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视域中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关系论纲

2016-02-27○王力

学术界 2016年8期

关键词：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马克思

○ 王　力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

思想史视域中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关系论纲

○ 王力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300387)

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是人类思想史的伟大成果，虽然二者有着内在的对立，但从起源与形成的思想资源看，它们又同源于古希腊“逻各斯”和“努斯”精神；都蕴含着人类的超越精神和能动精神；都是启蒙理性与自由思想的结晶。面对全球化的强劲趋势和中国社会主义运用市场经济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思潮的紧张关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关系成为学界必须回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同源

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因价值观的差异始终处于对立的态势。社会主义因其强调人的社会性主张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原则，自由主义因其强调人的个体性主张以个人主义为价值核心，二者因此产生的对立在二十世纪变得愈益紧张，并曾因此导致由两大思想体系支撑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冲突一度变得不可调和。然而，人类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现实情景是两种社会制度意欲全盘否定对方或根除对方将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必须长期并存，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能够长期共存，并将处于相互促进、相互吸收、相互砥砺的关系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特别是在吸纳了市场经济后的社会主义中国，解决此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从西方思想史上看，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不仅仅是对立关系，它们还有着许多同源和相互补充的关系。二者同源于古希腊的“逻各斯”和“努斯”精神，都是启蒙运动理想主义崛起和成长的思想之果，都彰显了人类所特有的超越精神和能动精神，都建基于合理的人性基础上。从二者的关系以及当代世界的发展态势看，必须实现它们在对立基础上的对话与融合，才能为实现和谐世界以及为中国改革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同源于古希腊的“逻各斯”和“努斯”精神

哲学的先祖泰勒斯在探索世界的“始基”时开启了人类的理智之光。“水”是万物之源开启了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自然之源，开始摆脱历经千年的“神创论”思维定式，突破神话思维的束缚走向哲学和科学思维。“‘始基’问题意味着人们并不满足于自己与之直接‘交往’的世界，而相信这个眼前的世界是由一个我们眼前看不到的东西‘产生——生成’出来的。”〔1〕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凭借人类特有的想象力超越了经验性存在，探寻经验背后支撑事物存在的本源和动因。赫拉克利特在探寻万物变化的动力之源时阐述了“火”的原则，正是这一“永恒的活火”彰显了人类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发掘出人类的“逻各斯”和“努斯”精神。“逻各斯就是规律，是变化的尺度，是变中之不变；它显然是一种关系，但已不是抽象的数或量的关系，而是质的关系，是两个在性质上不同或对立的东西统一成一种新质。”〔2〕即事物的尺度和规律。“努斯”是人类以其优先存在追寻无限未来的自由意志，正如黑格尔在谈到“努斯”的发现者阿那克萨戈拉的思想贡献时说：“在此以前，我们只见过各种思想，现在才见到思想自身被当作原理”〔3〕。简言之，“努斯”精神就是理性与自由精神。

思想界大都承认自由主义发源于古希腊，可以与“逻各斯”和“努斯”精神对接。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为自由言说和公开辩论提供了公共空间，自然哲学家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诸多思想家为欧洲乃至整个人类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播下了自由的种子，成为后来西方思想的源头。而无论是社会主义思想家还是自由主义思想家，大都把社会主义思想的渊源追溯到柏拉图的原始共产主义，柏拉图在希腊城邦政治的基础上，努力构想出以至善为最高理念的“理想国”。考茨基的《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是以“柏拉图式的共产主义和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作为开篇的，和通常的论述一样，考茨基也是从柏拉图的《国家篇》开始，结合柏拉图所生活的时代详细分析其中包含的共产主义思想。按照社会主义的批判者哈耶克和波普尔的观点，他们把社会主义思想之源也上溯到了柏拉图。但是，从古希腊永恒的活火精神所展示的人类永不枯竭的能动性来反观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灵魂，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同源于古希腊，二者有着对自由共同的、永恒的追求。

第一，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人类力图把握自然界、社会以及人本身的变化规律性的思想成果。人类在与自然抗争中总有一种把握自然和自身发展规律的冲动和激情，这种精神驱使人类走出蛮荒时代，进入文明的历史。社会主义是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具有规律性、在挖掘潜藏在资本主义社会问题背后的深层本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思想学说，这是“逻各斯”精神的外化。追寻超越现存的理想性社会是自人类诞生以来从未停止的行动，社会主义同样有着对自由的无限向往和不懈追寻。在社会主义思想家看来，资本主义使得人与人的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合法化，僭越了它对民主、自由、平等的期许，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容纳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必然走向一种能够实现人类本真自由的新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对自由的向往的思想源头也可以推展到柏拉图之前古希腊“活火”的精神和由此生成的“逻各斯”和“努斯”精神。不能因为二十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出现了诸多问题就全盘否定作为人类思想史灿烂明珠的社会主义。

