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桂芳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民国初期北京公园开放与新型公共空间的开拓

石桂芳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民国初期，北京皇家园林、坛庙渐次改造为城市公园，为现代都市开辟了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公园成为人们认知并体验城市新生活、新风尚的开放空间，改变了古都北京的城市风貌，推动了北京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并对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与社会风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民国初期；北京公园；公共空间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城市环境的日益恶化，公园，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公共空间，引起一批学者的浓厚兴趣，也相继问世了一批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第一，园林及城市规划界学者侧重阐释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变，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近代城市公园的特点、风格、类型、体系、影响以及传统园林的近代化历程。这类研究成果颇丰，又可分为四个子系统：专著类[1-9]，方志类[10]①，学位论文类[11-21]和期刊论文类。[22-29]尽管学者们的立场、观点和研究视角不尽相同，但是，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即近代城市公园的出现，推动了中国传统古典园林的近代转型，为城市居民开辟了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中国园林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园林为公众服务的思想、视园林为一门科学的思想随着公园的出现得到发展。”[30](P568~569)第二，史学界着重解读近代城市公园的文化内涵、社会功能以及城市公园与社会变迁、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31-43]这两类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对城市公园的认知和价值判断，同时，也凸显了该研究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拓展的学术空间：一方面，研究的时空范围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公园的建设、规划、功能、类型及社会影响，而对民国北京公园的研究相对薄弱。据本人所掌握的资料，不仅没有专著问世，相关研究也比较零散，不成规模和体系。这与民初北京公园在近代公园发展史上的地位、作用、影响及象征意义是不相称的。另一方面，伴随着城市史研究的深入及空间观的引入，一些学者试图将城市公园置于“公共空间”(亦称“公共领域”或“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架构下进行阐释并解读。但是，多数学者在使用“公共空间”这种跨文化理论的时候，采用的是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并未对其所使用的语境及内涵进行必要的考辨。这样，虽然这些新名词大量充斥在学术论文或专著中，事实上，“公共空间”目前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这是近年来关于“公共空间”理论在公园方面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本文试图从“公共空间”的视角阐释民国时期北京公园开放与新型公共空间开辟的社会意义。

二、公共空间含义之解读

在国外学术界，学者路克·纳道伊(Luc﹒ Nadal)指出，公共空间(亦称公共领域)作为一个特定的名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学和政治哲学著作中：英国社会学家查尔斯 · 马奇(Charles﹒Madge)于 1950 年发表的文章《私人和公共空间》，以及美籍德裔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著作《人的境况》(亦称《人的状况》)；[44]至20世纪60年代，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ergen﹒Habermas)对公共领域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哈贝马斯是公共领域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哈贝马斯与阿伦特一样，也将公共领域的起源上溯到古希腊城邦时期。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提出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一重要的理论范畴，并从批判的视角对公共领域的历史起源、社会结构、政治功能等问题做了透彻的分析和展望。而且，他将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和报纸等，都看作是一个公众讨论公共问题、自由交往的公共领域。因此，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既包括抽象的舆论空间，也涵盖实体的城市公共空间。同时，公共空间的概念也逐渐进入城市规划及设计学科领域。*根据纳道伊的文献研究，公共空间出现在城市学科领域的最早时间是20世纪60年代。刘易斯 · 芒福德(Lewis Mumford) 于 1960 年发表在《景观》(Landscape)杂志上的文章“开放空间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open space)，及简 · 雅各布(Jane Jacobs)于 1961 年发表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其后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涉及使用“公共空间”的学者包括劳伦斯 · 哈普林(Lawrence Halprin)、 瑟奇 · 切尔马耶夫(Serge Chermayeff) 及维克多 · 格鲁恩(Victor Gruen)等. 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概念才被普遍接受并成为学界广泛研究的议题。自此，西方学术界围绕着公共空间的概念、内涵及其意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和研究，并逐步形成了不同层面的理论体系。

