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与保护地融资的创新性策略

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和其他各类保护地已成为中国保护地体系的主要部分，其中很多保护地都按典型的生物圈保护区概念建立和运行(按核心区、缓冲区、经济或试验区进行功能区划)，包括在全球范围内划定的610个生物圈保护区[1]。尽管如此，许多保护地管理者却无法摆脱急迫的现实压力，他们一直在苦苦挣扎以兼顾保护与发展的双重目标，但迄今为止，仍没有几处能全面展现生物圈保护区模式所要求的多重利用功能或达到该种保护区应达到的要求。

保护地的生态系统完整性所面临的诸多威胁，从以前近在咫尺(如保护区周边的农民耕作、伐木活动等)，尽管大部分保护地这些威胁如今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目前在时空上越来越远的威胁(如降水量变化或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水文情势的改变[2]或过量取水等)。总的来说，景观地保护普遍成效显著，以1960年建立的长白山生物圈保护区为例，由于对受干扰植被的恢复行动和耕作活动的减少，该保护区的有效保护指数在1993-2012年这二十年间略有上升，但同期的干扰指数则从0.49 大幅下降至0.06[3]。2015年12月12日，第21次全球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标志着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为此，现在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如何才能动员足够的资金来支持保护地的管理？

1可量化的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设计和实施保护地或其他土地利用相关管理活动，涉及对四类成本的估价：(1)机会成本，即可从伐木或种植等活动中获得，但因新建一个保护地而失去的多重收益；(2)实施成本，即实施旨在建立和维护保护地边界完整，以及为减少毁林或生态系统退化等所开展的必要活动产生的耗费；(3)交易成本，即在特定景观地运行一个保护地项目的耗费；(4)制度性成本，即与省级或国家层面制定政策、法规及开发融资渠道有关的耗费。

生态系统服务被定义为人类从生态系统中直接或间接获取的所有惠益(物品和服务)，包括供给、调节和维持三大类型及生态文化服务[4]。在当前中国，最受关注并被纳入行动计划和学术研究的生态系统服务包括土质、生物多样性保护、水量与水质，以及近年被视为一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因子的碳汇服务[5]。中国科学家修改了Constanza等人[6]定义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范围，提出了针对中国陆生生态系统的每公顷土地的权重因子[7]，并因此确定：土地利用也可被用作其所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一种简单而有用的“代位值”[8～9]。据此，在2000-2010年的10年间，中国西部宁夏自治区境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实施的森林和草地生态系统恢复行动使保护区所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从1.823亿美元增长到2.236 5亿美元，增幅达22.7 %[7]。进行生态补偿现已成为一种常态服务[5]。在中国北方总面积达60万km2的黄土高原七省实施备受关注的“退耕还林”项目实施期间，中国中央政府按每公顷退耕坡地1 500 kg的标准向退耕的农民发放粮食补贴，同时按每公顷300元的标准付给现金作为退耕补偿。在1999-2008年的10年间，退耕还林还草项目的生态恢复效益包括一亿两千万农民退耕927万hm2面积的坡地并在这些坡地上实施植被恢复行动，总耗资达1 918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88亿美元[9]。虽然有55 %～90 %的农民参与，但该项目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仅有10 %～30 %。其主要成就是加快了参与项目的农民从农村粮食生产系统向劳动力迁徙和小型商业经营的转变[10]。因此，即便小额的生态服务补偿也能改变土地利用方式。

大幅改变生态系统服务的一个例子，是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境内橡胶(Heveabrasiliensis)种植面积的扩张。西双版纳属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2011-2030)”中被列为32个陆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之一的重点区域[11]。在1976-2010年期间，西双版纳的橡胶树种植面积从249 km2扩大到4 000 km2，而热带雨林的面积却从13 193 km2减少到不足8 000 km2[11～15]。在勐腊县的勐仑乡，当橡胶种植面积在1988-2006年期间从土地总面积的12 %增至46 %时，估算的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却下降了27 % (约合1 140万美元)[14]

