日本访书志》15卷，协助黎庶昌刻印《古逸丛书》200卷，多由他评点校勘。编有《邻苏园书目》和《观海堂书目》，著录多古抄本及古医书。1926年，藏书归于故宫博物院，何澄编有《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辛亥革命时，避居上海，1914年任袁世凯顾问、参政院参议。学问渊博，通训诂，书法驰名。尤长于史地考证，著有《禹贡本义》、《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水经注图》、《隋书地理志考证》、《汉书地理志补校》、《三国郡县志考证补正》、《西魏书地域考证补正》、《辑古地志》、《水经注疏》、《补校宋书州郡志札记》、《水经注要删》、《晦明轩稿》、《苏邻老人题跋》、《望堂金石集》等。抄补有《太平寰宇记》缺佚。刻有《藏书绝句》一卷和《留真谱》。节选自《中国藏书家辞典》。

⑥（清）恩联修，王万芳.光绪“襄阳府志”卷十八《金石志》。

⑦《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误为九行。

⑧汪道昆（1525—1593），代著名戏曲家、抗倭名将。字伯玉，号太函、南溟。徽州区西溪南乡松明山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历任义乌县令、襄阳知府、福建副使、兵部左侍郎等职。《明史·文苑传》有传。

［1］（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826.

［2］（清）陈诗.湖北旧闻录第5册[M].武汉：武汉出版社，1989:1329.

［3］（清）张仲炘.湖北金石志[C]//（清）赵绍祖.历代碑志丛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519.

［4］（清）杨守敬.楊守敬集第五冊[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860.

［5］（清）吴庆焘.荆州记九种·襄阳四略[M]洪承越，点校.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438－439.

［6］（清）张廷玉.明史7～8 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2412.

［7］潘景郑.著砚楼书跋[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107.

［8］方莉，李俊勇.襄阳岘山羊叔子置酒处辨正[J].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2）：9－22，43.

［9］（宋）李遵勖.天圣广灯录点校本[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