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振东

诚信并非完全等同于我们生活得诚实、不撒谎，其内涵是非常丰富和深刻的。“诚”和“信”的本质都是真实，“诚”偏重于内心、态度、做人、动机，求的是自我的真实不虚；“信”偏重于表现、行为、做事、结果，求的是外在的真实可靠。

中华民族一直把诚信视为道德标准、行为规范，作为重要的政治道德来推崇。子贡向孔子询问治国理政之法，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曰：“去兵。”子贡进一步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孔子看来，粮食充足比军备重要，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比粮食重要。一个政权如果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会垮台。政府诚信是获得百姓信任的唯一途径，失信于民是为政者最严重的过失。

我们党向来把诚实守信作为一条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来对待。红军时期发生在瑞金的一件事情，显示了我们党诚实守信、说到做到、襟怀坦白的政治品格和优良传统。

1929年2月10日，大年初一，在瑞金大柏地宿营的红军受到国民党军追赶，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军长朱德决定在大柏地打一个伏击战。前委秘书长江华告诉毛泽东和朱德，“战士们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村中老百姓家虽有粮食，但因怕打仗都躲到山上去了。找不到老百姓就借不到粮食”。江华建议，“让部队暂借村中老百姓的食物一用，算清价钱，留下欠条，事后如数归还”。毛泽东、朱德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表示同意。填饱了肚子的红军部队一举歼灭了敌军两个团。战后，红军乘胜向宁都县城进发。老百姓得知战斗结束从山上回到家中，发现家里准备过年的食物被吃光了，但锅盖、缸盖里都有一张欠条，写着红军不得已吃了什么食物、价钱多少，但因经费紧缺，一时难以付钱，以后一定如数归还。老百姓将信将疑。三个月后，红军又回到大柏地，立即履行许下的诺言，当场兑现欠款。有些老百姓已把欠条撕毁或丢弃了，但只要说个数，就照样付款，分文不差。大柏地老百姓都说红军确实是自己的队伍。红四军不忘诺言，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诚信，赢得了老百姓的心。

在战争年代，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夺取革命胜利，离不开“诚信”二字，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要长期得到人民的拥护、爱戴和支持，同样离不开“讲诚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党向全国人民许下的庄严承诺。能否兑现这一庄严承诺，是对我们党的严峻考验，也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严峻考验。每一位党员干部都有责任、有义务向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当前，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在讲诚信、守诚信方面做得是好的或者说比较好的，但也确有少数党员干部做得不好或者说很不好。有的写文章、做报告，把马克思主义喊得震天响，私下里却求神拜佛，大搞封建迷信；有的入党时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但入党后却整天琢磨实现自我、光宗耀祖、升官发财；有的当上领导干部时言之凿凿地表示要尽心竭力为老百姓办好事实事，但走上领导岗位后就干起违背百姓意志、损害百姓利益的事；有的整天把“实事求是”挂在嘴边，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掩盖矛盾、粉饰太平、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的定政策、做决策朝令夕改，出尔反尔，失信于民；有的篡改个人档案，搞假年龄、假学历、假履历，骗取荣誉和地位；有的不按规定如实报告个人重大事项，逃避组织监督，等等。

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离不开健全有效的诚信体系，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全有效的诚信体系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诚信缺失，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不诚信现象频繁发生，注水肉、黑心棉、毒大米、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甚至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不讲诚信、失信于民，无疑难辞其咎。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站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真正诚实守信、有诺必践，以提升党和政府的社会公信力，为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