易等人[11]制作了一个橡胶种植区净现值空间分布高清地图(图1)，它显示了对某项橡胶种植投资进行的时间序列现金流量预测分析，并用生态系统服务估值总额(含天然林储水量和碳汇效益)与其进行比较 ，再将两个价值与橡胶种植的财务收益的净现值进行比较。据估计，约7 %的现有橡胶种植区域在今后25年内的净现值将会变为负数，且在坡度大于24°或海拔在900 m以上的种植区域不能获利，这样就提供了有望恢复为森林的目标土地，因为与这些土地相关的机会成本非常低，它们具备人工恢复森林和提高储水量的较高潜力。高净现值及由此而拉高的机会成本，当然还有高等植物生物多样性，都集中在政府拟实施恢复行动的沿江和沿公路的缓冲区内。净现值空间分布的高清映像化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它可直观地标出在哪些区域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可能获得成功(低净现值区内)，在哪些区域可能招致失败(利润丰厚的橡胶种植地块，或哪些生态服务功能保持完好，效益远高于可能给予小土地生产者的生态补偿金额的土地)，它还可用于估算出要吸引小农户参与森林恢复需要给予多少补偿。

2创新型创新型技术及金融分析工具

2.1　REDD+及其融资潜力

减轻毁林和森林退化所导致的排放量计划(REDD+)的含义是指改变政策并实施基于绩效的经济激励措施，以支持森林富有的发展中国家避免毁坏森林及森林退化，实现森林蓄积及碳储量提高为目的的森林可持续管理。REDD+机制于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第13届大会期间被列入“巴厘行动计划”[16]。

REDD+为许多国家提供了一个创新性的整体概念框架，以便于整合保护地的设计和管理也必需的多种不同分析和治理功能，并可成为中国的保护地在寻求新的融资渠道时可采用的一种模式和经验集成。约60个热带国家正参与世界银行主导的森林碳伙伴基金(FCPF)计划和联合国的REDD计划，并用所获得的启动资金实施以下活动：(1)制定实施REDD+计划的策略，以便选定可作为项目地的森林、农用地和其他用地，以及引进或修改哪些政策；(2)设定一个量化的地理空间参照基准或基线，据此测量森林覆盖和碳储量变化；(3)创建一个跨机构的协调委员会；(4)举办透明的利益相关者磋商会；(5)建立一套测量、监测和报告系统；(6)分析毁林与森林退化背后的驱动因素(根源)等。例如，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与温洛克国际农业开发中心(WI)合作实施的亚洲森林减排项目(LEAF项目，共耗资2 500万美元)目前正在为越南的林同省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马当省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两地实施省级REDD+行动计划(PRAP)编制过程中的规划活动[17]。

为实施REDD+计划的融资行动虽缓慢但一直未停止。迄今为止，资助人的报告声称其已向实施REDD+计划的国家提供了44.9亿美元，并向多家机构(各类开发银行、NGO等)提供31亿美元，再通过这些机构向那些承诺在2015年前为支持REDD+计划做好准备，提供约73亿配套资金的国家提供14.9亿美元[18]。按照Linacre等人[19]在其“履约增长”需求情境(Compliance Growth demand scenario)中采用碳价假定完成的预测，全球对REDD+计划减排的潜在需求在2015-2025年期间为429至1 188 MtCO2e，包括挪威的REDD计划、德国的REDD早期行动者计划、FCPF碳基金等主要的基于绩效的计划，以及澳大利亚、美国加州和全美可能实施的国家气候变化应对计划等(如图2)[19]。

2.2　东南亚各国的实践

东南亚各国的国家或省级领导者(或许包括中国)可从经过改良的科学分析和金融工具中受益巨大。有了这些工具，各地将可应对毁林、森林和草原退化及其对环境指标(如水土流失、江河淤积、森林覆盖的改变、生物多样性保护、农村生计)产生的影响。温洛克国际农业开发中心正在亚洲的柬埔寨、越南以及其他地区实施六个为期5年的实地项目，以改善景观地的保护与治理，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例如，卫星遥感技术与局地数据当前正被纳入在柬埔寨实施的“森林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藉此按当前经济发展状况及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应用降尺度全球环流模式(downscaled GCM)为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水文数据、大米、橡胶和油棕等农作物商品化种植面积的扩张等状况建立空间模型，模拟出到2045年的气候变化影响情境(scenarios)，同时还模拟出快速发展、一个政府绿色规划愿景及自然保护的多个情境[20]。景观地与区域水循环是很多保护地生态系统生物物理动态的驱动因素，而保护地的生态系统不是江河水系和下游居民依赖的河流水量来源，就是在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其自身也需要足够降水或上游景观地为其水系供水。