第二，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同样追寻自由、平等。他把“宇宙”视为秩序之原型，在他看来如此广袤和复杂的宇宙都有秩序和规则，更何况人间的这些琐事，他在思索事物的本源和规律中推展出“理念(理型)”。但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认识事物的规律必须超越感觉的杂乱和混沌，遮隐事物琐碎的细节抽象出概念。摆脱了现象纠缠的“概念”却失去了事物原初生动活泼的内容，所以，柏拉图的“理念”最终成为后世思想家诟病的核心。“理念论”和理想国似乎成了自由与专制的“分水岭”，似乎成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之根，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思想成为自由主义之源。这一划分实质上把柏拉图的理想国视为人为设计的乌托邦，忽略了柏拉图的思想渊源和自由之本。柏拉图要人们服从统治者的意志，主张节制欲望的真意在保持希腊城邦的自由。在他看来“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国家方面，极端自由其结果不可能变为别的什么，只能变成极端的奴役。”〔4〕过分追求自由会破坏城邦的民主基础，甚至走向民主的反面。从追求自由的目的上看，柏拉图的思想并未出现拐点，他的思想与其前辈思想家的本质是一致的。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即使追溯到柏拉图，也不是乌托邦与专制的源头，也有着对自由与秩序的憧憬与向往。

第三，单纯考察马克思的论著也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古希腊之源。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对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认为他的论文“解决了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5〕，设想沿着博士论文继续研究希腊思辨思想写一部更大的著作，并指出黑格尔哲学的宏大但忽视了其中的细节，马克思深刻地体悟到那些具体问题对“整个希腊精神的重要意义”〔6〕。他批评普鲁塔克嘲笑伊壁鸠鲁时作为希腊人忘记了希腊观念——“理论上的宁静正是希腊众神性格上的主要因素。”〔7〕可见马克思对古希腊思想在整个西方思想发展史中的开端性要义是有充分认识的。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所开出的自由思想寄予无限的希望，他看中的正是原子的偶然、偏斜脱离了“决定论”的命运，摆脱外在必然性的束缚，赋予人以自由的可能性。他引用伊壁鸠鲁的话指出：“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种必然性。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敞开着，这种道路很多，它们是便捷易行的，”〔8〕马克思终生探索的正是在把握自然必然性基础上、摆脱必然性束缚的自由之路。

正是在研究古希腊哲学中，马克思体认到古希腊“逻各斯”和“努斯”精神所赋予人的无限力量和自由精神。就是极力批判马克思的汉娜·阿伦特也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源头比他自己感觉到的还要深远。我们可以揭示这样的结果：连接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这条线，远比从马克思到斯大林的那条线紧密。”〔9〕伯尔基也同样指出：“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属于欧洲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10〕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对古希腊及希腊化时期思想家的研究奠定了他一生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和对人类现实真切关注的精神动力，我们从他的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更清晰地看出他对欧洲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综观马克思一生的创作历程，我们就可以看出无论是作为自由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还是作为实践唯物主义者的成年马克思，他的思想源于欧洲思想传统，始终不渝追寻自由，马克思在理论和逻辑上得出的科学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相比实现自由的路径和制度不同。

综上可见，从古希腊思想开出的人类智慧看，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有着共同的源起，都是人类理性和自由精神外化的重要思想成果，目的都是探寻适宜人类生存的社会“尺度”与“规律”。

二、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同源于人类特有的超越精神和能动精神

人类之所以能开出自己的历史，不断创造自然之未有，优化自身的生存环境，在于其特有的超越性和能动性。如果仅从物欲上看，人类祖先与动物没有本质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就在于人具有能动和自我超越精神，它表现在人类总是生活在现实社会和理想社会的辩证关系中，人潜藏的这种能动精神促使其不断超越现实创造新的生活空间。同时，人类在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和创造性实践活动中不断积累经验，并逐步发展出各种文化体系传承后人，这些精神活动成果又可以成为后辈人进行生产和生活，特别是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基础。

