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玉刚



强制阐释论的意义阐释

范玉刚

[摘要]张江通过对当代西方文论的辨析，以“强制阐释”概括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范式的特征，把脉其根本性缺陷，视之为本体性特征，可谓一针见血，体现了批评者的深刻洞察力和整体把握能力。强制阐释论批判、廓清了长期以来萦绕于中国当代文论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和误区，从当代文论自身发展来看，强制阐释论处于当代理论创新前沿，它启示我们，对当代西方文论的辨识和评判非常重要，它关乎中国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未来的建构。

[关键词]张江西方当代文论强制阐释论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

经过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21世纪的中国已站在近代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最高点，随着中国越来越成为在国际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华民族走到了一个通向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的历史节点。历史表明，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需要文化支撑，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更需要全社会的合力推动，需要学术界的努力和理论自信。中国文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使命担当自不待言。就中国当代文论发展而言，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当代西方文论被大量引进中国，对中国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文艺学、美学学科建构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力地提升了中国文论研究的理论水平、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然而就当下的历史节点而言，从中国文学理论的转型与建构来看，确实有必要全面检视反省西方当代文论之于中国文艺实践的有效性问题，其前提就是较为客观地辨识当代西方文论自身的发展，及其进入中国问题域的重新语境化所带来的问题。近年来，张江在系列论文中详细剖析了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根本性缺陷及其对中国文论发展的借鉴价值，引发了文艺学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

张江通过对当代西方文论本身发展的客观性辨析，考察其对场外理论的征用及其应用于中国文艺实践的有效性问题，在综合分析基础上做出一种学术判断，以“强制阐释”概括其基本特征，把脉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根本性缺陷，视之为本体性特征，可谓一针见血。他把强制阐释视为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一种总体性缺陷，认为诸如“幽灵批评”、“混沌理论批评”等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非常牵强，其实质是这种批评模式消解了对文学意义和美的价值的追问，这种场外征用理论带来的主观预设导致了对文学意义的消解及对文学文本的非文学阐释。就此张江得出的“强制阐释超越了文学批评的正当界限”的论断可谓切中要害，体现了批评者的深刻洞察力和整体把握能力。尤其是他对晚近西方文论，如后现代主义思潮、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及文化研究等的评判更是切中肯綮。可以说，强制阐释论有力地批判、廓清了长期以来萦绕于中国当代文论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和误区，有以正视听、令人豁然开朗之感。

在张江看来，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1]主要表现为实践与理论的颠倒、具体与抽象的错位，以及局部和全局的分裂。其中，主观预设被视为强制阐释的核心因素和方法，具体指批评者的主观意向在前，预定明确立场，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其要害有三：一是前置立场，二是前置模式，三是前置结论。[2]总体上看，强制阐释的最大弊病在于僭越（理论有效性的界域），以及由此导致的理论应用的牵强（一些理论征用无关乎文学经验），仅凭猜想、假设来推演，在理论阐发中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以至于出现“偏执与极端”化倾向。正是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张江得出“从理论背景来看，许多西方文论的发生和膨胀，都是基于对以往理论和学说的批判乃至反叛”[3]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事实上，当代西方文论研究不断地追新逐后，话语狂欢式的符号术语内爆，助长了轻视文学理论的传承和过度重视理论的场外征用，致使强制阐释泛滥。就理论建构而言，张江认为，强制阐释不是过度阐释，前者可以包含后者，后者无法替代前者。也就是说，过度阐释的意图依旧落在阐释文本上，而强制阐释不在于阐释文本，其把重心落在阐释者的阐释本身上（理论自身），这个理论是阐释者先前持有的，他要借助文本来说明和证明理论。

大体上看，张江以强制阐释来评判当代西方文论研究并视其为根本性缺陷，从当代文论自身发展视角来看，可以说处于当代理论创新的前沿。就此我们不得不追问：谁在阐释？如何阐释？阐释什么？回顾当代西方文论发展史，可以发现是西方文学实践和对文学观念认知的变化引发各种理论进入文学研究和批评场域，这当然会出现种种不适和难以对症，但这些理论操演既深化了对文学内部研究规律的把捉，也有力地拓展了文学外部研究规律的适用性。另外，一个基本的理论现实是：契合时代和理论自身的发展变化，当代文艺学发展的跨界、扩容、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范式的不断转换、研究界域的不断拓展，自然关乎到场外理论征用的合法性及其限度。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强制阐释有一定的合法性，其合法性意义主要体现在知识论层面上，越来越多的理论成果从不同的视角成为当代文学理论及其研究范式建构的知识资源。其实，文学理论向来不囿于文学自身，它涵括文学却有着广阔的阐释空间和价值指涉能力，从而拥有对社会现实的发言权。但理论的立场和思维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它不能迷失自身，它必须是文学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是诗学的人文性的，它固然要遵循逻辑、不能背离逻辑，但不能是囿于逻辑来压抑诗性与审美之维。作为人文学科它有着人文属性的特殊性及其精神价值导向，在理论阐释中允许一定的想象与揣测，而不是完全囿于社会科学的“规范性”。如韦勒克所言：“文学研究，如果称为科学不太确切的话，也应该说是一门知识或学问。”[4]正是思维的广阔和文学价值的指涉，构成文学研究范式和文学批评的一个特征。