与此类似，森林碳伙伴基金和世界银行开发了一个“决策支持工具箱”，该工具箱采用一套‘决策树’方法向特定景观地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一系列问题，比如：打算如何设计REDD+计划的实施策略，以及策略的基准水平或基线(用于测量减排量，方法是用基线数据与卫星遥感监测数据和森林资源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如何确定基于绩效的REDD+生态补偿数额？该套工具包含大型的全球缺省数据集(如毁林率、每公顷森林和土壤的碳储量等参数的数据集)。这样就使那些被纳入REDD+计划的景观地项目得以快速地以较小花费估算出项目预期可产生的减排量，当然也就可算出可能获得的REDD+生态补偿收入数[21](图3[20，22])。

2.3　创新型融资在中国的建议方案及技术途径

目前，为保护地发展和绿色增长替代方案提供资助的多种金融机制正在亚洲进行试点，可供中国进行研究和探索，包括：

选项(1)创新性地利用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即探索研究财政资金的可替代来源或水平)。

选项(2)在生态服务补偿项目中提高补偿及利益的指向性。Gauvin等人对退耕还林项目提指向性的案列分析[23]显示，虽然退耕还林项目及其他生态补偿计划在环境效益和资金收益方面都不尽人意，但只要把重点放在那些具有三种特征(即机会成本低、经济收益高、由最贫困家庭管理——此三特征常被称为“黄金标准”)的地块，这类计划可在成本效益上的显著收益就能实现。由亚洲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ARSCP)资助的越南“森林环境服务补偿计划”试点项目曾改善了超过32 000名农村贫困人口的生计方式，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为创建一套旨在收取和分配部分森林生态服务经济收益的实验性政策与法律框架提供支持[24]，同时还为设计和实施一项全国森林环境服务补偿计划特别法令提供了信息指导。表1归纳概括了在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厄瓜多尔实施生态系补偿计划中取得的经验教训。

选项(3) 使用经济学中的Hedonic 分析法如‘旅行成本法’来估算和倡导生态服务的价值以游客为体验国家公园而远赴公园实地的实际花费或愿意花费的数额作为依据，经济学家估算出在1990年中期泰国大山(Khaoyai)国家公园对游客和非游客(有意愿游览公园者)的经济总价值为每年1.2亿美元，而到现在这个总值已达到1.86亿美元[25]。

选项(4)恢复退化土地及生态系统服务林地恢复现已成为可获得全球政治支持的新型的主要融资机遇，例如‘波恩挑战’计划已宣布的目标是寻求国家的投资承诺，以实现在2020年前以每年投资800亿美元的规模逐步恢复1.5亿hm2的退化林地，用50年时间实现固碳53兆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目标[27]。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的“全球机制”(类似GEF的一个融资机制)近期宣布将通过其土地退化中和基金(LDNF)，为可持续性土地管理和预防土地退化行动筹集到500亿美元资金，在20年的时间内恢复3亿hm2已退化的土地(即年均恢复1 200万hm2)，将其变成可营利的资产并固碳20兆吨当量二氧化碳。全球机制的投资模式包括：(a)购买已退化土地的特许经营权；(b)将生态恢复活动和在已恢复生态的土地上进行的环境可持续生产活动外包给合作伙伴机构或公司，由其代收特许使用权出让金或租金，但出售因恢复活动而产生的碳减排信用额度(如生物多样性、碳、水等)的收入则可全部归这些合作伙伴或公司所有；(c)将生态环境已获得改善的土地还给土地所有者或出售给新的投资者[28]。

表1　各类主要生态补偿/保护激励计划经验及教训(供实施REDD+类项目参考)

资料来源：FONIFIFO等[26]。

选项(5)REDD+机制中国主动参与一个或多个由国际捐助人资助的REDD+项目或计划 ，或在国内设立一个由政府财政支持的REED+计划，这样就可能为中国排放交易系统提供碳汇信用额度(见下文)；