在国内学术界，作为纯西方的舶来词，多数学者认为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是联系较为紧密的概念。[45]所以，在一些著作中，将公共领域与公共空间同等互换。[46]有的研究者将公共领域直接翻译成公共空间。[47]不仅如此，在人们的一般认识中，城市公共空间*在国内学术界，关于城市公共空间，一个较常被参考的定义，来自李德华等编著的《城市规划原理》：“城市公共空间狭义的概念是指那些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它包括街道、广场、居住区户外场地、公园、体育场地等。……公共空间又分开放空间和专用空间。开放空间有街道、广场、停车场、居住区绿地、街道绿地及公园等，专用公共空间有运动场等。城市公共空间的广义概念可以扩大到公共设施用地的空间，例如城市中心区、商业区、城市绿地等。”这一公共空间定义基本同室外空间相同。[48](P491)顾名思义是指供大众自由使用的城市开放空间，并将其看作是随人类社会城市的产生而存在的物质空间实体，同时具有作为建成环境*建成环境是指为人类活动而提供的人造环境。的物理空间属性。

综上所述，公共空间、公共领域这些术语，学术界很多时候都是通用的。本文使用公共空间(特指实体的公共空间，不包括抽象的舆论空间范畴)这一术语。城市公共空间是指城市或城市群中,在建筑实体之间存在着的城市开放空间体,是城市居民进行公共交往活动的场所,为大多数居民服务；同时，它又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和平台，被称为城市的“起居室”和“橱窗”。它具有开放性、公共性和可达性(可透性)的特点，是城市生态和城市生活的重要载体。它不仅在城市的演变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还记录着城市经济、政治、环境与历史文脉等社会范畴的演变，并深刻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

三、民国时期北京城市公园的辟设与新型公共空间的开拓

近代以来，伴着殖民性租界公园的陆续辟设，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经营性私园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放。至民国初期，近代城市公园，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逐渐被人们所认知并接受。与此同步，西方的公园理论、公园文化连同西方的休闲娱乐观也日益渗透到人们的意识和观念中，并由租界地、沿海开放城市向北京、南京等内地大中城市辐射，在清末新政特别是在民国市政建设的洪流中，曾经被视为禁地的北京皇家宫苑、坛庙第一次大规模向普通民众陆续开放，完成了从御花园到大众公园的角色转换，[49](P147)并开启了传统古典园林向近代公园历史性转型的新时代。

(一)城市公共空间的匮乏

古城北京，作为连续几百年的中国封建王朝的首都,其城市规划与布局在明朝永乐年间就已经成型。城市被城墙分成几个同心圆环绕的地区:紫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不仅如此，这种由原始聚落空间发展而来的城市空间布局，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明显变化：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城市设计理念、经久不变的宇宙观、保守的工艺传统，形成了“一种从世界角度来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尽管也在缓慢演进却又十分稳定的城市形态”。[50](P100)这种相对稳定而又彰显尊贵的城市外在结构和空间格局，具有集中性和内敛性的空间特征，是“皇权至上”“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在空间与物质上的集中体现。因此，即便是在最辉煌的时代，帝都最好的城市空间仅供统治阶级享用,而普通城市居民是严格受到使用限制的。清末北京居民传统的公共娱乐空间主要是庙会、茶馆、戏园子、天桥、什刹海、泡子河等，对于文人雅士而言，还有陶然亭、西山等处。“偌大的一个京城，虽然有甚么什刹海、陶然亭等等，但不是局面太小，就是人力不到，况且又都是地处一偏，交通不便, 全都不够一个公园资格。可叹皇皇国都，这么些年，就连个公园都没有，岂非是大大憾事吗?”[51]在没有创建公园以前,“没有一处敢寻那正大光明的娱乐,实在没有一处不寻那有损无益的娱乐。现在星期休息,中国已然通行,但是通都大邑,没有个正当的游玩地处,因而闹得多数男子,都趋于吃喝嫖赌的道儿上去”。[51]可见，封建时代的北京，为普通民众服务的城市公共空间是非常匮乏的。

(二)“京都市政公所”与“公共工程运动”

