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娜（山西传媒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1）



汪康年：清末杰出的民间报人

刘 娜
（山西传媒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1）

摘 要：汪康年的一生与清帝国半个世纪的大变局紧紧连在一起。他曾经是一名追求科举的旧士子，后来转变为一名倡导变法的著名报人和社会活动家。在办报的过程中，其思想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本文将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深刻地剖析汪康年当时的思想根源以及办报的历程，并和同时代中最有代表性的报人相比较，剖析他是怎样成为一位杰出的民间报人的。

关键词：维新；《时务报》；办报；汪梁之争；思想观念

在史学界，汪康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无论是把他划为洋务派，还是把他定位为一个反面人物，都无法掩盖汪康年对新闻报业孜孜不倦热情的追求。在一生短暂的生涯中，汪康年将16个年头奉献给了报业，最后也是死在新闻岗位上。可以说，汪康年将办报视作自己的生命，把办报作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价值目标，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民间报业活动家。一生共创办了6份报纸、一个通讯社，在报业的经营管理和报纸改革方面贡献最突出。

一、社会环境及办报活动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大门，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宰割，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94年“甲午”惨败，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中华民族面临深刻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同时中华民族也开始走向现代化。一批有识之士深感“非变法不足以图存”，开始从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展开了。同时，近代一批优秀知识分子意识到，报刊将要影响甚至正在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思想的启蒙与解放，在诸多方面都起着巨大的作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在各地组织学会、办报刊来鼓吹“变法图强”。在一批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下，我国出现了首次国人来办报的高潮。

下面以汪康年主办下的《时务报》为例，分析报纸与外界环境的关系：

（一）《时务报》——维新运动的产物

维新运动是一场自改革论者呼吁民权、主张变法的运动。《时务报》作为言论机关，自然会被维新人士利用，通过发表舆论成为维新运动的宣传中心。

汪康年的思想深受西方社会有机论、社会进化论和些许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思想主张是“群学观”。在晚清维新者的心中，“群学”一词实际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社会学，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学问，维新者讲求“群学”，探讨中国社会的“人伦治化”，并借助社会进化论来寻找中国的出路；另一层指“合群的学问”，既包括思想上的合群，万众一心，同谋改革，又包括行动上的合群，互相支持，共同奋斗。汪康年讲“群学”，特别发挥“相爱”概念，提出“以爱力转国运说”。“相爱”成为汪康年“群学”观的主要内涵。如何才能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让国人彼此相爱，汪认为就是要兴民权、开议院，让人民参与国家政治。

《时务报》出现在清政府系统制定报律之前，这一时期的“言论自由”是模糊的，话语权仍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时务报》的发展依靠的是张之洞等官僚的庇佑以及汪康年的小自运营。这种缺乏法律保护的报业环境，一方面它能按照汪、梁的意图发展；另一方面报纸随时都可能遭到扼杀。

（二）《时务报》——推进维新运动的发展

汪康年作为一位报人，其对维新运动的贡献就是用言论来发表自己的思想主张，言论所倡导的内容影响了维新运动实践的趋向。在69册《时务报》中，汪共发表了14篇论说，在这有限的篇幅内，汪完整地表述了自己的改革观。在《时务报》上，汪提出了两套改革方案，第一套改革方案——自上而下的改革，先在中央最上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然后逐步下移施行各个层面的改革。后来，汪认识到第一套改革方案实现的可能性不高，又提出了第二套改革方案——自下而上的改革，先由民间和中下级官员在基层推行教育方面的社会、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社会改革，等时机成熟，再由中央政府实施政治体制的大变革。实际上，第二套改革方案，以开启民智、普及教育、繁荣经济为先声，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普通人士手中，因而成为戊戌时期维新派真正用心用力的事业，“变于下”的社会改革活动取得了极大的成效。

