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娟

(江南大学　法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学界观察·

基于个人资源获取模式的人口城镇化之互联网途径〔*〕

○ 李娟

(江南大学法学院， 江苏无锡214122)

人口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求，而且新型城镇化需要突破人口城镇化的瓶颈。然而传统的单方面从政府治理着手的政府模式与顶层设计思路却无法实现人口的真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需要创新思维，从个体自我发展的角度，采用个人资源获取模式探索人口城镇化的突破口。由于互联网资源具有低门槛和易接入的特点，因此城镇化人口可以以互联网为突破口，借助互联网平台整合其他社会资源，从而实现高层次的人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政府模式；顶层设计；互联网；个人资源获取模式

以追求速度和数量为特征的粗放式的城镇化已经不再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因此新型城镇化理论呼之欲出。新型城镇化是更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城镇化模式，其核心内容是人口城镇化。

一、当前人口城镇化的阶段性特征与治理瓶颈

人口城镇化不仅是城镇化侧重方面的转变，更是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城镇化的本质在于社会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1〕但是，实践证明原来在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城镇化模式之于人口城镇化却成效甚微。因此需要研究城镇化的阶段性特征和人口城镇化中“人”的要素的特殊性，从而探索出有效的人口城镇化途径,弥补政府模式与顶层设计的城镇化模式的有限性。

(一)人口城镇化出现阶段分层

美国学者弗里德曼(J.Friedman)将城市化分为城市化I和城市化II。前者指农村人口的生产活动从农业产业向非农产业的转化和生活场所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过程，非城市景观转化为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后者指农村生活习惯和文化向城市文化的转变过程，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对农业人口和农村地域的影响过程。〔2〕我国学者普遍关注城市化I，“人口城镇化是促进产业、人口、资本向城市聚集，推动农业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3〕这样的城镇化只能是低层次的城镇化。然而低层次的城镇化引发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还需要高层次的城镇化来化解。人口城镇化不仅应该是地域的改变，工作种类的变化，而更重要的应该是人的内在文化精神世界的变革。美国学者索罗金认为，“城市化就是变农村意识、行动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城市意识、行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部过程”，〔4〕斯诺尔认为城镇化过程也是一个社会整体生活质量和价值观念提升的过程，〔5〕“城镇化实质上是农民对城镇生活方式的融合、理性选择生活方式、进行空间转移的过程”。〔6〕因此，城镇化人口只有实现内在文化精神世界的变革才能真正完成城镇化过程。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形式与内容，表象与实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实质决定表象；形式反映内容，表象反映实质。从运动变化的角度分析两者的关系，内容和实质在转化升级的过程中相对缓慢，滞后于其外在的形式和表象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形式和表象对内容与实质的反作用力则非常重要。制度革新、政策调整与经济发展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物质基础，土地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是人口城镇化的外在表现和前提条件，均是城镇化必须完成和实现的方面。然而，人口城镇化才是城镇化的根本目的。因此，城镇化在完成形式与表象表现的转变之后，必须由其牵引内在实质性内容的转化与提升。

就我国目前的人口城镇化而言，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和两个层次。第一阶段是指处于“半农半工”两栖活动的，逐步完全从事城市产业的阶段；第二阶段是指不再务农或已经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镇的“半城镇化”〔7〕阶段。生活地域和从事产业的城镇化是低层次的城镇化，而文化层面和价值层面的城镇化则是高层次的城镇化。国家和政府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和政府作为帮助“个体的人”实现第一阶段和低层次的城镇化，而第二阶段和高层次的城镇化需要“个体的人”在政府构建的社会框架和提供的社会资源的基础上自我实现。这就是本文研究的焦点，即如何开发“个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实现真正的城镇化。

