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

本栏目论点选自我国人文社科期刊及高等院校名刊

刑事司法实践应坚守能力德性和品质德性并举

胡铭撰文《超越现实主义刑事司法：从理性选择到德性认同》指出，现实主义刑事司法的研究立基于理性选择的分析框架，却面临着认识论和伦理上的德性主义的诘难。自媒体时代，公众意见对司法裁判的影响显著提升，呈现出民意左右刑事审判的现象。作为审判活动的个体认知者，审判独立意愿的缺乏，导致裁判者在裁判过程中能力德性不能被高效地激发，而具有创造性的发现往往要依赖于能力德性的有效运作。此外，审判独立意愿缺乏往往是避免责任追究的表现，在德性认知论看来就是对认知不负责任即品质德性的低下。如果法院能担负起在司法认知活动中的德性责任，媒体所爆出的关于司法裁判的新闻，甚至是那些直指裁判不公正的报道，其实恰恰能够转化为法院塑造司法公信、提升审判独立的绝佳机遇，而远不应该是一种障碍。只有法官能够在司法认知中坚守能力德性和品质德性并举，既要调动认知能力的高效运转又要坚持负责任地对待裁判认知过程，法院的判决才能有骨气地面对媒体的责难。

摘自《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新写实小说的“虫性人格”凸显了创作者的悲悯立场

聂茂撰文《新写实小说的“虫性人格”与悲悯立场》指出，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叙事中夹杂着大量的叙事话语不同，新写实小说进入“零度状态”的叙事，创作者自觉且有意采取的叙事策略：情节的发展充满随机性和偶然性，故事大多以平面化、零碎化和日常庸俗化的状态呈现。在遵循底层视角和审丑冲动的创作美学之间，新写实小说语境方向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文本书写的反禁忌、粗痞化，丑话、脏话、俗话、毒话大行其道。新写实小说在文本内容和叙事手法上大面积出现粗痞化、世俗化的精神态势，究其因，创作者除了要发泄心中的压抑和不满外，还有一个强烈的“现实原则”在时刻不停地冲动。这种现实原则总是与快乐原则缠在一起，置“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原则于不顾，这其实是一种异化的生活。人看上去还是人，但其实早已异化成“虫性人格”的人。这种人格的人不仅把曾经的信仰、理想踩在脚下进行讽刺和嘲笑，而且通过这种行为获得一种自虐式的快感，以此成为推动庸常生活前进的动力。新写实小说的粗鄙风格和反禁忌的创作向度是作家在长期扭曲和极度压抑下作出的本能反应，文本中大面积虫性人格的出现恰恰见证了主创者们内心深处的悲悯立场。

摘自《求索》2016年第6期

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主要途径

孙久文撰文《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方向与途径研究》指出，中国区域空间格局正面临重大变化，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时不我待。1.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加快贸易自由化和国内一体化。2.突破胡焕庸线，平衡区域空间的人口与经济总量疏密度。3.依托“三大支撑带”助推板块重组，实现区域空间均衡协调发展。“三大支撑带”的发展具有与过去所不同的发展动力，这就是不同发展水平区域合作产生的发展势能。通过区域发展的动力转换，实现板块重组和空间均衡，优化中国区域空间格局。第一，双向拉动，空间均衡；第二，东部重组；第三，中西部和东北分化；第四，陆海统筹，加快发展海洋经济。总之，“三大支撑带”与“四大板块”统筹发展，通过四通八达的陆路、铁路交通连接起来，构建全面的区域发展的新格局，拓展区域发展的新空间，将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支撑起我国区域发展的未来。

摘自《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当代中国政治的路径选择是秩序和效率的结合

程美东撰文《应然与实然：当代中国政治的路径选择》指出，确保秩序是政治的基本功能，秩序的原则是判断政治制度好坏第一位的原则。争取效率是政治的第二位的意义和目标。一种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无论能够如何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但如果不能使生活在其内的民众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民众的衣食住行长期处于该社会生产力许可的最低限度的水平，则这个社会制度一定不是好的制度。实现幸福是政治的最高境界。政治的最高境界就是让社会成员普遍产生幸福感，不断地增强幸福感。中国近四十年的以改革开放为手段的政治发展史，就是自觉和不自觉地按照政治的应然性基本功能——秩序、效率、幸福的追求为原则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路径基本遵循自上而下的稳健推进的发展方向，以道统促稳定、以稳定固秩序，以秩序升效率，以效率促幸福。当代中国所坚持和实施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民主自治制度，都是以秩序、效率作为最直接的诉求。这四十年中国政治实现了秩序和效率这个应然和实然的高程度的吻合，即使在幸福的应然和实然性的实践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应然性和实然性的结合点，是秩序和效率。

