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颖

（长安区广播电视中心，陕西　西安　　710100）



全媒体时代公共危机新闻事件的传播机制研究

王颖

（长安区广播电视中心，陕西西安710100）

摘要：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35年的快速发展，进入到了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整体呈现出非稳定状态，有关公共危机的新闻事件不胜枚举。与此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介网络被迅速地洗牌、编织并且重新搭建起来。基于此，一种以互联网为切入口、数字化系统为依托的新型媒介形态——全媒体应运而生。面对非稳定状态下的风险社会，全媒体的传播特性赋予了受众史无前例的知情权、话语权与监督权。亦如双刃剑一般，全媒体也成为社会冲突与不满情绪的释放窗口。近年来，全媒体公共危机新闻事件不断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与焦点，通过虚拟社群的民意诉求、全媒体的舆论引导与政府部门的权力介入，新媒体事件更具制度变迁与社会导向的意义。

关键词：全媒体；公共危机新闻事件；传播机制

一、全媒体的概念厘定

截至目前，学界尚未出现关于“全媒体”统一成型的定义和概念。综合考量前人对于全媒体概念的诠释之后，笔者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全媒体的概念进行梳理：首先，就信息的呈现形态而言，全媒体是以文字、照片、音频、影像等各种媒体表现手段为基础，不同媒体之间进行融合，产生质变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其次，就信息的媒介形态而言，全媒体包括了纸媒、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在内的各类信息接收终端，涵盖视觉、听觉、触觉及形象等人们接受资讯的全部感官载体和终端；再次，在媒体运营和盈利模式上，全媒体是对报网互动、跨媒体经营、移动媒体等多个概念的综合。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现阶段的全媒体仅仅只是一个相对的媒介概念，而非实体化的媒体介质。发展至这一阶段的全媒体传播实现了媒介、手段、技术的大融合，实现了受众对信息的全面感知，实现了信息生产传播的一体化。

二、传播资源：全媒体成为公共危机新闻事件的重要发源地

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在《评普鲁士最近书报检查令》中将新闻自由定义为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全媒体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更为集中、具体的考察媒介话语秩序的环境。特别重大的媒介事件显现的多媒介聚合效应（内爆）对媒介系统本身以及相关的媒介上层管理系统原有的控制模式（包括理念、机制等）往往产生震撼性冲击，并可能导致某一重要的转折性变革。全媒体所具有的低门槛、开放性与自主化等媒介特征，使其从单一的网络媒体中脱颖而出，成为公共危机新闻事件传播的重要场域。如果说200多年前恩格斯对新闻自由的追求是对新闻信息审查制度的一种反抗，那么在当下，社会化媒体赋予个体的信息发布权和信息传播自由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三、公众权利：全媒体逐渐搭建起了公众话语表达的新型平台

全媒体的不断完善与逐渐普及促成了公民个体话语表达权的实现，构筑了公共利益表达的新型呈现平台。“话语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意思是消除话语权利和语言权利、义务和人类群体声望方面的不平等和不对称。”在使用渠道方面，全媒体发达的技术呈现扩大了参与公共危机新闻事件传播的人群与数量，增加了公共危机新闻事件信息传播的频率和强度。全媒体用户多元化的特点使其能够做到主客体的一体化，由此构建出多极、网状并具有弥散性质的信息传播格局。这种传播格局背后打通了“社会”与“社交”两个信息网络。用户个体作为节点参与信息传播的过程，真正实现了个人对个人、个人对多人、多人对多人的网状立体的传播。针对不同的公共危机新闻事件，来自不同群体或阶层的用户，不断变化自己在传播过程中的角色定位。由此构成的传播层级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在社会化媒体中，用户能够以最低的精力成本，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公共危机新闻事件的整个传播过程中。多媒体时代的媒介竞争发展是全媒体话语系统壮大的一个重要体现，它在不断提高社会公众的信息接收和解读能力，为传播公共危机新闻事件和挑战政治权威培养了具备不同思维方式的公众。

四、媒介环境：全媒体呈现了全新的媒介生态结构与环境

全媒体的出现与大范围的普及应用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媒体垄断传播渠道的单向度的媒介生态环境，使媒体和媒体之间不再简单地进行物理方式的叠加，而是发生化学性质的化合反应。全媒体的传播机制与自身属性丰富了媒介品类，同时也促成了全新的媒介生态结构，“绿化”了媒介生态环境，实现了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的权利逆转，为公众参与公共危机新闻事件的传播提供了正规的渠道与路径。事实证明，全媒体公共危机新闻事件正在生成新的媒介生态结构，培育公众媒介素养，形成现代媒体的公共服务意识。与此同时，一种新型的媒介生态环境也在全媒体影响力的推动下不断丰富、创新与完善。邵培仁在其著述《媒介环生态学》中论述了不同种群、群落间的生态位对于媒介生态环境的影响，提出了现代媒介应当正确保持不同媒介间时间偏移与空间偏移的平衡，使之取长补短、互动互助，帮助权力中心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新媒体发起、纸质媒体和电视媒体紧密配合发力，共同引导社会舆论，互惠互利，体现的正是一种新型的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媒介生态关系，是我国新媒介资源不断壮大的体现，也是我国媒介生态文明化的重要体现。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全球化的洗礼，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民众将加入新的虚拟社群。这也促使因“媒”制宜的媒介生态环境不断调整，促进适宜的媒介规则不断完善，促生公民、媒体、政府间更加和谐、稳定的相处关系。就公民而言，使用并且通过全媒体对公共危机新闻事件发表声音、意见、观点，是其弥补现实政治参与度不足的重要手段；就全媒体自身而言，要合理处理市场化与公共价值的关系，客观公正地呈现社会事件的真相，以及复杂媒介生态环境中不同品类的媒体如何做到差异化的生存与发展；就政府而言，对全媒体公共危机新闻事件的合理引导与及时纠偏是善治的重要表现，也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全媒体时代［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36-137.

［2］ 黄晓钟.中国媒介话语秩序的重构［M］.四川：华西出版社，2009：83-89.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11-02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