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视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新视角*

欧阳兵

摘要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关系视阈和实体视阈构成探索农民工市民化途径的两大窗口，而关系视阈的核心在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但关系视阈还必须借助人际信任这个下位概念方能展示实际的功能效用，由此就形成关系视阈→信任→认同→均衡的认识逻辑。这一逻辑的本质是农民工和市民在“关系”帕累托均衡的基础上产生认同、生成信任，直至实现“人”的意义上的市民化，技术层面囊括了从农民工的生活方式、行事方式等七大方面的渐次改进，以及政府和社会为实现这些改进所作的相应跟进。

关键词市民化关系视阈信任均衡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迫切性日益凸显。尽管人们对进城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关注仍然让位于进城前圈地扩城、迁移人口等一系列显绩工程，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如果农民工进了城而扎不下根，忙来忙去的最终结果毫无疑问就是成为“半截子”市民。然而，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之难还不仅仅在于命题价值性的认识尚待提高，更在于到目前为止对这一问题的破解途径尚无确切定论。因此，提倡多元视角，例如本文中的关系视阈，就成为探讨解决之道的首要问题。

一

综观国内近年来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之路，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药方”都是从实体视阈①的角度来开的,有的从“加快社会结构转型”(孙立平2012、史柏年2010)下手，有的从“强化政府兜底支持系统”(文军2009、王东2008)入药，有的从“拓展农民工城市参与空间”(郑杭生2010、项飚2008、薛天山2007)突破，有的从“制定社会保护性政策”(郑功成2011、蔡昉2010、朱力2009)切入，有的从“搞好城乡统筹”(甘满堂2008、刘传江2007)着手，还有的从“提高流动人口社会待遇”(王春光2013、赵志裕2008)设计，等等，不一而足。而实际上，国外研究移民市民化并非只局限于实体视阈，比如科塞的“冲突—内外群体联盟”学说，杰华、罗吉斯的“家庭主义—社区邻里移情倾向”论，奥格本的“多元文化主义—文化熔炉、乡土思恋和差异意识”理论，林南等人的“社会资本—工具性需要与表达性需要的错位”等等，它们都着重于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角探讨移民融入社会的问题，本文称之为关系视阈。实体视阈较关注人的城镇化中“物”的因素，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生存；而关系视阈更关注人的城镇化中“人”的因素，它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人际互动，而人际互动中的核心又是认同，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人”，更体现了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人本精神。从这个层面上说，人口城镇化的关键在人身上，人的关键在行为，行为的关键还在精气神。

上述东西方对移民市民化认识上的差异只是历史形成的一个自然过程，并不能说明孰优孰劣。首先，移民历史长短不容忽视。西方从18世纪即已开始移民过程，直至现在在某些发达国家还在继续上演之中，可以说，300多年的移民历史造就了移民实践和理论由初级到中级再到成熟的三个递进阶段。而中国从第一次农业剩余劳动力自发迁徙到城市谋生开始，到现在也不过区区30多年，实践和理论还都停留在移民的初级阶段晚期或刚跨进中级阶段的门槛。国际移民史表明，移民的初级阶段要解决的首要之重是移民生理上的存续问题，犹如向滩头阵地进军必须先建立的“桥头堡”，在这个时候给予实体视阈更多关注是有必要的。第二，中国用实体视阈+关系视阈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话说，中国用30年的时间把3亿农民引进城市，是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最深刻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是新技术革命)②。如此高密度的城市化和前期所做的大量保障农民工生活的努力，决定了中国要用关系视阈对农民工城市化进行提前介入和干预，同时，实体视阈也将发挥一定的作用。

二

受国内外上述实体视阈和关系视阈研究的启发，中国的农民工市民化不能只简单地从实体视阈思考，还须从农民工与市民的关系上谋划。马克思有句名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把“关系”在“人”学研究中的地位概括得非常精辟。但是，从“关系”到农民工市民化还不能一蹴而就，中间还必须经过某种变换或者说借助某种媒介，才能进行具体的操作。这种媒介就是社会信任或者叫人际信任，简称信任。