《时务报》是汪康年主办的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作为维新运动革命宣传的大本营，报刊主要在以下3个方面宣传维新运动：首先，利用报刊倡导学会。在《时务报》初议时，汪康年就设想以报续会，“会报相助”，故创刊后对学会的发展极其重视，不仅专设“学会”一栏，刊载学会情况，而且把报馆变成学会的组织机关及发源地。1897年创设的“不缠足会”即设在报馆。其次，办理新事。《时务报》创刊后，在社会上有极大的影响力，维新士子视报馆为办理新事的总汇，各地官绅以开辟风气和有益公众之事相托，写书信往来。最后，分销各地维新报刊及出版、代售维新书籍。《时务报》的行销是成功的，并且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时务报馆实际成为各地维新报刊如《知新报》、《湘学报》等报的代销处或分馆。《时务报》还登载告白，向读者推荐和宣扬各维新报刊的优点。另外，《时务报》开办告白宣布：报馆出版、代售如《铁路章程》、《华盛顿传》等多方面的书籍。经报馆陆续印行的新书有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和《四上书记》，此后还有《光绪会计录》、《日本学校章程》及《重译富国策》等十数种书。

《时务报》成为变法宣传、推动维新的重要基地，除了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的努力外，汪康年作为《时务报》的首倡者、主要创始人，以及报务经营管理的组织者、执行者的地位是无可抹杀的，有学者认为：“汪康年是《时务报》中贡献最大的。”

二、办报中内部运作

《时务报》办于1896年8月9日，列入创办人的有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邹凌瀚、吴德潇五人，而实际上以黄、汪、梁三人为核心。这三个人的社会交往活动，尤其是汪康年的社会活动，对《时务报》的兴衰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汪康年和梁启超的关系

汪康年和梁启超作为《时务报》创办的核心人物，二人关系的变化对《时务报》的发展起着直接的影响，其关系经历了愉快合作—产生矛盾—分道扬镳的过程。

在《时务报》创办初期，就存在一些小的分歧，但这不是导致二人决裂的最终原因。汪康年最初主张办日报，决心与创办《循环日报》的王韬竞争。但黄遵宪、梁启超不赞同设日报，主张办成旬报，远在湖南的邹代钧以通信的方式陈述自己的意见认为“报事以旬报为妥”。最后三人商定以旬报发行。

《时务报》初办时，汪康年“以筹款事自任”，［1］报馆的文字工作主要由梁启超负责，“每期报中论说4000余言，归其撰述；东西各报1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公犊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书报章，归其复校。”［2］二人的愉快合作，迎来了《时务报》的辉煌时期。后来，二人矛盾的出现直接影响《时务报》的衰亡。

对于汪、梁矛盾的起因，学界主要有三种说法：政见不同、学术差异和管理矛盾。［3］

廖梅先生在《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中认为，真正导致二人分裂的原因是管理权冲突和学术冲突相杂交，“轰动一时的时务报馆中的汪梁之争，起因已非常明确。随着声名鹊起，梁启超不安于主笔之位，想参与报馆的管理；而为创办报纸历尽千辛的汪康年却不愿与人分享报馆的管理权，两人逐渐发生矛盾。由此，梁启超等人所信奉的学说和党同伐异的做派，也令汪康年日益不满。”

（二）汪康年和梁启超办报的比较

汪、梁处于同一时代，作为维新人士，办报都是为了宣传变法维新，但在报业活动中又彰显出不同的特点。

梁启超是一位报人，同时又是一位政治家，他一生创办了17种报纸，办报是为了政治，为了宣传维新思想，报刊只不过是宣传的阵地，“报馆实际成了维新派活动的机关”。［4］不可否认，梁启超确实为中国的新闻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梁启超不是一个纯粹的报人。

而汪康年首先是一位报人，而后才是一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他生命中有整整16年的时间是在报馆中度过的，汪康年抱病办报，仍坚持在新闻岗位上。可以说他把办报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生命。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的维新群体是完全不同的。他始终认为，报纸就该保持自由主义立场，它是立足民间的社会公器，报纸有“匡救政府、警觉社会、纠正舆论”的使命。这就和只专注于控制报刊，甚至把报刊作为舆论工具和政治手段的思想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三）报业改革和企业经营