第一，人除了具有自然性、物质性和经验性这些一般动物都具有的特性外，还具有精神性、超验性和理想性、创造性这些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殊性。正是人自身的超越性和能动性，才使得我们的祖先在经历了与自然斗争的漫长历史阶段，走出茹毛饮血的原始蒙昧时代。人类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创造出外化物，又不满足于已有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正是这种不满足推动人类不断冲破自然和人为创造物的束缚。不满足于现实又受现实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人类祖先在遇到诸多无法解释自然现象和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时，他们凭借自身的想象力把希望寄托于一个虚拟的外化物或未来社会，并相信人自身能够在未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天国获得幸福。如人类自有文明记载以来就有了神话演绎、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这些都是我们的祖先在无法明了自然现象的原因、无法确认把握自身命运时的超现实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言：“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11〕宗教成为挣脱人间苦难的庇护所，人类把苦难的解决寄托于天国、寄托于来生，而自然界最聪明的动物也未能创造出一个崇拜物来解决自身的难题。我们的祖先以其特有的想象力创造出的原始形态的文化彰显了人类自身特有的能动精神，人类正是凭借着这种特有的精神属性不断探索理想的社会形态。

第二，当西方走出中世纪的宗教统治、走出封建时代，开始走向资本主义后，同样遇到人类由于无法解决的诸多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几乎与自由主义同时降生。托马斯·莫尔看到了萌芽时期的资本主义的丑态，以其天才的想象和对人类命运的高度关切，反资本主义而行之，为救民于水火，为摆脱“羊吃人”的灾难创设了自己的“乌托邦”，大胆地构想了与金钱崇拜社会相对立的、视黄金为粪土、共同劳动、计划消费的理想社会。这是人类聪明才智的巨大发挥，也是人类为挣脱困境的有益探索，他的天才构想充分反映了人类在克服自身问题时对未来的憧憬，也是人类作为理想性存在的突出显现，社会主义思想由此开端。此后的诸多社会主义者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者和未来理想社会的探索者从未停脚。特别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移易的内在矛盾，探索出超越资本主义的有效路径。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现是在矫正和克服自由主义思想支撑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中产生的，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无不是在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批判和对现实的超越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

第三，每一时代的人都在重复着的日常生活中探寻新的生存之道，每一时代的思想家也都在批判现存的同时构建距离现实或远或近的“乌托邦”。面对城邦危机，柏拉图在批判古希腊的社会问题中构建至善的“理想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也在批判中世纪教权束缚的黑暗时代中构建理想社会，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等思想家几乎都有自己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即使洛克、亚当·斯密这些经验主义者也在批判现存社会的问题中向往超越现存的新社会。黑格尔在思考人类精神的本质时，以其卓越的智慧建构了以“绝对精神”为制高点的自由世界；马克思从天国批判降落到对人世的揭露，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逻辑上构建出理想社会。无论是被视为理性主义者的柏拉图、黑格尔等思想家，还是那些自由主义者，他们都在批判现实的同时构建符合自身理想和人类本性的未来社会，他们都以自由之精神追寻着人类的最高价值——自由。这是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共同价值，只是二者回归现实的自由路径存在差异。

第四，从人的趋社会性看，社会主义或理想的共产主义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初就显现出来。正如考茨基所指出：“人是一种社会的生物；只要生产条件许可，使共产主义有几分实现的可能，人就很容易产生向往共产主义的感情。几乎所有的历史时代都存在过某种真正实行的、或者力求实行的共产主义形式。人类诞生之初，共产主义就伴随着出现了，它曾经是迄今为止全世界绝对多数民族的社会基础。”〔12〕正是每一个体对未来的憧憬和不懈地追求构成了考茨基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情结。人是个体性和社会性统一的存在物，社会主义虽然强调人的社会性，但亦不是不顾个人自由，只是由于人的趋社会性决定了自由必须以社会为基础，自由主义主张的个人自由至上原则也需要在稳定社会中去实现。

无论自由主义如何指责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本身就是人类自由成为至上价值的成果，同时，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始终是以扬弃自由资本主义之弊端为前提的。因为社会主义思想家发现资本主义不能兑现自由主义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意图探寻自由之新路。“社会主义的根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一种渴望,是对一个没有贫困与灾难、没有剥削与压迫、公正合理的世界的憧憬,这种憧憬与渴望先是表现为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幻影,而后才发展成为一门学说——马克思主义。”〔13〕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基于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基础上的逻辑与历史结论。

三、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崛起的精神成果

从西方思想史看，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同沐启蒙运动的精神光辉。正是这场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启蒙运动，使深处教权统治的欧洲逐步挣脱了宗教乃至愚昧的束缚，开启了理性和自由之光。“我们身处的社会是建立在理性观念上的，情感体验和直觉认识只有在有了理性的解释的时候才会得到承认。”〔14〕从这一点看，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共同浸润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之中。