1.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范畴中，社会关系的所指应该具体化

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关系系统实际上囊括了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关系，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国家之间都存在这种社会关系；同时，社会关系的涉及面也众多，主要的关系有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生产关系等等，但在农民工市民化关系视阈的语境下，社会关系的具体指向就是农民工与市民间的关系即人际关系，这也意味着，用关系视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一定要有由此及彼的理念，仅有农民工的行动而没有市民的配合是难以成功的。

2.人际关系的本质要义是信任

人际关系按照由坏到好的层次可分为仇怨、紧张、正常、和谐、亲密五个量级，也代表了人际关系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这五个量级都可以归纳为“信”的范畴，即正常、和谐、亲密的抽象物为信任；仇怨、紧张的抽象物为猜疑。只有信任，人际关系才能保持起码的正常状态，并向更好的和谐、亲密方向发展；反之，则向紧张甚至仇怨的方向发展。

3.信任更成为人际关系正常维系的宝贵资源

有众多学者将当前社会中人与人间存在过多相互戒备的心态称为社会信任不足，并从学理上剖析了其危害。当今社会为何屡屡发生“捂袋怕消费”、“老人跌倒众人麻木”、“人口普查人员进户遭拒”等事件，人际关系的信任不足难辞其咎。可以想见，一个充满猜忌的社会将会使社会运行成本不断增加。因此，把信任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媒介，以及作为农民工与市民关系理想化的载体，既具有学理意义，更是现实所需。

从内部机制分析，信任实现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认同。道理很简单，认同了的东西就容易信任，所以双方认同可以等同于双方信任；而认同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双方满足均衡。我们知道，无论信任产生与否，信任双方都有着各自的身份、地位、学识、人脉等识别性信息，这些信息可能相似，也可能不同。当一方的识别性信息和另一方的识别性信息大致相同或处于均衡时，我们就说此时双方关系处于帕累托最优，否则即为非帕累托最优；而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时即为信任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处于非帕累托最优即不能为信任的产生提供基础。举例来说，一位白领与一位乞丐之间是产生不出信任的，能产生的恐怕只有后者对前者的羡慕；一位企业高管也许能对下属产生信任，但后者对前者产生的恐怕只有敬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双方各自的身份、地位、学识、人脉等识别性信息皆不均衡。可见，满足均衡作为认同继而产生信任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有着较深厚的生活根基作支撑的。

三

那么，从关系视阈→信任→认同→均衡，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农民工市民化的路线图呢？把农民工和市民之间的关系看作一个由信任产生的共同体，答案就比较清楚。

第一，从关系视阈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实指在精气神方面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与实体视阈解决农民工市民化不同，关系视阈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着重在解决农民工“像”与“不像”市民的问题，而实体视阈解决的主要是“变”与“不变”市民的问题。实体视阈是关系视阈方案得以进行的基础，关系视阈是实体视阈效果得以巩固的保证。关键是应该明确，“像”与“不像”市民的问题应属于外观范畴，但其又可归结为行为和精神方面、外在气质和内在气质方面。总之，外观不仅要形“像”，更应神似。

第二，关系视阈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方案寓于对均衡原理的运用，而这一运用是当事人双方对自身天赋秉性作出改造和形塑的一个过程。从关系视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看起来似乎农民工是责任主体，市民是参照物体，农民工入城随俗向市民看齐是天经地义的。但其实不然，在农民工的精气神向市民转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和市民都是责任主体，双方都要对自身的某些原有特质作出一些变更或改进，变更后产生的那种新特质对双方来说都基本上处于中性的位置，兼有原有秉性和未来秉性的特点，属于双方秉性整合后的交集。

第三，理论上双方秉性特质的叠加整合涉及数理逻辑运算，但为便于应用，在质性研究上将简化为形式逻辑上的模态判断。例如，设一方原有秉性的特质为A，另一方原有秉性的特质为B，两特质经整合后的交集为A∩B=C，C即为双方特质整合后共同输出的新特质。至于A交于B为何是C，在本文中不可能对上述过程进行较严密的数理逻辑运算，而只能借助形式逻辑中的性质项和关系项进行模态判断。简言之，均衡处理后的新特质应该是既保留了双方原有秉性特质合理的部分，同时又增添了新的元素并需要双方与时俱进地予以践行。这是双方的一种良性互动，其实质是以双方的同向靠拢、相互贴近为前提。

