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新闻教育思想的多元呈现

2016-02-27李建新

学术交流 2016年5期

关键词：民国

李建新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上海 200444)

新闻传播学研究

民国时期新闻教育思想的多元呈现

李建新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是多元呈现的，而且各具特色，存在有大学、社会团体、民间、新闻媒体、报业经营者、政党、中外合作组织等创办和运营的新闻教育。从现实存在看，这些新闻教育都是在当时能够立足于社会、“应一时之需”的新闻教育。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新闻教育中，萌生了一些较早的中国新闻教育思想和理念，举其要者有“新闻教育要注意社会环境的需要”“新闻专业的学生要做猴子，不要做绵羊”“新闻教育是综合性的教育”“入太庙，每事问”“靠感性试水，用理性固基”“敦品励学”“新闻学如同医科、法科，应实行5年学制”，等等。这些新闻教育思想大多源于实践，顾及了现实社会的需要和教学实施过程中的合理操持，务实大于务虚，专注和聚焦于新闻教育本身的成分大。在今天看来，这些思想依然有值得借鉴和效法的内容。

[关键词]民国；新闻教育思想；多元呈现

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国民党退败台湾，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比较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是中国的新闻教育在经历了初创与起步期之后逐渐发展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新闻教育多元呈现、类型迭出、流派纷呈、进步明显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新闻教育思想，它们不仅指导了当时的新闻教育的实践与发展，而且在反复的砥砺中得到了丰富完善，为中国新闻教育发展积累了宝贵的财富。

一、大学新闻教育：新闻教育要注意社会环境的需要

持这一思想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和以系主任谢六逸等为代表的大学新闻教育单位。谢六逸是复旦大学新闻系首届系主任。他在1929年9月—1938年8月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期间，主张新闻教育要“理论与实践并重，教学与科研并重”，鼓励学生钻研新闻学术研究，出版新闻学书刊。1931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复新通讯社，作为学生实习新闻业务园地；1935年10月还举办了首届世界报纸展览会。

谢六逸认为：“大学是一国的最高学府，最高学府不能独立地完成某学术上的研究，殊令人有‘大学无用’之感。”[1]按照谢六逸的设想，大学应该在完善学术研究的设备、尽最大努力满足社会的环境需要等两方面进行提高和改进。根据这两方面的理由，谢六逸主张大学的文学院应该开办新闻学系或新闻学业专修科。[1]谢六逸还提出了新闻教育要注意社会环境的需要的观点，认为社会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是创办新闻教育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谢六逸认为，新闻学的知识与技能，是最活用的知识，新闻系的学生对于各种科学必须涉猎，所以他们的常识最为充分。[2]在这个层面，谢六逸不仅概括出了新闻教育的核心宗旨，那就是满足社会需要，而且还给出了新闻教育的正确路径——接触社会，知识与技能同样重要。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新闻专业的学生要做猴子，不要做绵羊

持这一思想的代表是陈望道。陈望道(1891—1977)是为数不多的早期中国革命家和新闻教育家，他最早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其对新闻教育的观点为共产党的新闻教育注入了源头活水。比如他提出的新闻专业的学生要做猴子，不要做绵羊的观点等。他认为新闻记者应该具有降妖除魔的“孙悟空”的特质，不能像羔羊一样，不敢抗争，任人宰割。

从1941年至1950年，陈望道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达9年之久。他有丰富的办学经验和进步的新闻教育思想。在他主持下，复旦新闻系树立了民主的优良作风，人才辈出，成为全国各高校中著名的系科之一。作为一名无产阶级的新闻教育工作者，陈望道秉持了无产阶级新闻教育理念，坚持了无产阶级新闻教育的做法，如他坚持新闻教育必须做到理论学习与新闻实践相结合。1943年3月1日，复旦新闻系恢复复新通讯社(1931年创办，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办)，作为学生实习机构。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1944年4月陈望道先生发起创建新闻馆，师生群起响应。为此，他还请书法名家于右任先生题写了“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的书作，制成牌匾，放置在新闻系醒目的位置，唤起大家对新闻工作的敬重和热爱。

最能体现陈望道个人新闻教育思想的是他提出的观点“新闻专业的学生要做猴子，不要做绵羊”。猴子是聪明、灵巧、智慧、勇敢的化身。猴子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神话中的猴王孙悟空。试想，如果一个新闻系的学生能有孙悟空一般的本领，那他在工作中还有何惧呢？纵有数不尽的妖魔鬼怪沿路阻碍，但猴王最终还是保护师父取回了真经。陈望道希望他的学生也能像猴子一样，在经过不懈的努力后，能实现心中的目标。从1943年起，复旦新闻系学生每周举行一次“新闻晚会”。陈望道希望他的学生们能够像猴子一样钻天入地、纵横四海，在新闻、政治、社会等领域，进行独具个性色彩的探索。猴子的代表孙悟空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他有一双火眼金睛，能够明辨是非，敢于锄奸灭害，敢于坚持正确的东西，哪怕这样的观点一时不为“师傅”所认可。陈望道把猴子的这个特点与新闻工作的特色结合，以“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方式来教育和要求他的学生。