1912年民国成立，“皇权至上”的等级观念与日暮的紫禁城一起都成为过往云烟。延续了两千多年传统的城市空间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古城北京辟设了新型的公共空间。这种供城市居民休闲、交往、娱乐的全新的公共空间的出现，与20世纪10~20年代发起的“公共工程运动”密不可分。推动民初北京城市近代化的关键人物是时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长兼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在他的倡议下，1914年,民国政府建立了“京都市政公所”──中国首个城市规划与市政建设部门，北京也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办理市政的城市。而它的建立也启动了一场史上较大规模的“公共工程运动”，包括对皇城、正阳门的改造，环城铁路修建，道路的铺设和牌楼的改造，故宫博物院的创立，大批皇家园林的开放等等。“街道铺设和城门、城墙的改造不仅改变了北京城的风貌，而且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将从前禁止人们出入的地区改造成公共使用的通衢大道，便是对封建帝国时期以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为基础的空间概念做了新的诠释……总而言之，道路的铺设和社会服务的扩展影响应该说是‘市民城市’的诞生。”[49](P91)

(三)皇家园林的大规模开放与新型公共空间的开拓

1.皇家园林的大规模开放

如前所述，民国时期，“京都市政公所”致力推行的一项重要公共工程就是皇家园林和坛庙的大规模开放，也被称之为“公园开放运动”。*中国近代皇家园林的首次开放起于晚清。1907年，“京师农业试验场”内附设的“万牲园”(北京动物园前身)先期开放，售票接待游人。首次展览的多是端方等出洋大臣购自德国的各种珍奇动物。《市政通告》上称:“添设公园,真是市政上一件重要事情。”[52]出于这样的认识,公园的建设迅速开展起来。受历史环境、城市格局以及当时土地短缺、资金匮乏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与典型的西方造园模式(包括上海)不同，京都市政公所不是另起炉灶建设公园，而是着手改造并开放封建王朝遗留的皇家园林和坛庙。首当其冲的就是社稷坛，时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亲自主持它的创建筹备工作。1914年10月10日，由社稷坛改建的“中央公园”(1928年改为中山公园)首度向公众开放，成为北京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近代公园。随后，市政公所又陆续开辟了几处皇家园林作为北京城市居民的公共娱乐空间：1915年开放城南的先农坛公园，1917年更名为“城南公园”；1918年开放天坛公园；1924年开放太庙，更名为“和平公园”；1925年，在原紫禁城的基础上建立故宫博物院并开放，同时开放北海公园以及以地坛为基础的京兆公园；1928年，颐和园、景山公园先后开放，至1929年，中南海也正式辟为公园对外开放。[53](P5)

这样，到20世纪20年代末，此前的皇家宫苑、坛庙渐次改造为城市公园。而城市公园与京都市政公所推行的其他一系列公共工程项目一起，重构了民初北京的都市面貌，见证了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缓慢成长的艰辛历程，并对城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新型公共空间开辟及社会意义

