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柱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及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实现机制

王玉柱

“一带一路”体现了共享和联动的发展理念，有助于推动中国和世界实现均衡和可持续增长。“一带一路”本身作为中国再平衡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实施，推动区域发展关系变革。“一带一路”将推动中国与世界生产关系变革，中国成为后危机时代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接力者，推动后危机时代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和优化，通过“丝绸之路价值链”更好地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平衡发展。

一带一路包容性增长再平衡丝绸之路价值链

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资本回流、全球投资和贸易规则重组，全球经济“碎片化”对传统全球价值链产生割裂，全球生产缺口在扩大。“一带一路”将成为中国推动世界实现包容增长的重要政策实践。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有助于重新配置中国在全球生产中的分工体系，更好地推动调整中国国内区域之间及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平衡关系。

一、我国区域“增长极化”效应形成与传统区域发展政策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了差异化的区域发展策略，旨在通过先富起来的东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一段时间看来，待东部地区富裕后，西部地区的发展并不容乐观。由于差异化开放政策的实施，东部及沿海区域快速增长形成的“极化效应”对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要素形成进一步吸纳和汲取。劳动力和资本的跨区域流动最终推动形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失衡的基本格局。即便中央层面在西部地区出台一系列开放政策和改革举措，但新政策产生的边际刺激效应显著降低。当前，区域增长失衡已成为影响中国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1．传统粗放型出口模式、东西部禀赋差异与区域失衡的区位因素

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具有较强的经济地理空间依赖性，出口企业需要选择靠近港口区域进行生产。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来一补”产业，对地理位置的偏好尤为明显。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商品出口目的地主要以欧美日韩和东南亚地区为主，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商品仍需借道东部沿海港口方能流向世界其他地区。从物流成本角度分析，贸易的地理特征也决定了东部沿海区域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的竞争优势。中西部地区深居内陆，基础设施和配套产业体系不健全，出口产业面临较大的成本和基础设施条件制约。同时，由于东部地区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区域之间无法形成合理的产业梯度等级，中西部地区始终无法在粗放型出口领域取得相对竞争优势。相比之下，一些机电、重工、家电制造等具有一定技术集成的产业受到运输成本影响相对较小。因此，相同条件下，中西部地区企业始终面临竞争劣势，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存在先天劣势。

由于缺乏健全的生产及物流体系，中西部地区单位投资收益要低于沿海地区。在自由市场环境下，资本和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主要受市场规律驱动，资本在东部地区投资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率。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非但不会从富裕的东部地区流入中西部地区，反而富裕的东部地区会对中西部地区形成一股新的资源“虹吸效应”。对于劳动力市场而言，由于地区工资差距的存在，在劳动力流动的政策管制不断放松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群体大规模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供应相对短缺进一步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用工成本。

2．地方政府行为、传统财政体制与区域发展失衡格局的形成

地方政府干预经济增长是导致区域失衡的一大影响因素。被称为上一轮高速增长的“县域经济”竞争，其本质上是地方政府行政力量干预经济的结果。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能力的差异一方面冲销了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能力，另一方面客观形成了对中央层面区域发展政策的稀释效应。先发展起来的东部地区最先享有先行先试的政策资源，在经济资源集聚方面比中西部地区享有先发优势。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推行的分税制改革，使得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弱势进一步凸显，西方学者将其称为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地方政府获得更多自主和差异化的财政权力。沿海地区依靠税收积累，在政府投资扩张的刺激下，实现滚雪球式发展，而西部地区财政迄今仍捉襟见肘，需要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方能勉强维持。

土地市场化改革推动新一轮地区间“准财政”鸿沟的扩大。我国土地所有权制度转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享有批转特权。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后，经过招拍挂流程产生的土地出让金收益最终成为地方政府的“准财政”资源。由于区域间地租级差的存在，东部地区政府掌握的财力资源要远超过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进一步成为地方政府可以动用的准财政资源，这笔钱甚至远高于事实上的财政收入。比如上海2015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达到1677亿元，远超过中西部地区很多省份的年度一般性财政收入。因此，区域间地方政府掌握经济资源能力的差异使得地区间经济增长鸿沟进一步扩大。

