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　玲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学术史谭·

清代徽州经学家互动的微观图景〔*〕
——以程瑶田礼学交游为中心

○ 金玲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杭州310028)

程瑶田是著名的清代礼学家，其交游范围十分广阔，是清中期学界的一个缩影。梳理他与当时其他经学家的交往事迹，可以看到程瑶田的学术本于同门戴震所传授，而并非以往公认的传自江永；又在客居京城时受到有治三礼之学风气的扬州学人的熏沐。通过考察程瑶田的金石之交，可见他的金石学也是为其经学研究服务的，因此金石学并不是程氏的主要研究方向。

程瑶田；交游考；乾嘉学术；礼学；金石学

一、引　言

上个世纪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侧重在整理出宏观脉络。所以清初考证学确立、吴皖分派、扬州学术、浙东学派、湖湘经学，顾炎武、黄宗羲、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等一线经学家之学术，都是引人注目的重大议题，研究者的讨论也多集中于此。但是，仅局限于粗线条的考述，或者只在几个热门专题内打转，恐怕并不能促使研究有所突破。发掘二三线学者之潜德幽光，考证更厚实有纵深的学术史细节，建设更广阔立体的学术史情境，或者能从别的角度打开局面，这就是本文的深层立意所在。

程瑶田(1725-1814)，安徽歙县人。师事方粹然、江永、刘大櫆，又与戴震、王念孙、汪中、刘台拱、翁方纲、阮元、焦循、段玉裁、凌廷堪等往来论学。其交游仅《程瑶田全集》中有迹可考的就有近一百人，是清中叶学界的一个缩影。他的研究重在《周礼》名物制度考证与《仪礼·丧服》考辨方面，又兼涉《尚书·禹贡》三江水地、《尔雅》虫草之名及“转语”之说。其著作编成丛书《通艺录》。其学通贯群经，以精确求是为要，是王国维所总结“乾嘉之学精”〔1〕的典型体现。

本文考论程氏交游情况，着重说明江永和戴震对他学术基础的实际影响、程氏与汪中、任大椿、王念孙等扬州学人的往来、翁方纲与他的金石交谊，这些都是此前的研究未曾涉及，或者语焉不详的。考辨程氏中年之前在礼学方面所受师友的影响(因篇幅所限，晚年交游将另文考述)，有助于后代研究者知人论世，理解程氏学术的渊源所自。其次，藉由程瑶田这一线索，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时的学术圈子怎样接纳新的成员、成员之间如何互动、新的研究范式如何传播和渗透，有助于重建清代徽州学术的微观图景。再次，见微知著，从程氏学术交游中的种种细节，发现清代学术转型的痕迹和时代特点。

二、考　论

(一)求学新安：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三十五年(1770)

程瑶田乾隆十三年秋通过院试〔2〕，之后主要在家乡歙县从师问学。其间参加九次乡试，乾隆三十五年恩科中式。〔3〕这段时间的交游，第一类是进学前后和在徽州府学紫阳书院同学；第二类是江永和刘大櫆师门。

1.紫阳书院：戴震、方粹然

程氏少年同学中，最早可考的是郑牧〔4〕和汪肇龙〔5〕。郑牧早在乾隆四年(1739)即已结交戴震，时时相与论文。当时戴震就已经比较反感时下揣摩主司旨意的时文，而喜欢讨论经学了。〔6〕乾隆十四年程瑶田二十四岁，结识大他两岁的戴震，戴震当时学已粗成。〔7〕程瑶田没有详细说明他如何与戴震认识，推测当缘于郑牧的介绍。他读戴氏所校《大戴礼》之太傅礼，〔8〕又从之学准望之法。〔9〕乾隆十七年(1752)夏，程氏向友人汪肇龙及汪仁楼引介戴震，汪仁楼因此向其族祖父兼程氏同学汪梧凤介绍戴震，汪梧凤遂延戴氏至不疏园讲学。程瑶田因常与戴震相处。〔10〕其间戴氏为他作篆书对联：“论古姑舒秦以下，游心独在物之初。”〔11〕乾隆二十二年(1757)，程氏馆于汪梧凤家，运用此前从戴震所学，推求准望重测用较为法之理，疏记而为三图，汪梧凤以之为奇，立表柱以观测之；戴震见图而叹程氏用心之细。〔12〕乾隆二十四年戴震赴顺天府乡试，当时钱大昕任詹事府少詹事，〔13〕戴、钱早在乾隆二十年即已往来，这次戴震以程氏手制墨馈赠钱大昕，为日后程钱之交张本。〔14〕乾隆二十六年(1761)戴震致书翰林院侍讲学士卢文弨，称扬程氏〔15〕。