摘自《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格致书院课艺》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熊月之撰文《新群体、新网络与新话语体系的确立——以〈格致书院课艺〉为中心》指出，《格致书院课艺》是上海格致书院学生的课艺汇编。《格致书院课艺》内容以介绍西学、讨论洋务、批评守旧、呼吁变法为主，包括对于教育制度、政治制度变革的讨论，开设议院的呼声，构成了中法战争以后、甲午战争以前变法思想的新话语，启导了甲午以后的变法思潮。课艺西学知识、变法思考极为丰富，成为同光时期西学蓄水池，此前的西学知识、变法思考都汇集到这里，此后的西学知识、变法思考，又多从这里流出。甲午以后，以救亡图存为号召的全国性变法运动洪波涌起，全社会对于西学知识的需求空前加大，《格致书院课艺》正好赶上了这一轮西学需求热潮。课卷中蕴涵的那些西学知识、变法主张，成了维新运动的精神快餐。形形色色的经世文编、时务通考、新学大成里，随处可见出自格致书院的新学知识、变法思想。《格致书院课艺》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充当了西学知识与变法思想的蓄水池，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摘自《学术月刊》2016年第7期

19世纪英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是一种明智手段

刘成撰文《19世纪英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辨析》指出，19世纪见证了“英国治下的和平”。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霸权的支撑，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成为国际外交秩序的主要规范者。保证本土安全和经济利益是19世纪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根本原则是英帝国是重中之重，保持强大的海军力量，维护欧洲均势。为了保证自身的既得利益，英国所有的首相和外交大臣都试图在世界范围内谋求和平；如果外界变化触动了英国的核心利益，它也不会无动于衷。在19世纪结束的时候，英国已不再具备优势条件，它在所有方面都受到挑战，不仅失去对地中海的绝对控制，而且在远东、中东都面对新的霸权争夺，英国的国力已成明日黄花之势，它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外交路线。孤立主义就是在英国单独强大时试图控制欧洲局势的一种明智手段，一旦英国失掉最强力量，结盟外交就是惟一选择。

摘自《复旦学报》2016年第4期

文艺有效承担了国家形象建构者的角色

周良书撰文《“新中国”观念的生成和国家形象的初步建构》指出，在“新中国”形象的建构中，文艺被赋予特殊使命：1.小说诗歌的“集体化”写作。在“集体化”写作中，小说诗歌开掘出了一条重构国家记忆的有效途径。因为它们完全是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在情感上争取到人们的认同，从而使其逐渐把这种历史记忆过渡到理性上的坚守。2.电影话剧的“情境式”表达。新中国成立后，电影话剧因其直观化特征和便于广泛传播的优势，自然被赋予宣传教化的重要功能。3.报告文学的纪实性“特写”。报告文学以文艺形式、以形象化手法揭示历史与现实。纪实性是它的立命之本。在国家形象建构中，报告文学能超越一般文艺作品，充当历史教科书的角色。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有效承担了国家形象建构者的角色。它对“新中国”故事的形象化书写，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政治宣传中简单化的痕迹。

摘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资本论》仍然是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白刚撰文《回到〈资本论〉——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出，《资本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学”，在实质性意义上，《资本论》的命运不取决于自身，而取决于它的批判对象——资本主义。在今天进入21世纪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和资本主义虽然上演了多种“变形记”，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资本论》就更不会过时。作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自产生以来虽经历了多次变形，但其作为社会关系的本质和榨取劳动力而增殖自身的本性没有变。21世纪金融资本大行其道的今天，仍然是“资本狂欢”的时代。《资本论》紧紧抓住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把生产而不是分配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并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引入了“劳动力”概念，从而实现了从“物”到“人”的“哥白尼式”政治经济学革命。《资本论》不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而是“雇佣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在此基础上，《资本论》揭示出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掠夺必然引发阶级斗争，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性提供了最充分的政治经济学论证。为此，《资本论》主张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方能实现对资本的“监管”和“改造”，最终摆脱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推动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论》才真正是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摘自《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7期

利用新出文献推动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

胡可先撰文《新出文献与中古文学史的书写和建构》指出，新出文献的逐渐繁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古文学史旧有的研究模式，开拓新的研究空间，有些方面甚或可以重新书写和建构。新出文献中最重要的两类文献是石刻文献和写本文献，这两类文献为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原典文献。就写本文献而言，中古时期的写本主要有敦煌写本、吐鲁番写本和东瀛回传写本，这些文献成为中古文学史书写的重要载体。同时，中古时期石刻文献的大量出土，也给这一时段的文学史研究增添了新的内涵。石刻文献的最大宗是墓志，墓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是当时人撰写并镌刻于石上的人物传记。相较于传世文献，新出土墓志更能突出文学背景的呈现，能够以原始的实物形态和文字形态反映唐代家族文化的特点，墓志又是文学和书法的结合体，有时文学思想和书法思想的一致性也能表现文学发展的走向。新出文献对中古文学史书写和建构的意义在于：新出土的中古墓志呈现出更多的文学史内涵，新出土的写本文献是中古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载体，利用新出文献可以促进中古文学史书写的多元化。

