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种业，将种业作为农业发展的突破口，相继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等多项种业新政，种业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湖北作为全国的种业大省，必须抢抓机遇，破解难题，加快种业发展，打造种业强省。

一、湖北省种业发展面临四大制约因素

(一)科技创新能力不强

一是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目前的农业科研体制导致科研“市场化”的程度远远不够，国家的优质资源大部分倾向于科研院所，导致我国绝大部分的种子企业没有品种研发能力，许多中小企业所经营品种完全依靠购买新品种，以至于形成了“育种不如买种、搞科研的不如搞经营的”怪现象。调查中，湖北省绝大多数企业R&D投入占销售额比重甚至低于1%的死亡线，其中用于自主创新的更少。

二是科研成果适用性不强。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与实际脱节现象比较严重。调研中基层制种企业和农户反映，近年来在轻简化栽培技术上没有显著突破，种子生产最大的劳动强度在插、割、碾等环节，急需在这些关键环节研发机械化设备，而目前科研力量主要集中在品种方面，基础设备研发比较薄弱。除此之外，品种研发片面强调单产的提高，没有针对湖北的气候特点，研发能够抗低温、高温、病虫害的优良品种，科研的需求与供给不一致，导致效率低下。

三是专业研发及技术人才短缺。调查的106家企业中大专学历以上人数所占比例已达到50.89%，超过半数，但科研人员占企业总人数比重仅为17.82%，可见目前湖北省种子企业仍将重心放在种子的销售上，企业人才结构不合理。种子产业是一个特殊产业，专业化程度比较高，合适的专业技术人才短缺。

(二)供种保障能力面临威胁

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农民制种积极性不高。目前农村劳动力成本增长快，在湖北的农户调查中发现，在本地打工收入100元/天，一个月工作20天，一个月收入2000元，而以杂交水稻制种为例，1亩田制种利润仅为500-600元(还不算劳力成本)，制种收益显然不如打工收益，与轻简化栽种、劳动强度低的常规稻种植相比，比较效益也不明显。据调查，农村95%的父母不愿意子女种地，同时制种风险大，利润低，因此农民制种积极性不高。

二是土地流转困难导致生产基地难以稳定。当前土地制度严重制约了土地资源自由流转，土地相对分散，湖北省目前种子生产基地大部分是租赁的土地，一般一年签一次合约，处于打游击的状态，给种子生产和管理带来诸多不便。制种基地生产秩序混乱，许多企业落实基地时采取拉拢贿赂乡村干部、故意抬高价格、对农民乱许愿、随意放宽生产标准、不划或少划隔离区等各种不正当竞争手段。有的企业在种子收购季节，特别是在市场行情较为看好的情况下，以抬高种子收购价格为手段，以高价利诱群众，从而套购、抢购他人合同约定的生产基地的种子。基地农民质量意识差、科技素质低。在种子生产的各个关键环节上，往往不愿接受技术人员的指导，有的甚至擅自更改制种技术措施。

三是水利基础设施薄弱制约种业规模效益提升。为种子生产提供有利条件，必须加强基地农田水利等配套设施建设。而通过调研发现，湖北省制种成本低，但是由于水利基础设施薄弱，大多企业选择在省外制种。例如湖北省玉米制种多选择在日照好、昼夜温差大、全灌溉的甘肃、宁夏两省。

(三)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不强

一是规模偏小。我国拥有8000多家种子企业，却没有一家市场份额达到市场总量的5%，前20强的销售额加起来都不如美国孟山都公司。湖北省种子企业规模偏小，大多数企业注册资金在1000万以下，湖北省种子企业的总资产、销售收入、利润、毛利润率都远低于省外上市公司。

二是资金短缺。民营企业大部分都存在资金困难，而种子企业贷款尤为难。由于历史原因，种子企业在银行系统诚信度差，种子企业贷款难。调研发现农发行(湖北)有针对粮食企业的收储贴息贷款，没有专门针对种子收购的目录。在种子的收购期，企业流动资金缺乏，企业往往积压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流动资金，不利于企业发展。企业只好到民间借贷，无形中增加了更多成本。

三是市场风险过大。目前湖北省种子生产，只有大田保险，即颗粒无收只按50元/亩的标准进行补偿，主要的赔偿压力落在企业身上，企业不堪重负。由于种业风险大，比较效益不高，如果不尽快建设种子的保险制度，种业的长远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四)种业发展环境不佳

目前种业“盗窃式育种、押宝式生产、掠夺式经营”现象比较普遍，种业发展环境不佳。

一是品种管理不规范。现阶段市场上一流品种的“假冒伪劣”以及“假冒而不伪劣”的现象比较严重。在近几年打假维权中，在品种鉴定上束手无策。有的地区借品种良补、新品种示范、一村一品等活动搞品种重复推介和市场保持，每个品种收费1000～2000元不等，给企业增加额外负担。植物检疫存在着重复收费或只收费不检疫的现象。

