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竞争与制度创新驱动※

2016-02-28俞宪忠

现代经济探讨 2016年12期

俞宪忠

全球化竞争与制度创新驱动※

俞宪忠

全球化竞争的核心是制度竞争、优胜劣汰和演进趋同。制度变量对各种国别间发展现象具有超强解释力；国际竞争能力、经济发展质态和科技进步水平等发展变量只能是其制度质量的发展函数。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主要来自于非国有化的“制度红利”，但其发展转轨面临着制度路径依赖性的重大约束瓶颈，主要表现为政府制度供给缺失，以及由此导致的国有化全领域垄断。只有制度依赖性才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人均低水平的落后粘性，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还没有真正跳出低水平均衡的制度陷阱。对于中国未来高质量和可持续的转型崛起，市场化公平竞争的制度创新驱动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先性。

全球化制度竞争优胜劣汰发展转型创新驱动

全球化是21世纪超宏观界面日益突出的显著特征。全球化创新竞争对任何国家都具有不可抗拒的外部冲击性，发展中国家因此而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的转型挑战。尽管全球化竞争覆盖了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等愈加广泛的发展领域，并具有极其丰富多元的创新发展内涵，但全球化竞争的核心要义首先是制度竞争，优胜劣汰同样也是主导全球层面国家制度竞争的“丛林法则”。国家之间的任何发展悬殊现象，实质上都是某种特定国家制度安排的发展函数，无论是国际竞争优势还是国际竞争劣势，归根结蒂都来自于某种制度质量和制度效能，全球化创新竞争已经把制度变迁提上了不可回避的首要发展议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正在遭遇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的巨大压力，迫切需要由粗放型增长的旧常态迈进由创新驱动的新常态。创新驱动也具有多层次的变革内涵和发展诉求，但其核心要义在于制度创新驱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仅仅是而且也只能是制度创新的发展函数。

一、全球竞争促进制度变迁

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强调土地、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当代新经济增长理论则强调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知识创新的重要性。如果将制度变量纳入全球化竞争演进的长期分析框架，人们就会发现国家间发展悬殊主要是源自于制度质量优劣及其制度效能差异，制度变量对各种国别发展现象具有令人心悦诚服的超强解释能力，尤其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公平竞争制度，最能为经济发展提供经久不衰的原动力。亚当·斯密在1776年就曾深刻指出：“垄断是良好管理的大敌。”“任何事业，或任何分工，只要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任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也更有利于公众和社会。”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时也曾深刻指出：“竞争最终可能在决定长期经济成功方面比其他因素都重要。”公平竞争不是技术，而是一个优质高效的制度框架，不同的制度框架总是具有不同的发展效能，并必定会导出不同的发展函数和演进后果。当代全球化竞争的核心要义也是经济运行制度竞争，制度竞争的演进过程是优胜劣汰，而制度竞争的价值取向则是演进趋同，或者说，就是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学习模仿和借鉴靠拢的改进优化过程。

国家制度安排的主要效能就是激励或约束各类主体的选择行为（向度和强度），与那些不可移动的大量不动产和很难国际化流动的普通劳动力不同，任何高质量人才都具有超强的高度流动性，而且他们也总是有办法突破现有制度的约束瓶颈，并能够寻求到优质高效的政体外个人发展路径。一旦这些高质量的创新人才群体普遍遭受制度压抑，他们自然就会纷纷作出下述两种本能的行为反应：或者是消极性地减少创造行为和放弃创新活动（边际努力行为递减或消极偷懒），或者是积极地迁移到能够获得有效制度激励的其他实体（超边际选择行为创新或出国跳槽）。“只有那些对现行制度感到失望的人，才寻找利用他们才能和实现他们抱负的其他途径。”更为重要的是，对高质量人才的净流出国——发展中国家而言，其跨国界带走的不仅是已有的资本和技术，而且更是创造能力、创新知识和创富梦想。

发展中国家制度安排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劣质低效，其共同特征就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交织重叠，在无法吸引人才和知识流入的基础上，不仅具有将国内原有创新人才的创新动力加以耗竭（无法迁出的消极反应），而且也会将那些高智力创新人才驱赶至其他国别地区（能够迁出的积极反应）。人们不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人们选择做某种事情总是有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所在（如利益、偏好或制度）。人们所有的选择行为都与其个人利益和发展偏好高度相关，都会有其背后的未来预期原因。而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效能就是能够为人们提供某种或好或坏的未来预期，或者说制度结构能够为行为主体提供某种或强或弱的选择动力，因而所有的选择行为都是一种特定的制度现象，都是对现有流行制度的特定行为反应。发展中国家长期奉行某种劣质低效制度框架的基本结果，就是必然导致国家发展画面的人财两空和国弱民穷。因而国家间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发展现象背后，都会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同质制度存在，说到底就是一种富有解释力的制度函数现象。制度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始终都在操纵着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质量和文明演进程度。