此外，“理论”固然不应遮蔽“文学理论”，但理论之间、理论与文学理论之间却应该跨界交融，以共同应对文学实践的变化，应对不断建构中的文化现实。说到底，既然“文学观念”、“文学理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再以传统的思维方式看待文学和文学理论自然就是刻舟求剑了。理论当然要有正当性与合法性，要追求一定的客观性，但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科学性”而封闭自己，把文学理论孤立起来以杜绝与文化现实之间的互动。可以说，任何理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能适用于某一领域，理论的交叉、延展是学科发展的必然。当下，学科的扩容、跨界和交融是社会、经济、文化，当然更是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在此意义上，适当的场外征用是必要的、合理的，当然就域外理论而言要有一个重新语境化的问题，就其他学科理论而言有一个消化、锻造的问题——在文艺学视野中作文学化、诗性化的处理。

在对强制阐释的核心论点进行阐述时，张江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来论证主观预设的不合理性。他指出“先于文本、凌驾于文本之上的主观预设，说到底，就是无视甚至践踏了文本的这种主观质地，其结果，自然是背离了文本，所生发的阐释无疑属于强制阐释”。[5]认为“毫不夸张地说，主观预设已经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文艺批评实践的稳定套路、固化模式，也成为众多批评家操练中常见的思维模式。并且，随着西方文论被引入到国内，这种主观预设的问题在国内批评理论界也已经司空见惯”。[6]事实上，文学批评的立场可以预设，甚至批评模式也可以预设，在具体文学文本的解读中需要适时修订，但是结论的确不可预设。在一定意义上，接受美学视野中的“前见”固然是一种潜意识，但在特定文本语境下完全可以被激活为一种自觉意识的表达，此时它就是一种立场，这在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中并无不妥。可以说，任何理论都有理论有效性的界域，一旦僭越就会出现偏颇。批评家对文学作品（任何文本）的阐释评判都可以独立于作者的主张（仅作参考），它只是依循理论和批评的逻辑向着文本开掘和发言，可以基于文本的客观性而无关乎作者的文学主张，这就是韦勒克所说的“批评的时代”的意味。但批评家确实不可滥用理论来强制阐释、随意处置文本。文学批评的客观性基础是文本，还包括作者的文学主张和人生经验，以及批评家的阅读经验和文学感悟，在此之上还要融入理论推演和人文情怀。理论只是观照文本的一种视角，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视角。正如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不同理论视角下的文学文本会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格局。理论视角的多样性表征着文学文本的开放性，但不意味着某种理论可以适用于任何文本，可以“包打天下”。面对鲜活的文学文本和文学活动，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的，理论与批评对象要相互契合，相互引发阐释，可谓“相看两不厌”。

说到底，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的理论，但它的根要扎在文化现实中，以获得深厚的时代底蕴和主流价值支撑，而不是追逐大众文化的狂欢。事实上，确实有很多所谓的理论或文学理论陷入话语狂欢中，其结果就是“文学理论无关文学、没有文学，或者文学只是充当了理论的佐证工具，其学科特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削弱，成了凌空蹈虚的‘空心理论’。”[7]这样的理论遭致诟病或者质疑是必然的。因此，有学者指出，文学理论的初衷“是试图从自身外围的学术领域中来获得启发，寻找出路，结果却邯郸学步，丢掉了自身”。[8]尤其在当下文学越发被置于文化观念中来阐释而处于杂糅状态下，对任何文学文本的理解都不可能是单一文学性的视角，任何单一性的文学视角都不可能真正切近文学自身。

强制阐释论启示我们：对当代西方文论的辨识和评判非常重要，它关乎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未来。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所取得的文论成就，可以说西方文论的引入对中国文艺学、美学的学科建构和理论发展有筚路蓝缕之功，至今依然是重要的参照系。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当代文艺学、美学是在西方当代文论的深刻影响下，通过某种程度上的移植、借鉴以及试图相互通约的对话与交融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因此，中国文艺学学科和美学学科建构以及文学史、文论史和美学史研究，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着对西方理论的移植、借鉴和参照，存在着“照着讲”与“接着讲”的问题。以美学学科建构为例，有学者就曾辨析过“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的美学”之别。①“美学在中国”和“中国的美学”是高建平最早阐释和界定的概念，参阅其《“美学”的起源》、《全球化与中国艺术》等论文。对此，我们确实应该站在理论立场进行反思和批判。当代西方文论普遍存在的强制阐释特征，除了理论逻辑的自身惯性外，是否还有着西方语言的暴力因素？它在理论旅行和向域外扩张中是否还有着潜在的“西方中心论”顽疾？西方文化霸权不仅是思想理论的霸权，还有着英语的语言霸权。此外，除了在文论研究领域自古希腊就开始的强制性阐释外，这种特征更显现于中外文学史的研究领域中，特别是以西方概念术语来解释中国文学经验，尤其见之于中国文学史、美学史的写作与研究范式的建构，这其中深刻复杂的原因值得探究。