3．市场机制下要素自由流动与传统区域发展政策的失灵

针对不断扩大的东西部发展差距，中央层面出台一系列区域发展政策，比如在中西部地区推动类似于开发区或政策更为优惠的产业园区。新千年伊始，中央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等发展战略，中央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给予中西部地区较大的政策扶持，旨在通过政策影响和引导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区域配置优化。然而，生产要素的流动具有其客观规律性，从实践结果看来，区域政策实施并未能有效刺激生产要素的回流。中央层面所能投入和引导的资金资源终究有限，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流向的有效引导。先富起来的东部地区非但未能形成对中西部地区的反哺，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的“回波效应”或“涓滴效应”，反而出现了美国经济学家赫尔希曼提出的“极化效应”。一旦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极化效应”形成之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便显得尤为困难。即便中央层面出台一系列区域发展政策，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行政力量主导的资源配置远低于市场机制下要素流动产生的逆向冲销作用。从政策设计合理性角度看，我国在中西部地区推行的区域政策实践基本沿袭了东部地区的政策模式。在东部地区既有优势基础上，中西部地区无法通过同质化的政策设计获得区域比较优势。尤其需要考虑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差异产生的额外扭曲效应。

二、“一带一路”的“再平衡”理念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支撑

后危机时代，中国政府和学者都在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再平衡问题。“一带一路”正是中国经济发展再平衡的政策产物。中国寄希望于通过“一带一路”的实施实现自身过剩产能在沿线国家的优化配置，改变长期以来的贸易失衡导致的频繁贸易摩擦等。通过“一带一路”为内部和沿边省市区提供新的发展机遇，以此弥补和纠偏改革开放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失衡效应”。

1．世界经济失衡与中国对失衡问题的认识

受全球分工、比较优势、政治和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影响，世界经济愈发趋向不平衡，“失衡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世界经济失衡中的中国因素主要表现为，新世纪以来中国贸易顺差持续增大，中国与世界主要贸易大国间的贸易摩擦和人民币汇率争端不断涌现。早在金融危机前，中国便已意识到世界经济失衡问题及可能引发的潜在危机，国内政策层面推出一系列增加内需和降低外贸依存度的政策举措。金融危机也是中国传统增长模式的转折点，中国也充分意识到粗放扩张型增长模式对世界其他地区可能形成的增长抑制。意识到世界不均衡增长可能滋生的国际层面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以及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新兴经济体危机所体现的世界失衡的本质。

对于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很多国际学者和研究机构认为，中国粗放型出口产业、固定汇率制度及因此引发的国际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逆向流动是导致美国经济过度虚拟化的重要因素。一些国际智库在给拯救世界经济失衡开药方时，直言不讳地提出中国需要通过增加国内消费和投资水平以降低对赤字国美国的不平衡冲击。时任美国财长的保尔森甚至直言依靠出口经济迅速增长的中国高储蓄率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尽管将金融危机归因于中国的指责存在较大的不合理性，但后危机时代中国对自身在世界经济平衡中的角色定位确实进行了重新深入思考和重大调整。当前宏观政策领域的一系列改革都体现了相关政策调整思维。

2．“包容增长”的发展理念与中国“再平衡”战略

“包容性增长”区别于排斥性增长或零和增长，其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提出。亚开行对这一概念的阐述重点强调增长的机会均等，增长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等。“包容性增长”内涵多元，其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和国内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政策涵义。于我国而言，“包容性增长”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发展方向最早体现在“十二五规划”中，反映了中国对可持续增长的反思和发展政策中的再平衡思想。“包容性增长”与“科学发展”二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性，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互动协调。

中国在国际和国内层面提出“包容性”增长既有共性特征，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国际层面，中国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更强调“共享、共建”基础上的分享式增长，旨在强调发展的互利共享。国内层面，中国旨在通过政策改革，努力推动对失衡经济的“纠偏”。

3．全方位改革与“一带一路”的提出

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区域发展政策，“一带一路”是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提出和实施的。全面深化改革意味着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国内与国际等关系将重新进行调整和优化。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一带一路”实施的政策思维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总体政策设计方面，政府与市场关系进一步理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顶层设计角度为中国经济平衡发展建构制度框架。重点解决因为市场机制不健全产生的资源错配效应，推动资源在市场机制下进行合理有效配置。

央地关系方面，央地财政事权和财权关系进一步明确和合理化，地方政府干预和扭曲市场的行为将从源头上得以节制。近年来中央层面推出一系列财政政策改革措施。比如，出台清理地方融资平台，限制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对地方土地出让金进行规范等政策举措。有效降低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使得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匹配方面更为优化合理，中央政府可以在区域资源调配中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

区域发展规划方面，中央层面合理统筹。中国强政府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集中力量统筹协调。中央从全局出发，制定“一带一路”总体指导原则，内地及沿边地区的地方政府根据《愿景与行动》纷纷制定本地区的发展规划。沿线省份发展规划需首先上报给国家发改委，国家发改委根据总体发展规划，再对地方规划进行逐一核准备案。这种经过中央集中的区域规划有助于打破区域竞争性非均衡规划格局。在地方政府财权及融资权限被有效限制后，只有纳入到国家层面的大型政策规划，经过国家层面的批准和国际政策协调才能得以合法和有效推进。