(二)人口城镇化的政府治理模式遭遇瓶颈

党的十八大提出，“‘十二五’期间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方向将由单纯速度向速度与质量并重转变，改革进入以推进深度人口城镇化为特征，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需要把人口城镇化作为深化改革的主导力量，以扩大城镇就业、户籍制度改革为基本导向，大力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人口城镇化道路。”〔8〕李强认为，“中国城镇化的突出特征是政府主导，大范围规划，整体推动，土地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空间上有明显的跳跃性，民间社会尚不具备自发推进城镇化的条件等。”〔9〕虽然辜胜阻提出了城镇化须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新思路，〔10〕批评了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要素的缺陷，但其提出的产业升级也同样延续了从政府和国家层面出发的思维惯性。综合分析目前有关城镇化的研究与论著可以发现，几乎所有学者均是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将政府作为城镇化的主导力量来进行研究，认为进行政治和经济政策调整、加快产业升级、提高生产力水平必须依靠政府创新。本文将此思维模式和对策方案理解为政府模式和顶层设计路径。

1.政府治理与顶层设计模式的逻辑及功能。政府模式的理论前提是任何社会问题产生与解决的关键在于政府建构社会的能力。政府职能不到位是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本，社会问题久而不治是政府失职或无能的后果。该模式将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完全依赖于政府制定良策和执行良策，认为只要政府从宏观层面上改善社会环境，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和提供有效的政治资源，就能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同样，顶层设计也是同一思维下的治理选择。顶层设计“是指为完成一项工程，以系统论为指导方法，从全局性着手，对工程的各方面、各要素、各功能、各层次进行统筹兼顾，规避风险，从而达到用最低的成本完成工程项目。”〔11〕其精髓是认识问题与分析问题的系统论方法，即从整体上把握社会大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协调各子系统关系，稳步推进社会进步。但是，在实践中却被矮化为高层决策，认为顶层设计就是最高层利用“站得高望得远”的绝对优势，从顶层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利用顶层权力的绝对权威来对全局做出安排。

当然，政府模式和顶层设计有其坚实的合理性基础，尤其针对我国国情更具可行性。首先，我国自古以来中央集权的政治思想和由上而下授权的权力控制模式，决定了各级权力部门以及普通民众对上级权力(包括中央权力)权威的高度认同和过分依赖。如若没有顶层设计，地方政府往往会因担心地方政策与上级权力部门利益相冲突，不得已朝令夕改，而无所适从；如果没有政府权力的主导性作用，社会企业或自治组织会因没有基本的政治保障而束手束脚。在如此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国家，社会治理与改革必然需要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制定实施治国方略，由中央向地方层层贯彻。其次，由于我国处于政治社会全面改革的历史攻坚时期，思想文化混乱，利益结构复杂，政治社会遗留问题积重难返。鉴于此，也必须由政府这一具有国家强制力权威的社会力量来统领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再次，城镇化问题不仅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样简单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的问题，而且是牵涉到历史遗留的户籍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社会资源分配制度等复杂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并不能由社会自我化解，因此，必须依赖政府模式和顶层设计在城镇化的前期阶段为城镇化改革搭建基本的制度框架，开拓正确的发展路径。

2.政府治理模式与顶层设计的功能局限性。政府模式与顶层设计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过分倚重政府模式和顶层设计是社会和公民推卸自我社会责任的态度与做法。具有重要意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人们根据基层具体实践情况和需要进行社会自我创新的成功典范。同样，政府模式与顶层设计在解决人口城镇化问题上也已经乏善可陈。首先，顶层设计是战略性的规划，是高层的系统性部署，距离问题的解决还有相当长和艰难的实践性环节。因为“顶层设计也是由人来设计的，既然是人，那么其理性和知识总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决定了顶层设计有时候也会犯错误的，”〔12〕因此不能保证顶层设计一定正确。而且顶层设计往往是一个粗略的蓝图，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可能存在由于“不切实际”而无法指导具体问题的缺陷。其次，政府模式也已经被证明存在失灵的问题。〔13〕诚然，现代民主政府的公利性的本质属性使政府承担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的基本职能，但是，非本质属性的自利性驱使政府可能为部门利益、组织利益甚至领导者利益而损耗其公利性。〔14〕政府的自利性不仅体现在政府领导或部门利益的层面上，而且也体现在中央与地方，结构层次上的“条”与“块”关系的处理上。这些部门间与层级间的利益博弈与均衡，不仅会导致资源耗损，而且可能延长城镇化过程，使城镇化过程中伴随的社会问题更严重。