二是种子市场管理弊端多。目前，种子管理存在职能重叠和管理上的错位、越位和缺位，弊端很多。由于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内部把种子管理职能分割给多家管理，不仅管理形不成合力，还造成职责模糊不清，好管的、有利的抢着管，不好管的互相踢皮球，往往导致管理脱节或者不到位甚至缺位。农业厅的综合执法与种子管理部门的专业执法职能雷同，种子管理部门与工商管理部门在进行种子生产、经营、销售档案登记中两套表格，增加了种子企业的负担，影响办事效率，也不利于种子执法。

三是品种审定工作滞后。许多企业反映，目前农作物品种审定程序繁杂，一个品种从选系到组配到测试最少需要3-4年，还必须通过官方的预试、区试和生产试验，经过7-8年的时间才能通过审定与农民见面。新品种错过了最佳的推广时期，也减少了新品种的最大盈利期。因此往往出现品种审定和推广的不是一个品种，审定与推广两张皮的现象。

二、提升“四个能力”,加快建设种业强省

(一)加快科研体制改革，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第一，明确各级科研机构的职能分工:国家级科研单位主要进行基础性研究;省级科研单位主要进行应用基础研究;地市级科研单位主要以提高品种研发能力，终端品种的选育为主。科研单位只能申请基础性项目，科研单位研发的品种要上平台，企业公平竞争获取品种经营权，所获利益一部分归于财政，财政根据品种的推广面积给予科研单位一定的奖励。科研机构基础性研究应无偿使用，按推广后收购量从收购价中按一定的比例返还给科研单位。第二，在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对接过程中，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处理好人才的激励与约束;发挥科研人员特长，鼓励到企业兼职;完善健全科研人员考核机制。实行“双轨制”，科研人员自由选择留在企业还是科研机构。第三，探索更为有效的科企合作模式，力争在改革过程中实现“软着陆”。科研机构与企业紧密合作，以科研成果拍卖、委托研发、成果合作共享、科研机构人员在企业兼职等有效形式，不断摸索出最优的科研单位改革模式，逐步将科研单位的商业化育种资源转向企业。最后，建议将品种审定制度修改为品种登记备案制度，提高品种创新能力。

(二)扩大生产基地规模，提高供种保障能力

稳定生产基地，提高机械化水平。其一，要通过土地流转，建立长期稳定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基地;其二，加强基地农田水利等配套设施建设，为种子生产提供有利条件;其三，成立专业的制种公司和制种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行规范的管理，改变农户个人制种的落后局面，通过整合资源，实现制种从插秧、施肥到收割全程机械化，不断提高生产基地的规模化水平，有效降低制种生产成本。此外，种子企业的诚信对基地建设的稳定非常重要，遇到灾害等不可抗力的时候，企业要勇于承担更大的责任。

大胆突破，创建种子保险制度“试验田”。建立种子保险制度，减轻企业风险。包括种子生产保险和病虫害等自然灾害保险，尽量减少种子在生产、经营过程因自然灾害给种子企业和农户造成的风险损失。建议将种子保险作为农业保险的试验田和突破口，选择有条件的区域进行试点，再逐步推广。其他省份已经做出了一些有利的探索。如福建省，经过5年的试点、推广，将水稻保险范围扩大到全省，并力争投保率达80%以上。每亩水稻保额300元，保费12元。12元保费中，80%由省、市、县财政支付，20%由农户支付。也就是说，只要农户愿意，只需交2.4元，就可最多每亩获得300元赔款。

加大良种补贴补贴力度。可将当前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扶农惠农政策向龙头种子企业倾斜，帮助企业做大做强。目前水稻、玉米、油菜这些在湖北的主要品种没有良种补贴，鉴于当前全国杂交水稻制种出现企业不敢制、农民不愿制、制种面积连年下滑的严峻形势，建议湖北省实行杂交水稻制种补贴制度，对湖北企业组织生产的自育品种进行制种补贴，以调动企业的制种积极性，提高湖北杂交水稻种子的市场竞争力。

(三)优势资源整合，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资源重组，打造现代化种业航母。政府提高种子企业准入门槛，着手清理不规范的种业企业，大幅减少企业数量，用资源、资产、信誉进行资产重组，组建湖北种业航母。将留下来的企业按经营作物种类进行分类，优势资源的整合。选择有实力，优势互补的企业进行重组，将公司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营销手段与品种优势结合，利用感情纽带、制度保障消除隔阂，以市场化手段扩大种子企业规模，力争在2020年规划期内形成2-3家种子上市企业，组建湖北省种业航母。逐步加大企业科研与基础设施投入，加快企业科研人才队伍建设。给予种子企业信贷优惠，加快资金流转。

(四)健全管理机构，提高市场监管能力

健全种子管理机构，完善种子管理体系。严格种子生产、经营行政许可管理，依法纠正和查处骗取审批、违法审批等行为。依靠行业协会，解决我省种子企业诚信、自律不够的问题。适时修订完善种子配套法规和规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