摘自《浙江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生命的“自由”和“丰富”是哲学批判最为根本的价值旨趣

贺来撰文《何谓哲学意义的“批判”》指出，生命的“自由”和“丰富”是哲学批判最为根本性的价值旨趣，这里所说生命的自由和丰富包括既相互内在关联，同时又相对区别的两个维度，一是思想维度，二是人的生活维度。前者指思想的自由创造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的丰富个性，后者指人的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和创造。哲学批判活动对思想自由及其丰富个性的辩护和捍卫，最集中地体现在它对形形色色的“绝对真理”，以及以“绝对真理”为根据的话语权力的揭示和解构，通过这种揭示和解构使被支配和压制的思想向度和可能性从强制性的结构中获得解放，并因此释放出自我生发和成长的空间。哲学批判对人的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和创造的辩护和捍卫，最集中地体现于它对统治现实生活的专断力量的揭示和解构，通过这种揭示和解构，增进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自觉理解，推动人们努力改变这种不合理现实并为争取自身的自由而不断抗争。思想的自由是与思想的丰富性不可分割地内在关联在一起的。人的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和创造则是人的现实生活丰富性的基本前提。

摘自《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6期

建设生态文明需超越物质主义

卢风撰文《超越物质主义》指出，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形塑现代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是现代性思想。物质主义是现代性思想的要害，物质主义价值导向是现代性的致命错误，而独断理性主义的世界观(或自然观)和知识论(或科学观)则是现代性思想的基石，是现代工业文明以征服自然的方式谋求发展和进步的精神支柱。恰是独断理性主义支持了物质主义价值观，支持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物质主义显然是十分粗鄙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失去了以独断理性主义为基石的现代性思想体系的支持，它就自然会失去魅力。生态文明建设所呼唤的人文精神必须是超越了物质主义的精神，而超越物质主义要求人们清晰地认识到人类幸福和进步不需要物质财富的无止境增长，大自然不容许几十亿人继续“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物质简朴(相对的)而精神丰富的生活才是大自然容许的正确选择。

摘自《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正视民主成本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蒋德海撰文《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民主的成本》指出，民主成本论研究的两个方向是矛盾的，一种观点因为民主有成本，主张不能贸然搞民主；而另一种观点却主张不管有多大成本，都必须坚持搞民主。民主确实有成本，但从成本来考虑要不要搞民主是不恰当的，甚至是不合理的。正义是民主政治的首要价值，民主的管理固然有一个成本的问题，但当民主价值和成本发生冲突的时候，正义必须居于首要地位。民主成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退避或放弃民主的理由。而为了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有的时候不但不能讲成本，甚至还要不惜一切代价。民主的成本与民主的效率也有一定的联系，但民主是不是有效，民主能不能很好地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目标，首先是正义性问题，然后才是成本的问题。正义高于成本，成本要服务于正义的要求。民主的成本，强调的是民主付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在民主和成本之间，民主具有决定意义，民主决定并引领成本，民主决定了成本的作用和性质。民主的成本大或效用不好，可以改变和完善，但如果没民主，其效益和成本就需要打问号。因为一切成本的考量都必须以民主为标尺，要有利于民主。而不能颠倒民主和效率、成本之间的主次关系。

摘自《同济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历史制度底色规制了土地改革

徐勇撰文《历史制度底色下世界土地改革进程与成效比较》指出，土地改革的核心无疑是土地，是土地与人的关系，但是，土地制度总是依托于一定的社会组织制度而存在的。社会组织制度将人们聚居在一起，形成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及其相应的制度。这种社会组织制度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并会对历史进程产生基础性影响，因此是理解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性变量因素。在世界历史上，家户制、村社制以及庄园制是典型的农村社会组织制度，它们对土地改革进程及成效具有重要影响，构成土地改革的历史制度底色。从世界看，土地改革是产权制度改革，核心是“分”，但不能简单地“一分了之”，其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传承下来的历史制度原型并不是一夜之间的改革能够改变和改造的。历史传承下来的土地制度不仅是一种产权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经营制度，更是具有多种功能的社会组织制度。土地改革在改变不合理的土地产权制度时，必须高度重视传统经营制度是否仍然具有合理性，而不可简单地完全否定。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同时，还得重视社会成员的重新组织和延续。