综上所述，人口城镇化步履维艰与多项国家基本制度尚未彻底改革密切相关。究其原委是政府固有的自利性对自身地位和利益顽固维护——任何一项制度的改革必然导致既得利益的受损，就必然受到相关各级政府或部门基于自身利益的“合理性”辩护和阻挠。因此，过分倚重政府模式与顶层设计根本无法突破人口城镇化的治理瓶颈。社会治理理论认为，人口城镇化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方面，可以通过发挥全社会的协同治理的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自身创造性和自主性，寻找人口城镇化的突破口。

二、个人资源获取模式适用于人口城镇化的优势与可行性

个人模式是与政府模式相对应的一种社会问题解决的思路，强调个体的特殊性和创造性，个人资源获取模式是个人模式与社会资本模式的有机整合。它的理论前提是个人生命周期与社会发展周期不同，导致两者在目标、实现方式和发展阶段上不一致，从而产生矛盾和冲突。个人生命周期相对于社会发展周期而言非常短暂。国家对社会发展进行战略规划时，从整个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加以考虑，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顾及不到微观层面的个体生命周期，从而可能导致国家政策在个体生命有限周期内造成个体福利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产生。譬如，我国1998年大刀阔斧地进行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毋庸置疑，这年的改革盘活了国有资产，帮助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摆脱了困境，使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走上了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15〕但是这一伟大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一次性买断”裁员，却造成大量无专长的工人失业下岗，对个人及其家庭无疑是灾难性的，甚至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一)个人资源获取模式的逻辑及实践优势

个人模式的核心思想是“个体的人”意识到自身生命的短暂性，因而追求生命价值的个体会尽最大可能在现有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下寻找适合自我目标实现的方式，“个体的人”不会被动地等待由社会或他者来拯救。个人模式包含个人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两个方面。就个人主义价值观而言，“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16〕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个人主义的现代性，即个人主义是在现代社会维度下形成发展起来的，而且现代社会的发展为个人主义的成熟提供了一定的张力；二是个人主义强调人的个性，个性的重要性在于其所具有的差异性、多样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这些特性是“个体的人”实现自我生命意义的核心因子；三是个体的自立精神，当“个体的人”发现自我个性存在时便会产生自立的生存实践观。自立是人的自我拯救和自我选择，是将人从各种传统和现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能力。〔17〕

个人模式不仅强调个人主义价值观，而且更加强调个人主义的认识与实践的思维进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原则在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个人构成了人之科学中分析的终极单位。根据这项原则，所有的社会现象，在不考虑有目的行动者个人的计划和决策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得到理解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倡导者论辩到，根据超个人构成物(superindividual constructs)去分析社会现象，如果不是一种十足谬误的话，那也是极具误导性，”〔18〕甘布尔从个体的实在性与组织的虚拟性来强调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重要原理，“第一，所有的行为都由个人完成，对社会现实的分析必须从个体开始；第二，除了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行为之外，‘社会肌体’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政府、公司、工会、国家之类的‘集体’全都是抽象概念，除了组成它们的每一个个体之外，它们本身在现实中不存在。”〔19〕总之，方法论个人主义将“个体的人”作为思考社会、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属点，而且其中的“个体的人”是具有自主能动性的有计划和决策能力的人，“个人在面对自然、社会以及自身这三重境遇时，总是以‘移情’的方式将自身的本性嫁接到理解外部世界存在与自身命运的过程之中，”〔20〕因而社会秩序的构建要回归对“个体的人”的思考和对人的能动性的整合上来。