虽然学术史公认戴震和程瑶田是同门师兄弟，但梳理他们的交往事件，可以发现，戴震其实是一个引导者的角色：早年既传授程氏准望之法，之后又写信给卢文弨，为屡举不第而不得不出游的程瑶田延誉，还为给程氏介绍更高层次的新学友如钱大昕作准备。戴震对程瑶田的提升之助，比方粹然、江永、刘大櫆的引导之功，作用更大；甚至不妨说，如果没有戴震帮他推开经学的大门，程瑶田可能终其一生只是个僻处徽州一隅的富有文学修养的书家而已。

认识戴震的同年，程瑶田拜方粹然为师。乾隆十四年方氏居徽州城外，程氏往叩，次年与弟光莹往受业。〔16〕乾隆十五年粹然父楘如来紫阳书院主讲，瑶田亦得从学。〔17〕乾隆二十二年粹然寄书程氏，言其新著《十一经注疏类钞》一百卷、《礼服古制》二十卷已脱稿。〔18〕方楘如为毛奇龄入室弟子，又曾被三礼馆征召；方粹然自己也著有《礼服古制》二十卷。虽然方氏父子与程瑶田之间可考的交往事迹以文学唱酬为主，但方家父子邃于礼学，想来会将此渗透在日常教学之中。

2.不疏园：江永和刘大櫆

方楘如、方粹然离开徽州之后，这些同学聚集到汪梧凤家，从学于江永。江永于乾隆十八年(1753)设馆歙县西溪汪氏不疏园，汪梧凤、方矩、吴绍泽、郑牧、戴震、程瑶田、汪肇龙、金榜皆从受业。当时舆论以其同门汪肇龙经术为优，精密处甚至超越戴震，对程瑶田的评价是诗学更佳，可见此时程瑶田的经学功夫还没有显露头角。〔19〕另外，要纠正一个学术史上常见的误解，就是江门弟子中真正治礼有成的只有戴震、程瑶田、金榜三人；汪肇龙治经功底亦深，惜乎年寿不永，著述未传。四人之外的江门弟子，并不治经。乾隆二十二年江永改馆于歙县灵山方矩家，前述学生除早在乾隆二十年即北上客游的戴震〔20〕外，亦从学于此。〔21〕江永这一年写成《律吕阐微》，〔22〕次年他就回到婺源江湾祖居，〔23〕不再出山授徒。程瑶田师从江永之事，仅考得以上二则，而且并无特殊指导，远远不如戴震对他指引门径之深。

江永对程瑶田的影响散见于程氏著作中，需要读者细心体察方得。比如《考工创物小记·虢叔旅作惠叔大族和钟图说》中，引用了江永《律吕阐微》考定黄钟律管的说法。〔24〕程氏《仪礼丧服文足徵记》卷七《小功卒哭可以取妇取妻说》深入讨论了江永《礼记训义择言》“大功之末可以冠子”条中的问题，程氏所论服义比江永深入得多。江永重在说明丧服背后的礼义，程瑶田却是要将经文所提到的概念和注解的含糊之处一个一个地落实，并不满足于像他的老师一样说明意义即可。固然有著作体例不同而写作方式有异的原因，但确实体现了清代中叶的礼学研究和清代初期比起来，由格局宏阔、注重框架而变得专门精微，致力阐释礼文度数的具体内容。因此，清代学术史公认程瑶田的学术受到江永的影响这一论断不假，但不宜夸大。