摘自《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4期

规范混合所有制推进中的国有资本管理

林加奇撰文《混合所有制发展实践的政策思考》指出，在混合所有制推进中的国有资本管理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在确立国资管理架构的前提下划分职责权限。与混合所有制形态相适应，按权属关系划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事实上形成了三级架构：即授权管理国有资产的政府职能部门→国有控股公司或国有独资集团公司→国有控股公司或国有独资集团公司投资的企业及其权属企业。在三级架构下，第一、第二层次对国有资本管理应定位为价值形态的管理，第三层次及以下应更多地采用混合所有制形式，以管实体形态的产品生产经营为主，有的也要管价值形态的资本，具体细节上应区别母子公司的定位与所属行业，各有分工和侧重。二是规范无形资产的评估和处置。三是合理设计估值调整协议，合理保障各方权益。四是健全“公开交易、透明交易”制度，防止权力寻租和国资流失。关键在于严格决策流程管理和风险预估防控，加强绩效考核，细化动态监管，重点把控好“交易前价值低估、交易中价值损失、交易后管理不严”等风险点，切断利益输送、疏于管理、权力寻租等国资流失渠道。

摘自《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三大措施调节法官的人性

赵小锁撰文《论法官的人性调节》指出，国家在保障法官享有充裕物质保障待遇和充足休息时间的基础上，根据法官的动物性与社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采取以下措施调节法官的人性：首先，加强法官培训，促使法官自愿将生存欲望限定在合理范围之内。我国应该对法官进一步强化关于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培训，促使法官注重追求精神快乐，自愿将生存欲望限定在授权性规范允许的范围之内。自愿遵守义务性规范，在履行职责时能够体现出善的特点，表现出司法公正。其次，净化法官履行职责的环境，减少对法官的不合理生存欲望进行诱惑的因素。从减少对法官的不合理生存欲望进行诱惑的因素的角度考虑，我国应该修改刑法，将性行贿纳入行贿罪的惩治范围。这样可以进一步净化法官履行职责的环境，促使法官在履行职责时能够遵守义务性规范，体现出善的特点，表现出司法公正。最后，增强刑法立法威慑，促使法官不得不抑制自己的不合理生存欲望。增强刑法立法威慑需要注意以下两个事项：第一，应当针对法官错误履行职责行为。第二，重点应该放在对司法公正造成恶劣影响的犯罪上。具体来说，要从以下罪名着手：一是受贿罪；二是徇私枉法罪和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

摘自《深圳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建立中国特色的适度普惠福利制度

姚进忠撰文《超越福利国家：自由发展观的考量与审思》指出，福利国家作为现代化的产物，在创造神奇的同时也充满了各种危机与挑战。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致使福利国家陷入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困境，成为被批判的对象。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重新审视了人类的自由与平等问题，为福利国家的福利理念、福利内容和福利提供机制的反思提供了本质性的启示与参考。结合中国当前的现实，中国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应该做到：1.坚持国家福利作为，明确国家责任。中国政府应确立以权利为核心的社会福利理念，不断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机制，紧紧围绕民生需要促进社会公平正面保障公民享受基本社会福利的权利。2.深化福利内容创新，全面保障需要。要在传统以收入保障为基本福利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各种配套制度帮助个体自助，着力关注公民个体潜能，协助公民自行拥有享受其所珍视生活的可行能力，逐步进行福利内容的扩展。3.积极培育福利主体，注重综合治理。积极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激发组织活力，充分发挥社会的自立、自主、自律作用，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家庭和个人合理均衡的责任结构，逐步将政府、市场、社区、家庭连接成为层次有别、功能互补、互相支持的社会福利体系。

摘自《中州学刊》2016年第6期

导致中国村干部腐败的三大社会文化因素

赵秀玲撰文《村干部腐败的社会文化因素探析》指出，“小官大贪”成为当下中国日益突出的问题，而这些“小官”又以村干部居多，他们的腐败程度和花样翻新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中国村干部腐败的社会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一、务“虚”所致腐败界限模糊。一是国家对于村干部腐败缺乏明确规定，更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细则，于是导致村干部腐败的难管难治；二是村干部在主观意愿和能力上，往往搞不清腐败的界限，这往往成为他们“戴着镣铐跳舞”，难以摆脱腐败的魔咒；三是农村社会的“情大于法”，极易造成村干部的守法误区甚至陷入法盲怪圈，从而形成腐败泛滥。二、以“家”治村的意识误区。一是在村民自治选举中，家族势力“控选”造成严重腐败；二是在村治中，不少地方实行家族统治；三是在村治中，逐渐形成“家长式”作风。三、“经济至上”治理的实用主义倾向。一是村干部选用的“惟经济标准是从”容易忽略其他标准，为腐败埋下了巨大隐患；二是“富人治村”容易导致乡村治理异化，使政治行为商业化；三是“经济至上”容易成为乡村腐败的挡箭牌，从而使监督流于形式。

摘自《东岳论丛》2016年第7期

〔责任编辑：陶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