汪康年不仅是一位纯粹的报人，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新闻企业家，无论办哪一份报纸，他都倾注自己最多的心血。为了提高报纸的质量，他特别注重对报纸的改革和创新。《时务日报》的创办，完成了他创办日报的理想，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充实新闻材料，报纸内容按新闻内容分栏编辑；用白报纸两面印刷，并句读加点；力求版面现代化，以与《申报》竞争。［5］在经营发行手段上，他也有自己的一套模式，以《时务报》为例：

第一，融资。《时务报》作为一份民办报纸，无任何来自官方的定期拨款，报馆的财务对报纸的运营非常重要。汪康年善于寻找捐款的渠道，在全国九地设立15处代收捐款点，《时务报》第3册和第7册公布了这些代收捐款处。除了设立代收捐款处，汪康年还尽量争取自己的师友认捐。

第二，行销。当《时务报》发刊后，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怎样把《时务报》及时有效地送达全国各地，并且保证无误地送到每位读者的手中。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难题。1896年，附设于海关的邮政局刚成立，全国的近代化通邮范围还非常窄，之前成立的电报局也大多都集中于大城市，所以邮政局和电报局也只能寄送一部分的报纸；航运当时相对发达，但是很难深入乡村及边远地区。汪康年主要通过直接寄送个人报纸、提供订阅报纸、建立派报处、发动朋友推销报纸和借助国外力量等多种手段，尽量发掘其他的行销途径，顺利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报馆收支基本持平，小有盈余，而报纸质量和销量持续升高，报馆人数也在不断发展。因而，最后报纸的停刊并不是经济或质量方面的问题，而是内部派系斗争所致。从总体而言，《时务报》的报纸改革和经营是成功的。

三、汪康年办报活动互动

汪康年从37岁开始办报，一直到52岁去世，16年中创办了6份报纸，其思想观念也从民权主义转变到文化保守主义，也就是从一个“激进”的维新主义者转换为“保守”主义者。廖梅先生曾这样评价汪康年思想的转变：“他曾猛烈批判中国锢疾，呼吁向西方学习，但在晚年却赞美礼教，主张将中国建设成为西方以外‘东方一大国’。”

汪认为要缓解国家面临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最重要的就是改变国人的精神问题，报纸首当其冲肩负起教化国民的重任。从《时务报》到《刍言报》，汪康年的思想不断发生变化，其所办报的类型也跟随其思想的变化而变化。在《时务报》中，维新派人士的第一套改革方案和第二套改革方案都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问题，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维新派变法改革的主张，这些成为进一步推动维新运动的一种手段。

时光推移，经历了戊戌变法、庚子会议到立宪运动和保路运动，汪康年认识到，必须先着手用精神建设来改变人心，将文化变革置于第一位。这时，汪完全蜕变为一个政治、文化保守主义者，其见解主要发表在《刍言报》这样的评论性报纸上，担当起舆论监督的角色。该报“以评论及记载旧闻供人研究为主，不以登载新闻为职责”，且“独资经营，不对外筹款，小招揽广告”。对于“1910年，全国各地立宪派进京情愿，要求尽快召开国会”，汪康年反对群众运动，在舆论上对请愿运动采取了批评的态度，还批评了国民智识太低，不与政府共度难关。然而，在否定立宪运动后，汪康年没能提出建设性的新方案，这充分体现出了汪康年晚年的思想特征。

“态度的改变通常是社会影响的结果”，办报过程中，汪康年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传者，其创办的报纸及其媒介的传播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深刻地影响着其所生活的社会。社会时局的不断变动，又不断影响着汪康年的思想观念。

参考文献：

［1］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M］.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230.

［2］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Ⅳ［M］.神州国光社，1953：526.

［3］ 殷晏梅.晚清民间新式报人——汪康年［J］.军事记者，2003 （01）：60-62.

［4］ 新闻界人物编辑委员会.新闻界人物［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128.

［5］ 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121.

［6］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23-139.

［7］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3：13-33.

［8］ 廖梅.汪康年与中国近代化思潮的特征［J］.复旦学报，1996 （06）：58-88.

作者简介：刘娜（1988—），女，山西太原人，硕士，山西传媒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播音。

中图分类号：G21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02-005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