个体寻求自我发展也是从社会获取资源的过程，社会资源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在一定时期内是既定的，抑或是稳定的。但是，在可获取资源中有大量潜在的尚未被意识到，更未被挖掘出来的资源。然而，这些资源的激活和被利用并不能依靠国家或政府通过社会制度或行政的方式，而必须依赖于“个体的人”从自我认识、自我提升和自我开发来实现。因为只有当人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能动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时，才会产生改变自身生存状态的动机和能力。动机和能力转化为现实行动并且产生价值的过程，就是激活和发掘潜在社会资源的过程。

社会资本是当代社会学中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林南认为，“社会资本可被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汲取或动员的资源。”〔21〕林南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中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资源产生于结构，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资源；二是社会资源的“汲取”或调动是需要理由和契机的，只有目标明确的行动才会需要社会资源；三是只有能被调动的可资利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才可以称之为社会资源。也就是说，资源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只要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无论是以何种形式存在都是社会资源。因此说，“个体的人”首先需要发掘和寻找自我存在感，而不是将自己作为社会的附属品，或者社会的一个无机构成零件。当自我存在感觉醒，人便明白“人之为人”及活着的意义，进而过着一种目标和方向明确的生活。其次，需要意识到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必须承认和接受既定结构，从既定的结构中去发掘自身所需要的资源。如果一味抱怨和否定既定社会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也就蒙蔽了发现既定社会资源的双眼。最后，需要意识到社会资源的范畴非常广泛，并且社会资源也是不断变化和相互转化的。可以从容易获取和调动的资源上入手，寻找资源整合的突破口。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人们，必须认识到互联网技术所拥有的强大的将物质与精神和虚拟与实在进行能量转化的功能，从而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知识去发掘和整合社会资源。

(二)个人资源获取模式的人口城镇化的可行性

在人口城镇化问题上，个人资源获取模式不仅具有弥补政府模式缺陷的优越性，而且具有操作的可行性。人口城镇化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社会大系统为人口城镇化提供发展所需的条件。当下社会大系统的人口结构及人力资本和关涉城镇化的社会资源都为人口城镇化提供了有力支持。

1.年轻的城镇化人口结构。城镇化人口年轻化趋势是人口城镇化最大的优势。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已经超过流动人口的半数，占全部流动人口的53.64%，比2005年的对应比例增加13个百分点。据此估计，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规模已达1.18亿。新生代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22〕而且，城镇化人口的年轻化同时也伴随着城镇化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学历水平的提高。有研究证明，个体年龄越小，越倾向于城镇化，个体文化程度越高，城镇化意愿越强。〔23〕由于浙江省是城镇化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份之一，因此以浙江为例的研究表明，“浙江省迁入人口中，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口所占的比重明显高于总人口中该类人口所占比重。初中以上各类教育程度人口所占的比重都是迁入人口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全省迁入人口中接受初中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占了70.31%，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1.97%，高中及中专占18.77%，大学及以上占9.57%，而全省人口中的相应比例分别为50.4%、35.52%、11.49%、3.41%”。〔24〕更重要的是，国家在提高农村地区总体教育水平上采取了重要而具有成效的举措。在宏观方面，政府对中西部及农村地区加强了教育投入，实施了必要的宽松管制，加大了政府投入力度，扩大市场准入，积极鼓励企业投资办学，拓展教育资源供给渠道。在微观层面，调整农村地区中小学教育资源布局，加强城乡学校之间教育资源交流，均衡师资力量配置，统筹区域间学校管理资源。积极促进教育资源丰厚和管理经验成熟的学校帮扶教育资源薄弱的学校。〔25〕因此，随着人口自然代际更新和国家对人口教育的重视,我国城镇化人口结构越来越年轻，城镇化人口文化水平越来越高。随着个体知识水平的提高，个体使用知识的能力也随之上升，个体的创新性和开拓性也随之增强，同时为获取和利用社会资源创造了必要条件。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及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为人口城镇化提供了高质量的人力资本。