选项(6)推动政府将保护地及其固碳量和供水效益纳入正在中国兴起的，以扩大林产品和生物质能燃料使用并提高缓冲区农地生产力为特征的省级绿色增长战略中。

选项(7)保护地主动向那些开明且具社会责任意识的国内公司和在华外企设立的企业社会责任专项基金管理者进行自我营销，争取获得资助以补偿保护地运作成本及效益。

选项(8)编制公共政策案例分析，以便将保护地的碳汇效益纳入中国正兴起的碳排放交易系统。有一个主要的潜在替代性资助机制是：中国的分析师编制论证报告及量化分析，以此支持一项将保护地或生态恢复效益纳入中国2016-2017年中国排放交易系统的项目建议书。截至2015年，中国已在5个城市和2个省建立了一项试点性的排放交易计划，但仅纳入能源与工业性温室气体排放源而没有土地利用[29～30]。因此需要进行分析，以探究可以将哪类保护地活动或其他土地利用活动(如避免毁林、草地或林地恢复)及哪类土地(如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作为重点纳入项目建议书，可采用哪些方法来测量减排量，以及怎样建立基线作为测量的参照系，在履约期内减排量的申报和交易如何进行等。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保护地的土地能否在今后几年内被列为可被纳入排放交易系统的重点候选对象？

选项(9)利用碳补偿模式支持保护地发展假若可在云南西双版纳这类地区开发利用碳融资机制，则碳的总价需要与高海拔、低产能区橡胶种植所能获得经济收益的净现值齐平，这样才有望改变土地使用者的行为，且不会吸引生物多样性富集且单位(hm2)土地净现值高的低海拔林地加入；这类林地往往需要非常高的碳价才可保持碳储量和相关生物多样性[31]。 2013年在四川省若尔盖县麦溪乡开展的一项试点研究中，温洛克国际与成都生物所和罗曼协会合作，协助当地牧民建立并注册成功‘牧民牧草种植合作社’。当地牧民与生态学者恢复了严重退化的草地，运用CENTURY土壤模型与局地数据相结合的方法估算出壤内有机碳汇比率，包括从轻微退化的冬季牧场(0.04 Mg C ha-1yr-1)到中等程度退化的夏季牧场(2.0 Mg C ha-1yr-1)等各类草地的数值。项目团队还与中国北京环境交易所(CBEEX)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讨论了在一个30年期内的碳汇市场潜力[32]。

美国碳注册(American Carbon Registry)系统开发过众多项目方法学并有多项土地利用碳汇项目在该系统登记注册，是中国可学习的一个碳汇登记和追踪系统。加利福尼亚碳交易市场是美国首个全方位经济、设有上限的碳交易计划及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之一。美国碳注册系统于2012年获批成为加利福尼亚碳市场的一个碳汇项目注册系统，迄今发放的碳信用额度已达到加州注册碳信用额度总额的48 %，并可望在2015到2016的一年间再转换1 800万个单位的额度。中国的第一个碳汇自愿交易标准“熊猫标准”，为农业、森林和其他土地使用(AFOLU)项目开发过一个“农林业及其他土地利用行业细则”，但迄今尚未得到广泛使用[33]。表2总结了多种替代融资渠道。主管森林和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决策者若有意寻求相关的气候变化适应融资，现在已有操作指南可供选用[34]。

表2　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可选方案与融资来源概览

3结语

引进多种创新性的系统性分析工具供各类保护地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采用，有助于他们为其保护地找到可行的融资渠道，并将这些融资渠道与保护地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相结合。在全社会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日益关注的今天，中国各地的保护地管理部门、其它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面临着许多潜在机遇，这也为许多中国国内或国外相关机构和组织分享各自所拥有的数据、方法和其它资源提供了可能。为了共同应对环境保护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各方通过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可共同开发试点项目，并将相关方法、替代融资渠道，以及取得的经验用于实践。

注：Kenneth Andrasko是温洛克国际农业开发中心(Winrock International)环境部的高级主管，曾参与创立由世界银行资助、在52个国家实施、总预算达8.30亿美元的森林碳伙伴基金(FCPF)REDD+机制下的生态补偿计划，参与撰写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针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谈判的5份重要报告，并因此与其他同行分享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为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文章内容，本研究特提供中、英文两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