三、“一带一路”与国内区域发展“再平衡”

国内因素始终是中国经济和外交政策的首要出发点和考虑因素，“一带一路”也是中国推动实现国内区域发展均衡的重要政策举措。鉴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中国区域均衡发展亦是世界经济实现可持续和包容增长的重要方面。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系统性冲击，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转折点。

1．国际资本流动和贸易格局调整及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机遇

东部地区的发展主要受到来自欧美、日本和香港等发达地区的FDI推动，是上一轮发达国家和地区跨国公司全球投资潮背景下，全球生产布局优化和价值链重组的结果。金融危机后，由于发达国家自身需求萎缩，以及发达国家自身“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东部地区FDI流入的结构变化非常之大。以上海为例，2014年数据显示，上海FDI构成中65%的资本来自香港，这些资本很大比重并不是有效投资，我们将其看做是回程资本（round trip capital），很大程度上是内地企业出于避税考虑进行的虚假操作。相比之下，就当前国际资本流向国内的区域分布看，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增速已开始逐步超越东部省份。从出口消费市场的区域构成看，全球范围内正经历劳动密集型生产的再调整。受东南亚和南亚等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长的影响，我国东部地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上份额开始下滑。实际上，早在金融危机之前，东部地区部分出口产业就出现经营压力，很多企业迫于经营压力，将企业运行资本投机于房地产、矿业等领域，通过赚“块钱”的方式改善企业生存状态。另一方面，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看，过去30年东部地区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主要依靠港口地理位置优势，通过便捷的港口运输联结发达国家市场。后危机时代，随着发达国家市场的需求饱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和我国内陆地区成为新的增长点。

2．“一带一路”后发优势与中西部地区相对竞争优势的形成

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发展弱势在于缺乏有效的运输通道，而“一带一路”重点旨在提升中西部地区与世界的互联互通能力。随着“六大走廊”推进建设，中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未来沿线区域将会形成新的贸易创造效应。实际上，相比起东部沿海地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当前中西部地区出口产业表现出较高的技术集成特征，对物流成本具有较高的容忍度。铁路运输所缩短的时间成本可以有效弥补海运的成本价格差，尤其是机电、通信和装备类产品的贸易资金回流也是企业运行成本的重要考虑因素。通常物流滞后形成的库存积压甚至要超过运费成本本身。以笔记本运输最为典型，10年前，东部地区的昆山生产了全世界1／3的笔记本电脑，当前中西部的重庆逐渐取代了昆山的地位，生产了全世界近4成的笔记本电脑。从重庆出发的渝新欧国际班列有效解决了中西部地区的国际运输出路问题，缩短的运输时间有效地节约了库存资金成本。

新一轮产业格局调整背景下，中西部地区可有效发挥“后发优势”，在基础设施水平和市场机制渐行完善背景下，通过产业同步升级赢得发展先机。近年来，在渝新欧、郑新欧国际班列开运背景下，重庆和郑州等地具有一定技术集成的产业竞争优势初步形成。从出口产业结构升级角度分析，中西部地区具有显著的“后发优势”特征。高端IT产业、智能化制造等产业发展可以摆脱一系列传统因素的限制。智能化制造可以实现更高的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在解决运输国际通道和劳动力问题后，中西部地区的级差地租优势逐步显现出来，便宜的土地租金是企业经营成本控制的重要方面。

3．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定位优化与全球生产“再平衡”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提出“国际产能合作”，旨在帮助沿线国家基于本国发展优势，建立和完善其自主产业体系，进而推动实现沿线区域的贸易能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尚未对中国对外投资和大规模“走出去”现象作出解释，实际上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模式和当初“亚洲四小龙”发展模式类似，生产企业旨在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降低生产成本和获得更大的市场收益。从大规模“走出去”的经济效应看，中国对外投资还有助于实现世界生产和贸易的平衡，推动实现世界经济更均衡发展。

当前中国出现的产能过剩主要受到中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位置的影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最终使得产业链低端部门生产比重过大。国内产能过剩的解决需要从国际产业链角度进行优化和升级，在提升中高端产业链比重的同时，通过产能合作等方式降低产业链低端生产比重。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实现产业链低端的生产转移，提升自身在国际产业链中高端生产中的比重。中国国内发展政策的“再平衡”是一种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外溢效应。

四、“一带一路”与世界经济“再平衡”