2.丰富的城镇化资源结构。社会资源不仅存在量上的不同，而且也存在结构上的差异。社会资源在一定的时期内是稳定有限的，但是可以通过对社会资源结构进行调整来扩大社会资源的社会功能。布迪厄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体或群体借助由多少制度化的相互认识和承认的关系组成的一套可持续的网络而获得的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26〕从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来看，这些资源越来越丰富，而且支持性力度也在增强。

对于城镇化人口而言，经济资本虽然贫乏，但是随着逐步的城镇化，经济资本也在不断积累，尤其对于处于第二阶段的城镇化人口，经济资本基本上已经不是其限制性因素。社会资本包括城镇化人口可以使用而且能够产生切实利益的社会关系资源，以及国家在人口城镇化方面提供的政策资源。一方面，城镇化人口在城市的逐步稳定，必然伴随着城市社会关系的构建，而在农村的原始社会关系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城镇化人口往往可以利用两种社会关系互相帮衬实现自身在城市的生存诉求。另一方面，城镇化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步骤，国家在促进城镇化方面的政策也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支持，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各种促进城镇化的政策文件，以及辅助和稳固城镇化的教育、医疗、养老等配套政策。文化资本虽然相对有限，但是城镇化人口可以借助易获得的网络技术获取网络资源从而弥补和增强文化资源。除此之外，互联网所建立的网络关系也是一种新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虽然由互联网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是一种弱关系，与强关系型社会网络相比，网络关系所产生的互信互助的约束力相对较弱，由关系而产生的收益也相对有限。但是弱关系是社会现代化和网络化的必然趋势，弱关系将成为人们社会网络的主要关系，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弱关系也意味着关系的灵活性。对于在现实生活中很难重新建立有效强关系的城镇化人口来说，可以利用互联网弱关系，较为容易地创建和扩大自身的社会网络，从而获得社会网络支持。城镇化中“个体的人”借助互联网时代产生的系统性变革，自觉地调整和优化着自身的社会资本结构。

三、互联网作为个人获取社会资源模式的突破口

已经生活在城市中的半城镇化人口转变为真正的城市人，需要实现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思维方式的城镇化、社会交往方式的城镇化，从而最终实现文化和精神上的城镇化。因为政府提供的包括制度资源在内的政治资源既定，“个体的人”从制度上获取政治支持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都非常大，而且不一定能够获得期望的效果；从自身有限的社会网络〔27〕中几乎无法获得有助于个体城镇化的有效资源；由于自身学历水平和技能水平较低，因此也无法获得高层次的职业资源。但是，互联网资源却具有其他资源不可比拟的优势，“个体的人”可以借助互联网资源发掘知识资源和整合其他资源。互联网资源包括互联网物理资源、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平台和互联网信息。之所以说互联网是城镇化中个人获取社会资源的突破口，是由于上述四个方面的互联网资源具有低门槛和易获得性，突破了其他社会资源的限制。

(一)广覆盖的互联网物理资源及低成本的个人获取

互联网物理资源的低成本和广覆盖特性为城镇化中的人们接入网络提供了可能。以电脑、智能手机(移动终端设备)和网络(有线网络和网络运营商提供的数据流量、WIFI)覆盖为衡量指标，“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越传统PC整体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28〕而且已经有接近80%的网民在使用智能手机，网民新购手机时选择智能手机的比例达到了72.8%。WIFI覆盖提升、3G的成熟和4G的启用为网民提供了更为优质的上网环境，丰富的移动互联网应用资源，从多方面满足了用户上网需求。“2013年第一季度，我国用户的人均移动互联网流量已达121MB，同比增长37.1%，其中3G用户只占25%，但流量占比高达50%；移动互联网接入总流量36918.3万G，同比增长58.7%，连续4个月增速超50%。”〔29〕截止2013年11月，我国“3G用户3.87亿户，占比达到31.6%。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新增1822.1万户，总用户达到1.88亿户，其中4M以上宽带用户比例达到77.4%；农村地区宽带接入用户达到4699.7万户，新增651万户，城市和乡村宽带用户比例由去年同期的3.31：1缩小到3.0：1。”〔30〕