刘大櫆乾隆二十六年(1761)来任黟县教谕，黟县与歙县之间仅隔休宁县，地理位置非常接近。乾隆二十八年(1763)程瑶田与汪梧凤、吴绍泽等师事刘大櫆。〔25〕乾隆三十二年(1767)刘大櫆自黟县教谕任去官，掌教歙县问政书院，益得亲近。〔26〕刘大櫆身为桐城派重镇之一，提倡寻索文脉创通大义。再看《通艺录》中多次提倡涵泳经籍原文，不能说和桐城派治学理念毫无关系。

(二)客游南北：乾隆三十五年(1770)-乾隆五十六年(1791)

程瑶田应会试期间，与南北学者往来攻错，眼界得以提升，学术水平突飞猛进。这段时间与学术直接相关的交游主要是两大类：第一类是戴震的友人(扬州学者)；第二类是翁方纲诗境轩座上往来的金石同好。

1.金石诗境：翁方纲

第一次会试不利之后，程瑶田至三十八年(1773)赴武邑设馆。此后程瑶田开始了和翁方纲的交往。翁方纲究心汲古，宏览多闻，尤其擅长金石谱录书画碑版之学。乾隆四十年(1775)翁氏获观颜崇规所藏芈子戈，〔27〕同月与孔继涵等同观此戈，程瑶田也提到见过颜氏所藏此戈。〔28〕因此，推测程、翁二人交往之事，不早于此时。乾隆四十八年程氏在丰润时，为丰润文庙牛鼎断代，并将铭文拓本寄致翁方纲、朱筠。〔29〕乾隆四十八年(1783)潘应椿以丰润牛鼎拓本请翁方纲评定。翁氏是年夜宿丰润浭阳，之前程氏寄数十卷《通艺录》书稿予翁，其中有牛鼎内容。〔30〕乾隆四十九年二月，谒见翁方纲于其书斋“诗境轩”，翁氏知程氏正撰写《桃氏为剑考》，出示己藏古剑。〔31〕

程瑶田和翁方纲及其周围友人的金石交谊，其实主题集中在《考工记》名物制度和书法篆刻上，前者是出于他对周礼学的研究，后者是长久以来的个人爱好；《桃氏为剑考》等重要论文，基本上在这一段时间和翁方纲及他周围的金石友人的交流中构思或撰写；将经文考证、实物观察和数学测算结合起来，是他进行真正有价值的独立研究的发端。所以，程瑶田的金石学研究是为他的经学提供旁证材料的，不能算他的主攻方向。而翁方纲本人的金石学关注范围要广阔得多，举凡碑刻、法帖、古器物，靡不包罗，程氏金石学的广度、深度，与之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微妙的学术分歧，也许导致了他们交谊的淡化；所以在程瑶田由嘉定返乡之后，程、翁二人就没有可考的交往事迹了。

2.论礼燕都：戴震、任大椿、王念孙、丁杰、汪中、刘台拱

程氏赴都会试期间，他的同门戴震和金榜都在京都。乾隆三十八年秋，戴震入四库馆后，二人时过从论学，有所疑辄质正之。〔32〕乾隆四十一年(1776)戴震与金榜论《禹贡》之三江方位。程氏闻其说，以为有难通处，录其所得，即程氏此后所成《禹贡三江考》之缘起。〔33〕金榜《礼笺》卷一《三江》即因此而作，戴震未见有论文。同年秋，程瑶田南还前，影钞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原稿写本。〔34〕未料次年戴震即卒于京师。〔35〕这段时间程瑶田认识了戴震另一位学生，朱筠家的西席任大椿，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后，程氏为任大椿作《〈字林考异〉书后》。〔36〕戴震乾隆二十一年馆于吏部尚书王安国家，为其子王念孙授经，乾隆三十六年(1771)王氏入都参加本年恩科会试未中，延留都门至次年春间常规会试，又不第，方离京南下，此间与程氏结为忘年交。从此他们鸿雁往来，相与论学四十余年。〔37〕按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将二人相识定于乾隆三十一年王氏第一次入京会试时，或可商榷。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年谱》未见此事。按前王谱及刘谱，交叉比对二人行年，二人相识宜在乾隆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皆在京备考会试时，当时程氏四十七岁，王氏二十六岁；四十年后，王氏归高邮僻居著述，程氏设馆于武邑、丰润、杭州、武昌，仅四十五年同在京城，正合“同在京师，则晨夕过从；南北索居，则尺牍时通，相与商榷古义者四十余年”之语。反观乾隆三十一年及三十四年王氏会试时，程氏尚未中举人，亦无上京之事；乾隆四十年王氏最后一次考会试中选，皆不合“昔余应考入都，始得交于程易畴先生”之语。