具体来说，若以城市为参照系，从关系视阈推进农民工的精气神向市民转化，至少应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

(1)生活方式的市民化。农民工惯常的生活方式是粗放随意，而市民惯常的生活方式是精雕细琢，两种秉性特质均衡后的整合应是卫养(即卫生、养生)，即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市民，他们相互融合后生活方式的交集应是讲究卫生和怡情。

(2)行事方式的市民化。农民工惯常的行事方式是大而至简，市民惯常的行事方式是含蓄婉通，两种秉性特质均衡后的整合应是尔雅，即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市民，他们相互融合后行事方式的交集应是温文儒雅。

(3)社交方式的市民化。农民工惯常的社交方式是看重乡里乡亲，市民惯常的社交方式是倚重职场同仁，两种秉性特质均衡后的整合应是和通，即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市民，他们相互融合后社交方式的交集应是调和通达。

(4)诉求方式的市民化。农民工惯常的诉求方式是群体行动，市民惯常的诉求方式是小众而为，两种秉性特质均衡后的整合应是守序。

(5)思维方式的市民化。农民工惯常的思维方式是单线推进，市民惯常的思维方式是多元发散，两种秉性特质均衡后的整合应是理性。

(6)自我认知的市民化。农民工惯常的自我认知是一叶飘萍，市民惯常的自我认知是一城相守，两种秉性特质均衡后的整合应是创客，即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市民，他们相互融合后自我认知的交集应是城市创业。

(7)内在魅力的市民化。农民工惯常显现的内在魅力是劳动的真、善、美，市民惯常显现的内在魅力是生活的真、善、美，两种秉性特质均衡后的整合应是人文，即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市民，他们相互融合后内在魅力的交集应是折射礼乐文化，朝着人文的方向塑造。

以上七方面的“转换事项”为今后农民工市民化廓清了一个大致明晰的基本方向，其实也回答了“市民化了的农民工何时才能成为地地道道的城里人？”这样一个过去萦绕在人们潜意识里似清而非清的问题，为进一步把农民工市民化推向一个从“物”到“人”“形似而神更似”的阶段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具体操作手册。

然而，应该明确的是，农民工的精气神向市民转化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其实质是把农民工培养成新市民，而非仅仅把其置换成新市民。培养和置换是有显著区别的。培养是一种教化的过程，它着重在被培养人对知识、礼仪和技能的消化、领会和习得，从而变成自己的一种内在物，而置换则是一种刚性的硬化过程，它着重在用外力，比如用大量的市民化成本来实施住房、就业、医保等工程，从而对人进行外在的改造，形象地说，置换只是完成了把洋装披在外来务工者身上的任务，尽管这项任务完成起来也十分艰巨，而对于这件洋装的合身、得体、熨烫、修剪、保养等后续细节一时恐来不及细加掂量。于是，有人会问，对农民工而言，培养新市民和置换新市民孰先孰后？是不是现在应该先完成置换的任务，再完成培养的任务？这两个问题其实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甚至在置换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之前，可以先启动培养的工程，就像恩格斯当年曾说过的，经济上的落后并不影响在哲学上演奏第一小提琴。

四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④，教育的内容都是从外部灌输，教育的责任也从来不应由受教育者“买单”。从关系视阈推进农民工的精气神向市民转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责任主体即政府和社会。农民工和市民在关系互动中实现均衡，要协调配合、同向用力，虽带有农民工和市民自为的性质，但不等于政府和社会可以袖手旁观。实际上，作为平衡支点的政府和社会，在这样关系性的均衡中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完全可以大有作为。具体应该表现为：