制度既是一个社会内生性纵向演进的驱动力量和发展引擎，也是一个社会得以实现横向和谐的组织配置和协调机制，更是国民大众所必需的幸福通道和公共产品。而国家政府则是制度这种公共产品的垄断供给者（尤其是大多数正式制度），其供给侧的制度变革将具有重大意义和首要价值，关键就在于能够被国民大众的普遍认同和长效支持。而政府行为则从根本上表征了制度质量和制度效能，政府权力太大的同时必定是大众权利缩小，并会导致政府行为的反复无常、轻率任性、缺失诚信和劣质低效。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富有远见地指出：“在自由的国家里，政府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人民对政府的行为能做出赞同的判断。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人民对政府的行为做出轻率和反复无常的判断。”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转轨，其实质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能够满足国民大众发展诉求的制度变革和制度替代过程，这是获取政府合法性存在终极根源。

政府在制度变革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首要角色，在公共产品的制度供给领域尤其如此。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完全垄断了制度供给，国民大众无法深度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供给过程，因而几乎都是为民服务的优质制度产品长期供不应求，并存在着非常巨大的相关制度供给缺口，无法造就并支撑民富国强的长效经济繁荣，因而实质上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制度贫困”。换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说是由于特权阶层俘获了政府机构，导致以官为本的劣质制度长期供过于求，这种仅仅保护少数特权阶层的制度结构，只能是设租寻租性的财富掠夺而不是全社会的财富创造，因而所有的发展危机都是这种剥夺大众基本发展权益的“制度危机”。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时也曾深刻指出：在发展中国家，“总体来说，政府让自己扮演了过多的角色。政府不仅没有能力承担资源配置的需要，而且政治过程的激励使得政府不管有什么样的能力通常都不会用于增加国民生产，而是用于把租金转移给有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从这个角度看，解决的办法只能依靠市场，尤其是要消除与保护主义、政府补贴和政府所有权有关的政府强加的扭曲现象。”发展中国家长期累积的诸多负面问题，都可以聚焦于制度扭曲，其关键就在于政府严重失灵。

全球化时代的任何竞争，其实质就是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在这个竞争性的国际市场上，任何性能优良的制度框架都会具有收益持续递增的基本特征，而且制度扩散、延续和传播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一旦某个国家在某一时期演化出了某种优质高效的制度体系，不仅本国民众可以永久重复使用，从而使得全体民众可以永续受益，而且其他国家也可以在不向其发明国支付任何制度研发费用的情况下，而加以大部分地学习引进、模仿借鉴和复制使用。对于这种完全公益性的制度产品，而不必担心会引起任何知识产权纠纷，从而可以多快好省地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景观。全球化层面的制度竞争和激荡演进，既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挑战，又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赶超机遇，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能否有效摆脱其路径依赖性，能否在超边际选择方面首先完成优质高效的制度变迁。