三、民间非学历教育者：新闻教育是综合性的教育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顾执中。1928年，顾执中在上海创办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是民国时期比较有影响力的一所新闻学校。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与摸索，顾执中在其后来的总结中深刻地体会到，新闻教育应该是综合性的教育。顾执中的新闻教育实践，其实就是把综合性教育的理念贯穿始终的过程，经过多年学理的探讨和技术上的运用，他不仅建立了报学的理论体系，使报学列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而且对于报业的改进有重大贡献，世界报业的经营标准因而提高，报界人才的素质也趋于优秀。

顾执中及民治新专坚持在教学中把跟新闻工作有密切关系的知识和技能，像编辑、采访、管理、印刷和发行等，系统地传授给新闻系学生。由于新闻对人类社会的重要影响，这些有关新闻工作的知识和技能在实际工作前先行学习，并且要学习得非常之好，是必要的。他认为把从未学习和研究过新闻的人当作新闻记者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因为报社和通讯社在新闻方面所犯的错误，有时竟会严重得不只发生经济方面的损失，同时也可能会发生政治方面的对人类和国家极为不利的损害。由于新闻工作的特殊性，顾执中认为新闻记者的情操、态度、方法、思维等，与专业知识及专业知识之外的其他广博的知识一样，对新闻记者工作的成败构成重大的影响。因此，顾执中在教学中坚持新闻教育的综合性，尽可能多地把相关的知识与做记者的基本要求传授给学生。

四、“媒介集团”经营者：入太庙，每事问

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是成舍我。成舍我以“三个世界”名世。“三个世界”是指成舍我从1924年4月1日至1925年10月1日的一年半时间内先后创办的《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后称“三个世界”。三报各具特色，但却互为犄角，俱损俱荣。因而，成舍我被称为“中国最早尝试报团化经营的报人”[3]。从数量和规模看，成舍我当初经营的 “三个世界”完全是一个“媒介集团”，他办新闻教育，完全是为了“集团”的需要，因此，他对新闻教育的要求更贴近实战，更注重应用能力的培养和对新闻业态的把控。

1933年2月，成舍我创办了世界新闻专科学校，这年先开办附设的初级职业班。首先办起来的是排字和编辑两个初级班，由于不收学费，要求入学报名的人非常踊跃。1935年9月，又办附设的高级职业班；1937年决定开办本科，7月已登报招生，后因北京沦陷，学校停办。在第一届初级职业班招生简章中，开头阐述办校的意义说：“本校目的，在改进中国新闻事业，及训练手脑并用之新闻人才。”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有自己的实习工厂。在该工厂厂房门上有一副对联，颇引人注目，上联“莫刮他人脂膏”，下联“要滴自身血汗”，横批“手脑并用”。后来“手脑并用”成为校训。成舍我每次在办学过程中，对学生们作出的第一个许诺，就是“聘请最好的老师”。在北平新专时期，他所请的老师如张友渔、左笑鸿、萨空了、赵家骅等都是具有丰富学识和办报经验的人。在学校工作的其他方面，他也聘请最有工作经验的人，体现了他的眼光和胆识。[4]

最能代表成舍我新闻教育思想的是他曾经写给一位学生的题词“入太庙，每事问”。“太庙”包罗的东西太多，也太有玄机，要真正能学得其中一二，就要“每事问”。五四时期北大提倡并领导新文化运动，蔡元培校长亲自发起组织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以及蔡元培、徐宝璜等强调的新闻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特别之经验与广博知识，[5]对青年成舍我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后的新闻事件也使他感受到博识之广闻对于新闻记者的重要性。因此，他提倡“入太庙，每事问”，要求学生对一切陌生的东西感兴趣，要敢于提出问题，提出质疑，要有探赜索隐的治学谨慎，同时，希望从事新闻工作的人，要秉持新闻主义的理想，极力探求新闻事件及其背后隐藏的真理、真相、真情等，要敢于且善于闯一切禁区，纵然是“太庙”禁地也不应挡住记者发现“新闻点”的视角，也不能捂住记者采访新闻的“新闻嘴”。从今天的视角看，我们可以把“太庙”理解成整个社会。一个合格的“新闻人”，应该是一个完全了解社会的人，能够对社会的诸多未知进行关注、报道的人，不放过任何社会疑问与疑点的人。“每事问”既是要求，也是法则，更是武器。