回到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范式的建构上来，中国文论应向何处去？文学理论最始源的出发点和价值指涉是文学实践，否则文学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其有效路径是全方位回归中国文学实践，“回归中国文学实践，就是要把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基点定位在中国文学的现实上，系统研究中国文学创作、文本、接受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9]同时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要有效切近不断变化中的文化现实。对此，我们不得不追问：是理论阐释和推演偏离了当下的文学实践，还是当下的文学发展已经碎片化并泛化为当前的文化现实而愈益偏离了文学自身？我们正在谈论的“文学观念”是需要重新界定的。与之相应的是，理解“文学本体论”的方式发生了变化，阐述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本体特征离不开特定的文本语境，这是一种历史境域的敞开。关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脱离文学实践”的现象，我们是否可以追问：是在什么意义上的脱离？是何种意义上的文学实践？如何领会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如何认识理论的普适性与当前数字化媒体的“虚拟真实”？事实上，对于认识的来源及其理论成果要分层次多维度进行研究，尤其不可忘记理论自身有自我生发的特性，也就是理论可以生成理论。如康德美学的理论建构就是其哲学体系逻辑推演的结果，其关于艺术品鉴和天才艺术家的分析，基本上无关乎康德自身的艺术欣赏实践，却自成理论之高格，被视之为人类思想史上的“美学经典”。

就理论生成而言，一部文学理论或批评史是不断挑战既有文学观念和研究范式（批评模式）的历史，通过对既有文学观念（包括文学结构、情节、人物塑造等）的消解与拒斥，以创新（包括“新奇”、“怪异”等）手法挑战现成性的文学、审美观念及其核心规范，来重新建构一种新的文学观和批评范式。至于学科间的碰撞和融合，只能是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启迪，而不可能是理论成果的简单翻版或者生硬移植。“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的理论，本质上是对某一特定时期文学实践的经验总结和规律梳理。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取材、构思、技法以及对文学作品审美风格、形成构成、语言特质的理论归纳和概括。在总结和梳理过程中，理论的应有之义还包括‘问题域’的拓展和思维方式的切换。”[10]这种认识是全面深刻的。就此而言，这样一种研究思路也是可行的：“对文学研究来说，外部研究是必要的，但只有外部研究远远不够；内部研究也是必需的，但只满足于内部研究也万万不可。”[11]尊重文学的内部研究规律，坚持文学的文本细读原则，回到文学文本和文学活动本身，以此将具有中国特色文艺理论治理体系的建设推向新阶段。只有准确辨识和把脉当代西方文论的本体性缺陷，才能有效地增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有效性。

当代文论的研究不可忘记文学及其文论研究的本土化特征，以及文学理论的人文关怀，其理论建构尤其不可缺少民族的文化底色和历史底蕴。就理论探索而言，吸收、借鉴国外相关文论研究成果非常必要，加强与国外理论学派的对话、交流尤其不可或缺，因为任何文论研究都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但是，重视当代西方文论不等于依赖甚至产生依附性，不能充当西方文论的爬虫，不应仰仗西方文学理论来阐释和说明中国文学问题及其中国文学经验。近年来中国当代文论和文学批评的乏力，就与其逐渐远离现实、不断丧失社会话语权相关，它越来越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的文学现实，这样的理论和批评自然就被社会边缘化。西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范式主要基于西方文学经验和文学实践，它不可能真正站在非西方立场上来考虑所谓全球性的文学经验与文学批评问题。也就是说，西方文学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不完全是发展中国家文学真正存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社会发展阶段和所面对的问题不同，特别是文化现实的建构不同，导致西方理论不足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复杂情况，尤其是难以说清像中国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发展中大国的文学复杂状况，其理论阐释不足以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复杂矛盾。生长于西方文化场域的当代西方文论对说明某些方面的文学问题有所启示，但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虽然披着普遍性的外衣，却不能遮蔽其理论的“地方性”和“民族性”。对于我们来说，需要理论借鉴，但更需要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建构，只有把脉自身问题的理论才有效，也就是说自己的事情自己最有发言权，自己的问题只有靠自身的理论来阐释。因此，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重新语境化阐释，不能形成过分依赖。对西方学术盲目推崇，会妨碍我们独立思考；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资源和文学批评范式的过分倚重，会遮蔽中国文学问题的真实性，导致“顾左右而言他”而难以击中真实的文学“靶子”。理论探索实践一再表明，脱离文学实践基础和文化现实条件提出的理论问题和观点，大多是一种虚假、空洞的概念。只有用中国的话语、中国的方式来研究和阐释中国的文化问题，基于中国的文学经验和文学批评实践，才能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

[参考文献]

[1]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2][5][6]张江：《强制阐释的主观预设问题》，《学术研究》2015年第4期。

[3]张江：《关于“强制阐释”的概念解说——致朱立元、王宁、周宪先生》，《文艺研究》2015年第1期。

[4]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页。

[7][9][10][11]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8]姚文放：《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晚近文学理论变局的深层机理探究》，《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

责任编辑：王法敏

作者简介范玉刚，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北京，100091）。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2-0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