二、制度质量决定比较优势

当代世界上发达国家之所以长期具有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它们首先建构起了可供公民自由选择和市场公平竞争的制度框架，充分开启了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国家活力源泉。“制度就像是社会发展的模具，给定了关于发展的性状和质量，也确定了关于发展的边界和路向。”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首要发源地，其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之所以能够在18－19世纪长期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其首要的解释性原因就在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完成了由君主型封建社会向市场化公民社会的制度变迁（1640－1688），其制度安排既鼓励了市场公平竞争，又激励了科技研发创新，还是于1624年在世界上最早制订并实施了《专利法》的国家。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成为第三次和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发源地，其国际竞争优势之所以能够从20世纪开始迄今就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其主要的解释性原因就在于，美国在经历了独立战争（1775－1783）和南北战争（1861－1865）的根本制度变革之后，还是一个按照市场公平竞争原则而于1890年在世界上最早制订并实施反垄断法（谢尔曼法案）的国家，是自由竞争而非其他因素造就了美国的先进发达。日本之所以能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现代化发达国家，其公认的解释性原因就在于，首先是由于“明治维新”（1868－1873）将日本推向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而“明治维新”是思想维新和制度维新，科技维新仅仅是其明治维新的诸多变革后果之一。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就是依靠其市场化公平竞争的制度激励，创建出其长期领先于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国际竞争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本统一的中国、德国和朝鲜都因战争原因而出现了国家分裂，虽然各自都具有相同的国情基础和历史背景，但在发展理念差异和各自为政的发展基础上，分别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制度发展模式，各自走上了迥然相异的发展道路。其中一部分采取高度集权型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而另外部分则采取分权竞争性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彼此之间展开了长期的制度竞争。但长期制度竞争所带来的显著结果，就是计划经济制度普遍酿就了长期停滞徘徊和大众贫困的“发展陷阱”，而市场经济制度却反而造就了长期的经济繁荣和民众富裕。中国的大陆与香港、台湾、澳门之间，朝鲜与韩国之间，以及东德和西德之间，全都充分显示出计划经济制度劣质低效和市场经济制度优质高效。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案例能够证明计划经济制度的有效性和优越性，而能够充分证明的是所有计划经济国家全面溃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而迅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的成功案例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具有重大发展意义的深刻启示。同时还具有巨大启发意义的是，当东德与西德统一后，整个德国全部自主自愿地采取了市场经济制度，很快就迎来了“来自竞争的繁荣”，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制度并普遍陷入生活困境的东德民众，其就业机会、收入水准和生活水平在统一后的短期内就获得了巨大改进。当因为物品极其匮乏而只能对国民大众生活实行国家票证供应的中国大陆，毅然决然地放弃计划经济制度转而逐渐采取市场经济制度之后，仅仅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人民生活就获得了进入小康社会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极大改进，并成为了其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二的经济体。虽然奉行计划经济的朝鲜与实行市场经济的韩国早就存在巨大发展差异，但由于朝鲜迄今仍然在计划经济的道路上固执任性和一意孤行，因而朝鲜迄今仍然处于国弱民穷的发展陷阱之中。越南原来也同中国大陆、朝鲜和东德一样，实行高度集权型的计划经济制度，并存在着长期的国弱民穷，但由于越南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效法中国大陆，逐步引入市场经济制度，其国民大众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也获得了显著提升。令我们值得深思的是，市场经济制度及其发展理念并不源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也不源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澳门，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繁荣却全都源于引进市场经济制度及其发展理念的结果。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浪潮一再表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不可阻抗的发展力量，当国民大众在全球化时代能够得以横向国际比较时，来自于国民大众的市场化发展诉求谁也无法阻挡，其适应性的制度变革路向就只能是自由竞争。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能力首先是一种对发达先进的学习模仿能力、消化吸收能力、开放包容能力和借鉴适应能力，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孕育造就出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超越能力。失败者向成功者学习可以大幅减少犯错误的概率，落后者向先进者模仿可以形成后发优势，从而才有可能实现其发展水平的赶超跨越，这是现代化演进过程中具有重大普适价值的基本通则。亚当·斯密（Adam Smith）还曾指出：“商业和制造业在任何一个社会内不可能长期繁荣，如果那个社会没有正规的司法行政制度，人民对自己的私有财产没有安全感、对合同的履行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国家的权威不能正常地用于强使所有有能力偿还债务的人偿还债务。简而言之，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人民对政府的公正没有一定程度的信心，商业和制造业就不可能繁荣。”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均在此领域对此做出了令人无可置疑的可靠性检验。世界银行就曾实证性地指出：“当今富国和穷国间个人平均收入的差别主要归咎于制度的不同。”在发展过程中不怕犯错误，就怕不承认错误，更怕不改正错误，最怕的就是长期持续地犯重复性的错误。

全球化时代的国别发展悬殊表明：“长期的繁荣则要求制度化，而不是寄托于掌握权力和具有能力的精英们偶然的反省和平衡。”在全球化演进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较成功的法律和习俗及其带来的比较成功的社会，会逐渐取得主导地位。那些物质和技术最发达、最先进的社会就是最成功的社会。”发展中国家应首先向发达国家学习制度规则，否则的话，就有可能在劣性均衡的制度陷阱中长期停滞徘徊，只能处于贫困落后的被锁定状态。全球化时代的“未来，制度是第一位的。”全球化优胜劣汰的制度竞争已经成为任何发展中国家所必须面对的重大约束条件。

三、制度创新驱动发展转型

在创新竞争日益加剧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参与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质态和发展潜力的基本指标之一。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相关权威数据表明，在2015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全球化指数排行榜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全球化指数（Globalization Index）排名仅为全球第75位，其中经济全球化指数（EGI）仅为全球第120位，社会全球化指数（SGI）仅为全球第90位。中国全球化参与程度低并缺乏国际竞争优势的深层原因，就在于其制度结构与国际社会尤其是与发达国家尚未真正接轨。2014年世界高收入国家人均GDP为37897美元，世界人均GDP为10804美元，而中国人均GDP则仅为7594美元，在全球参与排名的199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排行榜上，中国却仅为全球第90位。2014年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为38392美元，世界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0858美元，而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却为7380美元，在全球参加排序的21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却仅为世界第100位。中国人均GDP和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都不仅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而且还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水平。如果再科学合理地考虑到下述四部分需要剔除的部分GDP：①由腐败官员制造的GDP虚假数字泡沫；②生态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废气、废渣、废水等）；③各种有毒有害GDP（假酒、毒奶粉、苏丹红等）；④粗制滥造的短命工程（道路、楼房、防护堤、桥梁等）等，中国实际真实的人均GDP和人均国民收入将会处于国际社会更低的横向比较水平。