1920年4月，成舍我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发表文章说：“总之，舆论家是要往前进的，不可以随后走的。他是要秉公理的，不可以存党见的。他是要顾道德的、不可以攻阴私的。他是要据事实的，不可以凭臆想。他是要靠知识的，不可以尚意气的。”[6]他希望通过这些新闻教育理念的灌输和坚持能为新闻界培养出“办报、兴学、问政”的合格人才来。他很赞同徐宝璜的观点，认为办报是要“立在社会之前、创造正当之舆论”，应“谨慎据实直书”、应代表国民舆论而不是党派利益等。[7]

五、报人：靠感性试水，用理性固基

倡导并践行这一理念的是知名报人赵敏恒。赵敏恒早年以记者工作名世，后来以新闻教育而出彩。他于1944年出版的《采访十五年》虽然不是探讨新闻教育的专著，但也从中透露出许多新闻教育的信息。这些信息昭示了民国时期报人对新闻教育的看法和要求。

靠感性试水，用理性固基，实际上是顾及了新闻教育的两个方面，就是实践与理论。赵敏恒向媒体投稿而被采用，激发了他的新闻热情，并由此步入新闻殿堂。在他从事新闻实务之后感到新闻工作需要理论的支撑。于是，他在清华学校毕业后，到美国留学，他先在科罗拉多大学文学院就读，接着又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系统地学习了新闻学原理、采访、编辑、新闻、特写、社评写作、乡村报纸、资料编存、报业管理、广告、印刷等课程，对新闻专业的基本技能进行了全面训练，1925年6月，赵敏恒获得新闻学学士。是年9月，他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研究院深造。1926年5月，赵敏恒获得新闻学硕士学位，成为最早出洋攻读新闻专业并取得硕士学位的中国人。[8]他以自己的亲力亲为诠释了他对新闻教育的理解：感性试水，理性固基。其内涵和寓意是，如果要选择新闻工作，首先要看看自己的直观感受如何，不能强求，如果一旦选中，则一定要坚定不移、持之以恒，既要在感性上继续升温，还要在理论上力求深究，把学科的根基夯结实。1939年1月至1944年，赵敏恒任路透社重庆分社社长，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并为重庆的报纸撰写专栏稿。这期间，他在记者和老师的双重身份中交替转换角色，在新闻实务和新闻教育之间探求新闻教育的规律和真谛，总结并践行了“靠感性试水，用理性固基”这一新闻教育理念。

“我一向对于新闻学校没有多大好感，而竟对于新闻学系学生如此情谊，实非初料所及。”“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虽想在新闻界打出江山，然时时感觉到新闻学校给学生们准备工作的不足和学校教授能力经验的薄弱。”“回国后看见当时我国新闻学校多半都是野鸡学校，某大学新闻系主任，根本没有作过新闻记者，对于新闻学术毫无研究，拿了新闻系主任招牌，到处招摇，作个人政治活动，令我对于新闻学校的印象，一天比一天坏。”[9]在现实面前，赵敏恒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想到了做一个教师，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新闻教育者的职责和应该担当的道义。

在《采访十五年》中有关于新闻教育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看新闻教育》，比较核心的内容有：“我离开新闻学校后从事新闻事业的时间愈长久，愈感觉到新闻教育的重要”；“新闻从业人员大致可分两种：一种纯粹职业化，拿它当一种职业养家活口，只求维持饭碗，没有前进创造精神和意志，另一种则拿它当一种事业，时时想改善，时时求进步”；“新闻学校学生没有富于经验的老记者们在旁提携指导，有无从下手之苦”，等等。他的这种认知，对新闻教育的理解和态度、对想从事新闻职业人生的看法，很具有洞明透彻、引领指导的风范。

六、政治大学新闻系：敦品励学

政党新闻教育也发端于民国这个历史时期。其中，国民党创办的政治大学的新闻教育是一个代表。

1935年9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在中央政校设立新闻系，马星野负责筹建工作，政治大学新闻系的“目标是培养真诚纯洁的青年，成为大公无私，尽忠职守的新闻记者……信仰三民主义，忠爱国家民族，并以促进自由世界人士之团结与了解目标。深信新闻道德重于新闻的采编技术。新闻系之教育使命就是要敦品励学，发扬以往的光荣传统，开拓灿烂的未来”。[10]这一时期，政校新闻系的课程设置及师资队伍的大致情况是：在专业课方面，马星野讲授新闻学概论、新闻事业史、新闻写作、社论写作；刘觉民、黄天鹏讲授报业组织与经营(报业经营与管理)；汤德臣讲授采访与编辑(新闻采访)；钱华讲授新闻采访、新闻编辑；沈颂芳讲授新闻编辑；俞颂华讲授编辑学；赵敏恒、顾执中讲授采访学；钱沧硕等讲授编辑学；王芸生讲授评论；戴公亮讲授摄影等。在基础课方面，有左舜生讲授中国近代史；寿勉成讲授现代经济问题；赵兰坪等讲授经济学；萧孝嵘讲授心理学；孙本文讲授社会问题；胡贯一、詹文浒讲授哲学；陈石孚讲授政治学；戴德华(Edward G. Taylor)及其妻子怀娣(Roberta White)以及周其勋、高植等分别讲授新闻英语、英文写作与英文。其他课程还有文学与写作、广告学、会计学等。[11]