民国初期，昔日的皇家禁地陆续开放，且平民百姓亦得观览,因而一经开放, 自然是许多寻求休闲娱乐的百姓心中首选。一位时评家这样说道:“凡昔日帝后游兴场所,今咸为市民宴乐之地。”[54](P56)这种新型公共空间的开拓，在当时其社会意义及影响非常深远。如1912年12月27日，古物保存所在报上发表公告，定于中华民国二年一月一日起至十日止为开幕之期。这10天内，天坛、先农坛一律免费开放，任人浏览。这可是官方第一次对民众开放的皇家祭坛，不仅如此，那时社稷坛还没有改建成中央公园，这在当时真是轰动一时的盛事，各界民众如潮水般涌入二坛。先农坛内人头攒动，观者如堵：“中华民国二年一月一日为始，前门外天坛先农坛各开放十日任人入内浏览，天坛门首，但见一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好像千佛头一般，人是直个点的往里灌……这一开放，把荒凉的坛地变成无限繁华。这几天游人日盛，不止北京一方面，连天津、保定府、通州之人来逛的也不在少数。”[55]“路上则红男绿女，白叟黄童，扶老携幼，纷至沓来。其一种欢欣鼓舞如痴如狂之态，实有非笔墨能以形容者。殆所谓如鲫如蚁车水马龙，不过如是也。”[56]由此观之，京都市民对于公园的欢迎程度，足见一斑。时隔一年，社稷坛也辟为中央公园。《中央公园二十五周年纪念刊》记载了当日的盛况：“于时五色旗交叉于门，黑衣警卫满布于内，各要路竖立消防队面棚。男女游园者数以万计，蹴瓦砾、披荆榛，妇子嘻嘻、笑言哑哑，往来蝶躞柏林丛莽中。与今日之道路修整，亭榭间出，茶寮酒肆分列路旁游人憩息，得以自由，朴野纷华景象各列。然彼时游人初睹宫阙之胜，祀事之隆，吊古感时，自另具一种肃穆心理。”[57]而公园刚刚开放的那几天，“都人联袂来游,极一时之盛”。[58][59](P197)“想不到饥者易于食,渴者易于饮,每天游览的人,居然过了千啦!”[57](P9)即便此后先农坛公园、北海公园、京兆公园(今地坛公园)也都相继开放,但“终不如中央公园位置适中,故游人亦甲于他处”。[60](P141)据当时一位在华进行社会调查的外国人观察,每年夏天，来中央公园的游人在4000~5000人之间,而到了严寒的冬天,仍会有100~200人。当节日或有重大活动时,游园通常是免费的,这些天常常有上万人汇集到中央公园里来。[61]公园以它的新鲜魅力吸引着来自各方的人们:“中山公园的灵雅素淡,虽然加了些最近修的时代浓装,那松柏森然,仍苍苍表现着古色古香。这里尽管是东方既白的黎明,或者是夜静更深,来这里探时奇花名卉、或呼吸新鲜空气的人,总是络绎不绝……城市的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地展览在这里。”[62]

总之，民国初期20多年的时间内，北京公共空间的变化是惊人的，差不多以前全部的御花园和皇家庙宇都向公众开放了。公园作为大众化的公共空间和社交平台，尽管它所承载的并非都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东西, 但公园一经产生,对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象征意义与社会价值依然是不可低估的。公园集政治、教育、生态、休闲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不断重塑北京的社会风貌，影响着北京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

结论

被称为“世界园林之母”的中国古典园林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一度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审美旨趣。但是，无论是精致的私家园林，还是恢宏的皇家宫苑，近代以前都不曾是向普通民众开放的公共空间。民国初期，在巨大的社会变迁和中西文化的冲突碰撞中，中国传统的皇家园林 、坛庙第一次向公众开放，涂抹了一幅“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斑斓画卷。英国近代西方作家朱莉特·布雷登(Bredon Juliet)写道:“以前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优哉游哉的场所如今变成了普通市民的桃园仙境。”[63]公园的出现改变了古城北京传统的城市空间结构,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座城市古典与现代交织驳杂画面,也能感受到那个时代舒缓与亢奋交融的华美乐章；在这里，流淌着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涓涓细流，也孕育着社会变迁的种子。公园的开放见证了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缓慢成长的艰辛历程，是北京城市规划走向近代化的一个缩影，理解它,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更透彻地理解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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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官〕

Beijing ParksOpening and New Public Space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Minguo

SHI Gui-fang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Jilin, China)

Abstract:In the early period of Minguo, Beijing royal gardens and temples were transformed into city parks. This opened up a new kind of public space for modern metropolises, where people can cognate and experience a new city life and style. It also changed the urban style of ancient Beijing city and promoted its modernization. In addition, it exerted profound effect on the social life and fashion of the residents.

Key words:the early period of Minguo; Beijing parks; public space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6)03-0132-05

作者简介:石桂芳(1969-)，女，辽宁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文化史研究。

①注：限于研究范围和篇幅，本文只罗列近年来北京地区的公园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