中国较低的全球化水平意味着市场化低水平和国际开放低水平，其背后则是较低的国际分工参与水平及其劳动生产率水平，由此而导致了人均DGP和人均国民总收入的低水平，其根源就在于缺乏足够有效的竞争性和市场化的制度激励，经济发展和制度转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对计划制度依赖性的重大约束瓶颈。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就曾深刻指出：“中国经济既有市场经济的一些特征，又有计划经济的许多特征。”“中国既要从一个贫困人口很多的欠发达国家转变为一个更为发达的国家，又要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现在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制度建设，并重新定位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国在制度变迁领域还存在着显著的路径依赖性，其改革开放度还没有真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导致其经济产出能力的劣质低效。从世界看中国远比从中国看世界而更加重要，只有制度依赖性才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人均指标的落后粘性，从而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还没有真正跳出低水平均衡的制度陷阱。

中国经济对计划制度的路径依赖性，主要表现为政府规模过度庞大和政府强力干预过多，以及以审批制或特许制为主要表征的超多市场进入障碍，从而导致市场化公平竞争的发展格局还远未形成，其制度结构对全球化竞争还缺乏应有的适应性变革和深层次回应。经济国有化本来既是集权性计划经济的显著制度特征，也是集权性计划经济所留下的巨大负面遗产，本应在全球化竞争背景下随着改革演进而趋弱递减，但国有经济迄今仍然还在强力垄断着中国几乎全部重要的产业领域，而且国有经济还在持续地依靠政府庇护而增长膨胀。国有化垄断与市场化竞争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制度兼容性，国有化垄断不仅会阻断万众创业和大众创新的发展崛起路径，而且还必然会将民营经济长期挤压在国有体制外极其狭窄的市场缝隙之中，更会因为官商一体化而导致日益增长的官僚设租寻租行为，市场化竞争的巨大“制度红利”被锁定在计划制度依赖的“发展陷阱”之中。最近的一项实证性研究成果也表明：“意识形态的滞后、利益集团的阻扰等因素使得国企制度变迁陷入路径依赖，再加上顶层设计的缺失，国企改革道路呈现曲折反复的特点，无法实现效率最优化目标。”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核心要义和驱动力量，只能首先来自于产权结构变革和市场化竞争的制度演进，中国需要在制度变革领域寻求具有超边际意义的新维度。

亚当·斯密（Adam Smith）早就看到了政府干预的极大危险性，并告诫各国政府：“一个政治家，如果他企图去指导私人应以什么样方式去运用他们的资金，这将不仅给他加上最无必要的负担，而且他也僭取了既不可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甚至也不可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而且再也没有比把这样一个权力交到一个愚蠢傲慢和妄以为自己适合于行使这种权力的人的手中更危险的了。”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Friedman）也曾深刻指出：“为了经济稳定和增长，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减少而不是增加政府的干预。”中国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全部改革发展成就，也主要是来自于体制外的非国有部门，其中主要是民营经济。正是这些非国有经济为市场化竞争提供了产权制度基础，也为经济活动创新提供了有效激励。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是寻求制度创新驱动，而制度创新驱动的核心要义在于：国家制度安排应具有对全球化竞争的全方位适应性和高度灵活性，向发达国家学习市场化游戏规则，这是中国政府在寻求现代化进程中的首要必修课程。制度现代化是最重要的现代化，其他现代化均可视为制度现代化的衍生品或派生物。中国寻求制度变革的基本创新路径应当在于：从计划经济的全能型垄断政府转变为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政府，从自我封闭和特权导向的官本位政府转型为全球开放和为民服务的民本位政府，让国民大众在民主化和法制化的现代制度框架下能够深度参与和全面影响国家制度供给。政府制度现代化既是所有现代化体系的发展引擎，更是转型崛起不可绕过的必经过程。

1．亚当·斯密著，谢祖钧等译：《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斯蒂格利茨著，纪沫等译：《发展与发展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

3．阿瑟·刘易斯著，周师铭等译：《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4．俞宪忠：《劳动者发展偏好与市场化自由选择》，《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5．世界银行编，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译：《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艾伦·艾伯斯坦著，秋风译：《哈耶克传》，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7．弗雷德里克泰勒著，马风才译：《科学管理原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5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版。

9．刘颜、杨德才：《国企改革：最优化目标、困境及其路径选择》，《现代经济探讨》2016年第6期。

10．米尔顿·弗里德曼著，张瑞玉译：《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责任编辑：吴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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