南京政府成立后，制定了一些发展新闻事业和教育事业的政策。在教育方面，国民党制定、颁布的一些政策，相关的法令、法规、纲领等，均有“敦品励学”思想的体现。

七、效法西方：新闻学如同医科、法科，应实行5年学制

民国时期已经有不少学者从西方学成归来，并把西方新闻教育的理念、做法等“移植”到中国来。他们的许多观点，为中国的新闻教育提供了帮助和参考。其中，蒋荫恩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

蒋荫恩曾经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留学，对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相当熟悉，在他回到母校燕京大学任教以后，便有意无意地效法密苏里的新闻教育。虽然他是《燕京新闻》的发行人，但编辑、校对、出版、发行等各个环节都有学生全程参与。[12]这就为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提供了一个训练平台。

新闻学是一个注重应用能力培养的学科，新闻能力与医生的诊病能力、法官的断案能力、农民的耕种能力等一样，要在实战中学习，并靠实战来检验，然后继续在实战中提高。在包括蒋荫恩在内的早年的新闻教育家看来，新闻工作是文人的活计，文人论政在中国有着非常好的传统，一个记者如果文字功夫不过硬，即便有再好的题材，有再好的内容也无法用新闻作品体现。效法医科的培养模式，蒋荫恩提出了将大学的新闻学系改为5年制的观点，他还进行了相关的论证：新闻教育实行5年制，实际上是增加学生的实战能力，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去进行新闻工作的历练。应该说方向是正确的，但蒋等没有虑及人文社会科学与医科的差别以及当时人们的承受能力，所以这样的倡议并没有得到多少响应，也没有开展起来。

从今天的观点看，可以采取适当压缩纯理论课的做法，把更多的课程安排与实践挂钩，或者改变教育环境，如把新闻院系变成一个媒介集团等，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八、总结与讨论

中国的新闻教育肇始于民国，也成长、完善、成型于民国时期。虽然民国之后的新闻教育还在发展与提高，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新闻教育在民国的后期基本形成了几个不同的类型并在实践摸索的基础上趋于完善。但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中华民国”或者“民国”不见于历史的记载之中，民国的新闻教育自然也就在历史中“消失”了。本文旨在还原这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从教育思想方面探寻新闻教育的发展脉络与轨迹，以期对历史负责。因为一部完整的中国新闻教育史需要补全这个历史的“遗漏”。

应该值得肯定的是：中国新闻教育肇始于民国，拓疆开域，从无到有，这个质的改变是有关注与研究价值的；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是“多元呈现”，正好反映出了民国时期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教育生态以及人们的思想状况，新闻教育的思想，似乎也不仅仅是限于新闻教育领域，有影射的作用与功效可资借鉴；国共两党的新闻教育都诞生在民国时期，诠释了新闻业在社会中的地位，体现出了在战争与斗争的环境下它所具有的“枪杆子”的功效特质；中国新闻学研究生教育始于民国，虽然它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模式出现，但或许它的意义或价值就在于它向新闻教育的那个池塘投进去了一个石子，涟漪随后泛起；民国新闻教育受西方的影响明显、密苏里模式在民国时期大行其道，是源于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国际水准与方向；选择有代表性的新闻教育家进行研究，是因为教师是新闻教育的执行者，也是新闻教育思想的直接体现者与传播者；民国报人对新闻教育有精准的论述和独特的看法，说明学界和业界的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在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界体现得很好。

民国时期新闻教育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完整性、系统性不强，学理与理论建树欠丰富，个人因素起比较大的作用而体制、组织的力量没有达到应该的高度。

[参考文献]

[1]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113.

[2]陈桂兰.薪继火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3]方汉奇，李矗.中国新闻学之最[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4]方汉奇.成舍我传略[M]//报海生涯.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92.

[5]成原平.舆论家的态度与修养[M]//报海生涯.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6]舍我.舆论家的态度[N].时事新报，1920-04-15.

[7]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1919：92.

[8]夏林根，主编.近代中国名记者[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9]赵敏恒.采访十五年[M].重庆：天地出版社，1944：37-45.

[10]谢然之教授九秩华诞祝寿文集编辑委员会.新闻与教育生涯[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0：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