在此期间，程瑶田也和丁杰频繁往还。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库馆修书，小学一门多出自丁杰之手。〔38〕程瑶田有寄《与丁升衢论时人〔39〕言沟洫书》，批评吴派经学前辈沈彤的观点。〔40〕

王念孙虽然和程瑶田结识较早，但似乎并没有向他另一位朋友汪中透露过这件事，因为汪中事后还特意向王念孙推荐程瑶田。汪、程相识暂时没有找到他人介绍的旁证，汪中祖籍歙县，应该是在京城歙县会馆所结识。根据王念孙晚年的回忆，二人订交在乾隆四十年至乾隆四十一年。〔41〕但汪中写信给友人刘台拱，则说结交程瑶田的事情发生在乾隆四十三年。〔42〕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汪中面赠程氏古剑一把；第二年正月，又邮古剑一把，资助程瑶田考证《考工记》制度。〔43〕乾隆四十八年汪氏来信，索观《通艺录》，答问堂阿之制。〔44〕乾隆四十九年凌廷堪与汪中订交，汪氏书海内通人十六人姓名与之，中有程氏之名。〔45〕汪中除了和程氏讨论古物形制，还在友邻通信中称扬程氏，为之延誉，除早已暗中交往的王念孙外，刘台拱就是通过汪中的关系而知道程瑶田的。乾隆四十四年(1779)汪中致书刘台拱，推荐程氏。〔46〕乾隆四十七年(1782)程瑶田与刘台拱会面。〔47〕刘台拱友人李惇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与刘台拱书，也提到程氏，可见此前已与程氏订交。〔48〕

扬州学人多治三礼之学。如刘台拱疏释《仪礼》，杂见于《经传小记》中，能发先儒所未发；任大椿以非翰林身份而任四库馆纂修官，《四库全书》礼经类提要皆经任氏详订，任大椿研究三礼，继承了其师戴震未能完成的《七经小记》的治经理念，〔49〕特点在即类以求，一类既贯，别求他类，由此发明义例，其所著《弁服释例》《深衣释例》，正是这一治经思路的实践。和戴震及扬州学者的进一步交往论学，推动程瑶田从出于对金石学感兴趣而从事的《考工记》名物制度之学延伸开去，在早年的基础上，系统深入研习三礼。

总而言之，程瑶田在京城结交的友人，学术修养比在徽州时期学友层次更高。《考工创物小记》《沟洫疆理小记》《禹贡三江考》《解字小记》《九谷考》《果裸转语记》等重要论文，便是在这一时期撰作或者构思。

3.司铎嘉定：阮元

乾隆五十三年(1788)，程瑶田通过大挑，经吏部分发选得嘉定县学教谕，是年秋季到官。五十六年八月，程氏正式辞职归歙。在嘉定的三年，程氏和当年京城的旧友仍有交谊延续。值得注意的是阮元这个时候开始和程瑶田接触，〔50〕是为日后阮元延请程氏赴杭州助铸文庙礼器这一因缘的先声。乾隆五十四年(1789)八月底，程氏答刘台拱书，说明近况，并称欲归乡整理著作。且称许阮元《车制图考》。〔51〕乾隆五十二年阮元撰《车制图解》；〔52〕次年刊成，即赠程氏，其书立说与程氏、金榜有异。王章涛《阮元年谱》考订刊刻《车制图解》事在乾隆五十三年，〔53〕按五十四年阮氏成进士，入翰林为庶吉士，程氏在嘉定与刘台拱书提及阮氏赠书事，称之为“今年新庶常”，故推知程、阮二人彼此相知不晚于乾隆五十三年赠书时。这段时间，程瑶田作《与阮梁伯论戈戟形体横直名义书》。〔54〕