1．后危机时代传统生产和贸易格局调整及全球产业链的解构

当前全球生产价值链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和全球贸易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全球生产价值体系，总体上形成了以高端生产和服务出口的欧美日链条顶端，以普通生产制造业为主的东亚及东南亚地区链条中段和以石油及其他大宗商品为主的链条底端的价值链分工格局。后危机时代，全球生产价值链正经历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传统国际投资和贸易格局正经历结构性调整。国际投资方面，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积极推动本国和本地区工业化进程，对外投资步伐显著放缓，甚至出现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资本回流现象。尤其受到增长失衡的影响，美国经济增长势头总体良好，美联储加息预期的持续冲击，传统国际投资格局正经历结构性调整。另一方面，以美国推动的贸易和投资规则重组为标志，全球化进程呈碎片化发展态势，贸易和投资区域化趋势增强，全球生产和贸易格局也将出现相应调整。此外，由于发达国家需求疲软和自身生产制造业的恢复，全球生产和贸易下滑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新常态。同时，由于中国国内正经历大规模“去产能”进程，美国能源自我供给能力增强，国际大宗商品贸易规模大幅萎缩，传统生产和贸易格局正经历结构性调整。

2．“一带一路”与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价值链重构

中国作为新的对外投资力量，中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将成为影响全球价值链体系的重要因素。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一带一路”和自贸区改革试验为先导，中国开始推动全面开放战略。中国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开放导向的上层政策设计对企业走出去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2015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增长幅度达14．7%，在2014年14．1%基础上再创新高。除传统制造业外，中国在装备制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比如，在高铁、核能、高压输变电、基础通信领域具有较高的国际竞争力。随着行业的发展壮大很快将形成国内的产能过剩，中高端行业走出去也迫在眉睫，中国对外投资增速因此将进一步加快，并很快成为全球最大资本输出国。

中国企业在海外大规模布局有助于世界一体化的深度发展，有助于弥合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投资回流形成的价值链割裂，最终推动“丝绸之路”价值链的形成。新价值链的形成亦是对传统西方跨国公司投资形成的全球产业体系的重构。“一带一路”将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大机遇和政策平台支撑。我国提出的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业合作是以推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为发展方向。相比起传统“产能转移”的提法，“国际产能合作”更倾向于注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工业生产体系建设和后危机时代全球生产价值链的重构。“国际产能合作”注重产业链的境外拓展和延升，基础设施建设更具有生产体系针对性和体系性，有助于相关国家建立自身的基础工业生产能力。对外投资不仅仅是资本缺口的弥补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技术溢出过程。

3．“丝绸之路”价值链与世界经济联动发展格局的形成

前一轮全球化导致的全球经济失衡，客观上使得后危机时代全球化进程陷入困境，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生产和资本回流在割裂与全球经济联动关系的同时。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需取决于参与者是否能够共同获益，否则必然会出现当前投资及贸易规制重组和成员国自我保护的全球化困境。2016年中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提出“联动发展”的政策理念，体现了中国对自身及世界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变革。“联动”主题的提出，除了体现中国在推动世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发展融资合作外，主要体现中国从全球治理角度对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认识。联动的目的旨在危机时代发达国家制造业和资本回流形成的全球生产“价值链解构”背景下，通过全球资源优化配置，通过产业链和生产网络的重建，避免沿线相关国家在新一轮发展中再次“边缘化”。

本质言之，“一带一路”是一种典型的“联动”和“再平衡”发展模式。“共商、共享、共建”本质上体现了对等与均衡导向的发展思想。“一带一路”的实施体现了世界经济体之间发展联动格局，是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新一轮发展互动的关键。“一带一路”通过增强世界经济产业和价值链条联结，推动产业布局重构进而实现要素配置优化，实现全球经济均衡和可持续增长。中国的政策实践旨在帮助沿线国家建设和完善基础工业化能力，使得沿线国家成为全球价值链中公平的参与者。比如，中亚和南亚地区基础设施缺乏，融入全球产业链的成本较高，中国通过帮助修建铁路和公路等基础设施，可为他们进入全球生产体系提供便利，有助于更好地参与世界分工。在“五通”政策导向下，通过沿线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业合作，帮助沿线国家建立基础生产能力。

五、语结

“一带一路”的提出，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国内国际两个“失衡”格局作出的重大战略调整。就国内层面看，“一带一路”是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旨在推动中西部地区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区别于传统区域发展政策，实施的宏观政策背景、国际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性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倡议的有效实施将有助于推动国内区域平衡的实现。从国际层面看，“一带一路”的实施有助于降低中国传统粗放型增长对全球经济均衡的影响，降低中国对国际经济的过度依赖而可能孳生的经济风险。同时，中国对外资本和技术输出将推动形成后危机时代特有的“丝绸之路”价值链，有效弥补发达国家投资回流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割裂”，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推动力量。

［责任编辑：吴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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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2382（2016）12－0010－05

王玉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上海20023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市场决定、政府作用与良性‘竞争秩序’的体系构建”（项目编号：15CJL022）的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