(二)易获得的互联网技术与易接入的互联网资源平台

互联网技术分为基础应用型和专业开发性。对于广大城镇化人口而言，仅需要掌握互联网基础应用技能，便能够使用手机进入社交网站、利用网络搜索引擎寻找搜集信息，掌握(手机)网络购物、(手机)网上支付、(手机)网上银行和(手机)网上娱乐等服务于生活和工作需要的网上服务功能，而且这些(手机)网络应用程序采用了一致的简单的“傻瓜式”操作流程，一旦掌握某一个应用软件的使用方法，就可以以此类推掌握使用其他应用程序的技巧。最关键的是，这些网络应用技术并不完全取决于使用者的学历水平。从对网络和智能手机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仅具备初中学历但对网络和智能手机有兴趣和需求的使用者，反而比高学历的对网络和智能手机使用单一的人群的网络应用技能更强。也就是说，学历水平并不阻碍城镇化中的人对网络资源的接入，关键在于培养和引导使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功能的兴趣和基本的操作流程。

(三)虚拟与实在呼应的网络社区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具有虚拟实在性(virtual)，形式上的虚拟与内容上的实在确保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完美结合。首先，城镇化人口刚进入城市生活必然存在与城市诸多方面的不融洽与隔阂，外在压力与内在消极容易造成自我贬低与自我封闭，将自己的行动与思想局限在有限的物理空间中。自我意识比较强，有寻求出路意识的城镇化人就可以借助网络(了解城市新闻、城市生活、城市价值观、城市公共基础服务等等)逐渐积累城市生活经验，在网络信息与现实城市生活经验的双重影响下逐渐形成城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其次，网络的虚拟性特点可以实现不在场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城镇化人口可以低成本地获得智能手机作为基础上网终端，利用智能手机可以在网络中与不在同一个城市或地区的人相互交流，获得群体归属，也可以通过群体内的互相交流获得最新城市信息，而且可以使用智能手机和手机应用程序进行生产活动，甚至创业。例如，现在很多城镇化中的青年人利用微信开微店，将自己的时间、兴趣和生产结合起来，创造财富和提升自我。再次，网络资源的公开性和非排他性。网络中的信息量之大，可以说，只有想不到的没有网络中搜不到的。网络中大量信息可以免费获取，而且网络中的信息具有非排他性，人人可以无竞争地共享与使用资源，可以在网络信息中发现各种能够服务于自身生产生活的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可以在网络信息中关注自己所从事行业的发展情况及未来趋势等等，从规律中选择和发展自己的职业。“信息消费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31〕最后是互联网的无组织性特征。人们从事现实社会活动往往都需要加入一个组织，由此获得组织的支持与约束，但是互联网不存在组织支持，同时也更不存在组织约束与限制。换言之，人们可以随时进入和退出网络活动，而且可以发动所有能够调动的社会资源用于无组织边界的网络活动，从而借助网络平台将其他社会资源加以整合，实现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影响。

鉴于我国目前城镇化人口使用网络资源有限的情况，利用互联网资源推进人口城镇化具有极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随着人口自然更替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城镇化人口使用网络和智能手机的人数将越来越多。目前使用智能手机的城镇化人口中，接入网络的时间主要消耗在网络游戏、网络音乐和网络社交平台上。如果将使用网络的娴熟技能和使用网络的时间用于生产和工作，将大大提高自身融入城市生活的各方面能力。因此，应该通过各种社会化渠道为城镇化人口提供使用互联网的应用技术的机会，普及基础的互联网知识，改善网络使用结构，利用网络产生有助于人口城镇化的价值。