三、结　论

程瑶田和不同层级、地域的学者交往，对他的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戴震引导他进入经学和算学的大门；方氏父子、江永的礼学背景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戴震同居京城时，戴震介绍的学友(大部分是扬州学人)和他的友谊延续很久，他们的礼学修养，引导程瑶田进一步深入系统研习三礼；他和翁方纲周边的金石学同好有所往来，在他们的帮助下研究礼经中的名物形制，但因为学术兴趣范围的微妙差异，并没有深入到那个圈子里去。他与阮元关系不错，也和阮元幕府中的著名学者彼此论学，他们已经是程瑶田的晚辈了，可惜程因为精力不允许，没有参与阮元主持的校勘十三经等大事；他的学生在推动刊行著作一事上比较得力，程瑶田生前就看到了自己撰述的问世。

交游考并不单纯是为了考证一个人和他人的往来。从这篇交游考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时学术群体如何以滚雪球的方式扩大交游圈子，也能观察到一个新人是如何进入圈内并且发展出学术声望。这对于清代学术史的外部研究，也颇有裨益。

注释：

〔1〕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三《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

〔2〕〔3〕〔4〕〔5〕〔27〕〔29〕〔31〕〔33〕〔40〕〔清〕程瑶田：《程瑶田全集》第二册，陈冠明等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329、570、198、313、67、531、155、466、350-353页。

〔6〕江巧珍、孙海峰：《从新发现的资料三则看戴震的少年至交》，《黄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10-12页。江巧珍文据《星源甲道张氏宗谱》卷五十八《张鲁池先生文集序》及卷五十九《明经张鲁池先生传》(二文皆郑牧所作)考证，乾隆四年(1739)，郑牧长兄郑奎光馆于休宁县隆阜(即戴震祖居之地)，郑牧因得结识戴震。当时郑牧二十六岁，戴震十六岁。《明经张鲁池先生传》：“予友戴震东原方年少，好语经学。而适应童子试为时文，以时下揣摩之习不足学也。……三人者间数日必相与会集，或于野田蔓草之地席地坐，各质其所是，各论其所非，必至日暮方散。”

〔7〕〔清〕段玉裁编：《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七年条：“婺源江慎修先生永治经数，精于三礼及歩算钟律声韵地名沿革……先生一见倾心，取平日所学就正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十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第6页；乾隆九年条：“是年长至日成筹筭一卷。”《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十一辑，第6页；乾隆十年条：“是年孟冬成《六书论》三卷。”《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十一辑，第7页；乾隆十一年条：“是年《考工记图注》成。后序云：柔兆摄提格日，在南北河之间，东原氏书于游蓺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十一辑，第9页。

〔8〕〔9〕〔10〕〔12〕〔16〕〔17〕〔18〕〔24〕〔35〕〔43〕〔清〕程瑶田：《程瑶田全集》第三册，陈冠明等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314、218、314-315、218、351、351、352、180、219、149-150页。

〔11〕联后附程氏识语：“乾隆壬申岁，戴东原为瑶田作此联。自以为不能作楷书，遂令瑶田为书款也。自是之后，即篆书亦绝不肯为。越二十六年岁在丁酉，东原卒于京师。又后九年，偶见故人手迹，悲感交并，因援笔记之。乙巳正月二十一日，易田。”影印件见《国学季刊》第二卷，1925年第1期。

〔13〕《钱辛楣先生年谱》乾隆二十四年条：“在赞善任。”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5页。

〔14〕《程瑶田全集》第三册，第434页，“夙仰大君子，贻诗今尚存”注。

〔15〕戴震《再与卢侍讲书辛巳》：“兹敝友程君亦田……其人少攻词章之学……年来有志治经，所得甚多。与震往还十余载……其读书沉思核订，比类推致，震逊其密。想阁下乐取其长，而进其未逮者也。”〔清〕戴震：《戴震文集》，赵玉新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第61页。