第一，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源于对旧制度和旧观念的批判与反思。在理性被禁锢的中世纪，教皇建立起一套神权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保证教权至上且不受任何约束，这就为迫害所谓“异端”、清除异教徒提供了条件。而综观人类思想观念史，多数当时被打压的“异端”成了后世的正统观念或思想前导。文艺复兴呼唤人的主体地位，怀疑主义的兴起成为质疑宗教权威、支持理性主义的主要动力，理性要重新夺回自己的领地。人本主义的复兴开始冲破宗教和专制统治，宗教的统治地位就逐步被解构。“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是教会普遍腐败及压迫人民的臭名声。”〔15〕当宗教统治达到极致后，教权抵挡不了世俗利益的诱惑变得腐败而失去其神圣性之后，就必须进行宗教改革。按照英国思想史家伯里的观点，宗教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要给人民释放自由，而是无意中推动了宗教自由和思想自由，助推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研究的兴起，盲信和迷信逐步衰落。伴随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成长，十九世纪成为理性主义结果的时代，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成就不断销蚀和撼动上帝的地位，进化论几乎颠覆了上帝造人的宗教观。正是自由思想、进步理想和教会权力的衰落才使欧洲思想史上再度出现了繁花似锦的时代，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照耀下，人类一步一步地走出了中世纪，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逐步诞生且影响至今。而无论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它们最初都是以抗争、批判的面貌出现,它们最初所要对抗的都是那个时代最不合理或最不人道的处境和制度。只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两者内部都有分歧、分化的现象,某些主张也随着时间的积淀或权力运作的需要,而被定型化,有失原有的批判精神。”〔16〕

第二，社会主义是在汲取启蒙精神的同时，又在批判自由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生长壮大起来的。按照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足以证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在批判地汲取启蒙思想精华基础上的思想升华。马克思深谙黑格尔辩证法所呈现的革命精神之精髓，以此作为其批判的方法论，发现了蕴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且无法移易的资本逻辑，在自身不断否定的基础社会最终冲破制度的束缚，走向克服生产无政府状态和人的片面发展的新社会的历史必然性。“资产阶级社会为其没有良心的自由交易原则所驱动，容纳激烈变化的运动。资本主义的敌人也可以利用大量的自由来做自己的工作——阅读、写作、演讲、聚会、组织、示威、罢工、选举等等。”〔17〕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启蒙思想的成果发现了启蒙的产物——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医生”。无论如何，他们为资本主义“把脉”发现的无法摆脱的经济危机之病，至今仍未治愈。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中不但汲取了启蒙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且依据物质生产的条件批判了启蒙学者理所当然认定的那些原则。”〔18〕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推动二十世纪人类探索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先导理论。

第三，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处于辨证运动的时代场景中。在世纪之初，当资本主义深陷经济危机不能自拔之际，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曾青睐社会主义，试图借社会主义之力把资本主义推出危机的泥沼，如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哈耶克在青年时代曾一度热衷于社会主义思想。当年苏联社会主义所表现出的强劲的发展动力和高速的经济增长，更具有榜样的力量，成为东欧国家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和孙中山联俄联共的主要动因。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之时，借鉴包括自由主义支撑的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在内的人类文明的精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选择。中国近代以来探寻民族复兴的历史过程中，也交织着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谋与交锋，正如朱高正所指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两大思潮,两者之间既有对立,也有继受的关系。中国不谈工业化则已,一旦接受工业化,就不能不正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大思潮以及其彼此间的对立与互动。”〔19〕中国近代以来探索民族出路、追寻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程中始终存在以西方为参照、向西方学习的倾向。但是，“如何学”和“学什么”的问题始终没有很好的解决，既不能“全盘西化”，又无法回避西方自由主义，这一两难情结至今困扰着中华民族。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尤为凸显。且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确立引入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既对立又无法厘清的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以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为由对其进行全面否定，另一方面则认为自由主义可以救中国。这就产生了一面进行市场化改革，一面大力揭批新自由主义；一面倡导以人为本，一面在极力择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人为本和西方人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以这种受冷战思维影响的二元对立、不可调和论的方法处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已经越来越无济于事，无法避免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强势侵袭。如新世纪以来国内对新自由主义的大力批判和否定，让人觉得主张市场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的代表哈耶克、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都在说一些“疯话”，而选择新自由主义的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等国家领导人都是“蠢货”，这显然是违背事实的，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因此，我们在厘清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的同时，也要看到二者的内在关联，这才能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提供具有真理性的理论前导。

注释：

〔1〕叶秀山：《永恒的活火——古希腊哲学新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页。

〔2〕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3页。

〔3〕〔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43页。

〔4〕〔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42页。

〔5〕〔6〕〔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11、36、26页。

〔9〕〔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页。

〔10〕〔英〕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9-200页。

〔12〕〔德〕卡尔·考茨基：《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第1卷)，韦建桦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4页。

〔13〕哈里·尼克：《论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上)，《现代哲学》2003年第1期。

〔14〕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西方文明的源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