注释：

〔1〕〔5〕何平、倪苹：《中国城镇化质量研究》，《统计研究》2013年第6期。

〔2〕康就升：《中国城市化道路研究概述》，《学术界动态》1990年第6期。

〔3〕〔8〕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人口城镇化战略研究》，《人口研究》2012年第3期。

〔4〕崔功豪：《城市地理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68页。转引自张占斌：《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改革难题》，《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6〕张飞雁：《我国人口城镇化与生活城镇化：相关性分析》，《现代经济》2011年第9期。

〔7〕半城镇化是一种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过程中的不完全的城镇化状态，表现行为半城镇化区域和人口半城镇化。这里的半城镇化主要是指人口的半城镇化，即王春光学者提出的“人口半城市化”，指出人口半城市化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种不整合状态，其主要特征是在系统层面上，半城镇人口市场系统与社会、体制和文化之间的不整合；在社会层面上，与城镇居民的生活、行动等相互不融合、隔绝；在心理层面上，遭受排斥、歧视。

〔9〕李强、陈宇琳、刘精明：《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

〔10〕辜胜阻、刘江日：《城镇化要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人口研究》2012年第6期。

〔11〕张亮亮、朱洋波：《顶层设计：深化改革的合理路径》，《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5期。

〔12〕竺乾威：《政府管理创新的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2期。

〔13〕金太军、袁建军：《政府与企业的交换模式及其演变规律》，《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14〕金太军、张劲松：《政府的自利性及其控制》，《江海学刊》2002年第2期。

〔15〕张卓元：《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重大进展、基本经验和攻坚展望》，《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年第10期。

〔16〕〔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1页。

〔17〕刘宽红：《从超验主义走向个人主义——艾默生对美国文化的影响》，《江淮论坛》2006年第3期。

〔18〕David L.Prychitko,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in Peter J.Boettke,ed.,The Legacy of Friedrich von Hayek(II: Philosophy),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9,p.162.转引自邓正来：《哈耶克方法个人主义的研究》，《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

〔19〕甘布尔：《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王晓东、朱之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20〕杨明、张伟：《个人主义：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哲学研究》2007年第4期。

〔21〕Lin Nan,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Connections,1999,22(1);Lin Nan,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22〕段成荣、吕利丹、皱湘江：《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人口研究》2013年第3期。

〔23〕杜双燕：《基于农民选择意愿下的贵州人口城镇化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24〕孙胜梅、吴云山、黄洪琳：《浙江省迁入人口的现状、特征与思考》，《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25〕蓝庆新、郑学党、韩雨来：《我国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的空间差异研究》，《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26〕〔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7〕社会网络是指人们可以利用和信赖的社会关系。对于非高等学历的城镇化人口而言，主要是指以家庭和宗族为核心的具有血缘、乡缘的人际关系网络，而这些资源具有同等效力的特征，所以无法实现高层次资源对低层次资源的帮扶和拉升。

〔28〕《第34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站，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407/t20140721_47437.htm，2014年9月29日。

〔29〕《我国人均移动数据流量达121M 3G独占一半》，浙江新闻网，http://news.zj.com/detail/1461661.shtml, 2014年9月29日。

〔30〕《2013年中国工业通信业运行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1294132/n12858387/15801467.html，2014年9月29日。

〔31〕《工信部：信息消费作为新经济增长点拉动作用明显》，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info/2013-12/31/c_133008790.htm，2014年9月29日。

〔责任编辑：刘毅〕

李娟，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网络政治文化和老龄政治学研究。

〔*〕本文系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研究”(13AZD018)、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公民网络维权制度创新研究”(15ZZC003)和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公民网络维权的政府回应研究”(2015SJD35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