〔19〕〔清〕江锦波、汪世重编：《江慎修先生年谱》乾隆十八年条：“馆歙邑西溪，歙门人方矩、金榜、汪梧凤、吴绍泽从学，休宁郑牧、戴震，歙汪肇龙、程瑶田，前已拜门下问业。是年殷勤问难，必候口讲指画，数日而后去。”《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九二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6页；又按〔清〕郑虎文《吞松阁集》卷二十六《松溪书屋图序》：“新安士之健于文者，有六君子。……五君子者：郑用牧学宗宋儒，戴东原震学宗汉儒，皆休产也……其三人则同邑宗人稚川肇龙以经，程易田瑶以诗，方晞原矩以文，皆互相切劘，务为根柢之学。而六君子之名乃大著。”《四库未收书辑刊·集部》十辑第1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73页。

〔20〕段玉裁编：《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二十年条：“盖是年入都。冬，纪文达公刻《考工记图注》成。程易田云：是年假馆纪尚书家。”《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十一辑，第14页。

〔21〕《江慎修先生年谱》乾隆二十二年条：“馆歙灵山方矩家，从学者如癸酉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九二册，第7页。

〔22〕按：此本为四库全书底本，四库本未抄卷首两篇序。《律吕阐微》江永自序：“乾隆丁丑仲秋之望,婺源江永慎修氏书于古歙之灵阳。”江永：《律吕阐微》，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

〔23〕《江慎修先生年谱》乾隆二十三年条：“家居课孙朝阳、锦波。”《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九二册，第8页。

〔25〕〔26〕〔清〕汪梧凤：《松溪文集·送刘海峰先生归桐城序》，《四库未收书辑刊·集部》十辑第2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48页。

〔28〕〔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九《跋芈子戈》，《续修四库全书》一四五五册，影印清李彦章校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35页。

〔30〕翁方纲：《复初斋外集·诗》卷十七《癸卯·桑梓抡才集·宿丰润县寄怀小松、易田》：“程君近著录，说经极铿铿”注：“易田近寄所著《通艺录》，凡数十卷，载此鼎文特详。”清代诗文集汇编丛书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三八二册，影印清李彦章校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34页。

〔32〕段玉裁编：《戴东原先生年谱》：“上开四库馆……奉召充纂修官。仲秋至京师。”又参见《程瑶田全集》第三册，第219页。

〔34〕《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七年壬辰条：“是年春有《孟子赵注跋》一篇，见微波榭刻本。《孟子字义疏证》原稿名《绪言》，有壬辰菊月写本，程氏易田于丙申影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十一辑，第45-46页；段玉裁《答程易田丈书》：“又云‘《孟子字义疏证》，孔葓谷所刻者尙非定本，其定本改名《绪言》，抄本现在，当录以奉寄’。于近日又接手书，得《绪言》一本，书中言‘丙申影抄时，戴本首叶有壬辰菊月写本六字。自壬辰至丙申，未尝改窜，自丙申冬日南下，而戴君丁酉遽捐馆矣。固知《疏证》非定本，《绪言》乃定本也。’玉裁谓先生之说似是，但谓改《疏证》为《绪言》，恐不其然。……是四月以前改定自序可知，先生疑绪言为定本，玉裁未敢信，故敬述其所见以复于先生焉。仍拟将《疏证》刻诸吴中，或兼刻《绪言》，两存之以持赠同学。”段玉裁：《经韵楼集》，钟敬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84页。

〔36〕据《字林考逸》原刻本卷首，书刻成在乾隆四十七年四月。《程瑶田全集》第二册，第518页。

〔37〕《程瑶田全集》第三册，第505页。“昔余应考入都，始得交于程易畴先生。先生长于余十九岁，而为忘年交。同在京师，则晨夕过从；南北索居，则尺牍时通，相与商榷古义者四十余年。……道光十年五月庚辰高邮王念孙跋，时年八十有七。”

〔38〕许宗彦《丁教授传》：“时方开四库馆，任事者多延之佐校，小学一门，往往出其手。因与朱学士筠、戴编修震、卢学士文弨、金修撰榜、程孝廉瑶田等相讲习。”〔清〕许宗彦：《鉴止水斋集》卷十七，嘉庆二十四年德清许氏家刻本。