1.从思想上重视农民工的精气神向市民转化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果不仅要体现在建设了多少栋公寓大楼，解决了多少农民工加入城市户籍，满足了多少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养老、医保的愿望，纳入了多少农民工子女分享城市教育福利等方面，还要体现在农民工的精神面貌方面。从关系视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虽然直观上是使农民工在精气神上摆脱了“灰头土脸”的外来者形象，但说到底是调节改善农民工与市民的关系，增进农民工与市民的相互认同感，促进农民工与市民更好地融为一体。因为只有一方觉得另一方是“自已人”时，双方的关系才能水乳交融，才会油然产生认同，也才能亲如一家。所以，越是城市化的推进到了关键阶段，越要把注意力放在调节改善农民工与市民的关系上，避免陷入农民工市民化的“拉美陷阱”。

2.以创新举措助推农民工市民化

从关系视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重点是探讨人的精神、情感、感受和美学层面的复杂的相互认知及其城市化内在动力的产生，这一逻辑必将要求对未来的举措有所创新。要排除千百年来“礼不下庶人”的陈规陋习，采取办夜校或其他灵活多样的形式，不定时、不定点的创办新时期的“农民工新生活讲习所”，用有激励性的方式吸引最广泛的农民工兄弟参加，把当下社会向城市人普遍推介的“社交礼仪培训”“绅士淑女培训攻略”甚至国学讲座等形而上的课目创造性地引入农民工的教育中，向农民工修身教育的盲区延伸，加大对有涵养、有滋养、有修养、有学养的农民工的培养力度，加强对农民工精神气质的陶冶和教化，从外部向农民工进行现代文明社会与城市礼仪规范知识的灌输。同时，发挥各种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发挥各种志愿者组织的言传身教优势，传播现代城市人的文明理念于无形之中，助推农民工的精气神向市民转化。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在生活方式上，要利用各种讲习所(班)多向农民工和市民宣传卫养的益处，农民工应养成卫生规整的生活习惯，而对市民来说，精雕细琢不一定就养身强体，还应有一定的粗犷大气。

在行事方式上，多向农民工和市民宣传尔雅(即温文、优雅)式的行为举止的必要性和预收益，大而至简有效率但失之于周详，含蓄婉通有内涵但失之于果敢。

在社交方式上，要向农民工和市民宣传和通(即和满、通达)的道理，突破农民工和市民囿于各自封闭系统的社交圈，拓宽相互融合渠道，建立适应农民工城市化和市民化后的新型人际交往框架，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诉求方式上，要让各种志愿者组织进工棚、进工地、进社区，开展一对一、一对多的有针对性的法治教育宣传和文明信访维权等知识的扫盲普及，化解农民工偏好群体行动的风险，无论是群体行动还是小众而为都要不逾越守序的底线，通过潜移默化，最终养成有诉求必守序的习惯。

在思维方式上，要发动那些专业性的志愿服务者与农民工和市民进行对接，重点是开展心理知识、精神健康方面的辅导和咨询，明白单线推进思维和多元发散思维各自的优缺点，增强相互磨合、朝着理性思维方向转化的自觉性，促其尽快形成适应都市生活节奏的现代市民人格。

在自我认知上，同样要动员有一定专业水准的社会中介组织为广大农民工和市民开展公益性服务，分析农民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过客心态的消极面，也要说透市民“我的地盘我作主”的拒客封闭心态的危害性，教育引导双方认清一个道理，即定位共同兴城强市的创客的自我认知，方能找到两种自我认知的最大公约数。

在内在魅力上，要有效运用多种载体，借助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表现手段，大力弘扬农民工身上蕴藏的劳动的真、善、美以及高素质市民身上折射出的生活的真、善、美，让这两种真、善、美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共同升华为人文境界的结晶，从而使农民工和市民焕发出“理解、包容、内省、开放”的人文魅力。

只有个人、政府、社会三方一齐发力，一个个活脱脱、新的现代都市一族必将会更加抹亮城市的风景。

注释：

①实体视阈是本文原创的一个概念，与关系视阈相对，指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注重解决就业、就医、就学、住房等生存问题。

②辜胜阻：《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J]，《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3期，第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④《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84页。

〔责任编辑：刘杉〕

文献标识码中国图书分类号F323.6A

文章编号1671-4741(2016)01-0088-04

[作者简介]欧阳兵，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委党校专项课题“人际信任视角的农民工市民化认同障碍消解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