〔39〕按所谓“时人”即吴派著名经学家沈彤，程氏此书中批评沈彤《果堂集》之《周官五沟异同》一文。

〔41〕〔清〕王念孙：《王石臞文集补编·与汪孟慈书三》，影印民国二十五年来熏阁书店书店铅印刘盼遂辑段王学五种本，清代诗文集汇编丛书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一七四七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78页。

〔42〕《刘端临先生年谱》乾隆四十四年条引汪中来书：“去年交歙程举人瑶田、洪中书榜，二君与金殿撰于戴君之学皆可云具体。”郑晓霞、吴平校点：《扬州学派年谱合刊》，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第209页。

〔44〕〔清〕汪喜孙编：《容甫先生年谱》乾隆四十八年条引与程瑶田书：“某病中百虑萦怀，深恐不起，而足下则时时梦见之，晤语如平生，此亦心思专一之验也。”又云：“《通艺录》，乞仍惠一袟，其《沟洫篇》，刻成并望寄我。《仪礼》堂阿等制，文乞钞一本见付。又新法列宿度数，亦乞见示。”《扬州学派年谱合刊》，第174页。

〔45〕〔清〕张其锦编：《凌次仲先生年谱》乾隆四十九年条：“扬州汪容甫先生……于时流恒多否而少可；及与先生相见，辩论古今，深为折服，手书一十六人姓名示之……歙举人程易田瑶田、修撰金辅之榜……曰：此皆海内通人也……”《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一二零册，第355页。

〔46〕《刘端临先生年谱》乾隆四十四年条汪中来函：“程君今在丰润，时来都中，客歙县会馆，其人有体有用，不可不纳交之。”《扬州学派年谱合刊》，第209页。

〔47〕《刘端临先生年谱》嘉庆二年条引程书：“不见叔度，于今十六年矣。中间惟在嘉定时，彼此一通尺素。”《扬州学派年谱合刊》，第239页。

〔48〕汪喜孙编《汪容甫先生年谱》乾隆四十五年条引李惇致刘端临书：“惟朋友之爱不能忘怀。如足下及易田、怀祖、容甫诸君，惇一得侍，便神志飞舞，终日不语，而性情亦适。”《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一一一册，第60页。

〔49〕《戴东原先生年谱》段玉裁按语：“先生云：……治经必分数大端以从事，各究洞原委，始于六书九数，故有诂训篇，有原象篇，继以学礼篇，继以水地篇，约之于原善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十一辑，第76页。

〔50〕按：钱、任、王都是程瑶田的朋友，阮元应该也是通过他们的关系而与程瑶田相识。阮元与钱大昕交往事，见《竹汀居士年谱》乾隆五十一年条钱庆曾按语，《嘉定钱大昕全集》33；与任大椿交往事，见阮元：《揅经室集》，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43页。

〔51〕《刘端临先生年谱》乾隆五十四年条引程氏来书：“少年后起者有仪征阮梁伯，今年新庶常，心力坚锐可畏。近撰《车制图解》二卷刻成见寄，其中轮人、辀人，郑氏误解及后人说之未当者，再三推论，断以己见，阅之令人豁目悦心。顾瑶田去秋自都南下，车中触目暗忖，于二职亦微有所见。今检其书，不能悉合。异日入都，当与梁伯及怀祖共商之。”《扬州学派年谱合刊》，第215-216页。

〔52〕〔清〕阮元《车制图解后跋》：“右《车制图解》，元二十四岁寓京师时所撰，撰成即刊之。……实可辩正郑注，为江慎修、戴东原诸家所未发。……此后金辅之、程易田两先生亦言车制，书出元后。其于任木、梢薮等义，颇与鄙说不同，其说亦有是者。”阮元：《揅经室集》，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75页。

〔53〕王章涛：《阮元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3年，第26页。

〔54〕按：程氏称呼阮元作“阮梁伯”而非“阮中丞”，可知此时阮元尚未仕宦显达，犹为后辈，可以字称，故系于此时。参见《程瑶田全集》第二册，第134页。

〔责任编辑：陶婷婷〕

金玲(1983—)，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博士后。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礼学史视角下的清儒丧服学说研究”(项目号：16CZS00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第五十九批项目(项目号：505000-X9160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