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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网络反腐概况及其正负效应

2016-02-25王昭赵精兵西安文理学院政治学院陕西西安710065

新丝路(下旬) 2016年9期
关键词:党和政府腐败公众

王昭 赵精兵(西安文理学院政治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5)

新时期网络反腐概况及其正负效应

王昭 赵精兵(西安文理学院政治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5)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已成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工具,这是历史的潮流、社会的进步。在享受网络反腐带来的成果之时,必须重视网络反腐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引起社会的各种质疑、争议,甚至是“错误解读”。为促进网络反腐的健康发展,同时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持,有必要对网络反腐进行综合的分析,从而使人们正确认识网络反腐的正负效应,做到趋利避害,进一步完善网络反腐的相应制度。

网络;反腐倡廉;正负效应

【DOI】10.19312/j.cnki.61-1499/c.2016.09.007

自2008年的“中国网络反腐年”起始,到十八大以后反腐的高峰期,通过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使得大量腐败案件在网络中得以曝光并迅速查处。但是,网络反腐在展现其无可比拟的正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这些负面效应引起社会各种质疑和争议。

一、在新时期下网络反腐的发展状况

十八大以后一系列反腐动作的相继展开,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速,最集中地表现于网络反腐。网络反腐,是基于一定的自然主体,利用互联网平台,以问政和监督的方式,对党和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在行驶公权力时有无违反国家相关规定的监督与约束。

1.网络成为廉政文化建设与宣传的最佳平台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上旗帜鲜明的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的防治腐败。而贯彻落实十八大关于强化反腐倡廉建设方针,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同时在建设与宣传廉政文化之际,必须借助网络平台来作为主要工具进行实施。网络文化以不可阻挡的态势迅速占据了文化领域的一大块疆域,成为文化信息传播最快捷便利的途径。相关部门必须重视并利用网络文化传播的快捷便利性,充分运用成熟的信息技术来加快反腐廉政文化的建设,以形成大环境下廉洁从政的文化氛围,从而更进一步促成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的良好风气。

2.网络监察在反腐工作中成果斐然

自网络信息共享平台诞生以来,公民热切关注时事,积极参与政治,主动投身到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着自身主人翁意识。网络监察于2004年的“下跪副市长”李信事件首次拉开了网络监督的序幕,向公众展现了网络反腐的巨大力量,又有2008年“中国网络反腐年”的集中爆发,先后有“天价烟局长”周久耕和“酒后书记”林嘉祥因网络而被曝光其违法乱纪行为被查处,又有“表哥”杨达才因自身在工作中的不当行为而被网友在网络中扒出其各种高档物品,由纪委介入最终将之查处。直至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将反腐败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大量的腐败案件通过网络曝光而浮出水面,并且是曝光一件,纪检部门立马查处一件。公众看到的几乎是相同的解决路径:网络曝光——纪委介入——查实处理,反应之迅速,回应之积极,这在以往是罕见的。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反腐工作要做到“老虎、苍蝇一起打”,绝不放过任何腐败行为。但是“打虎”时,“老虎”的目标明确,易于监督,而“苍蝇”的数量庞大且隐蔽性强,容易出现监管的漏网之鱼。这时,网络监察作为查漏补缺的监督方式,其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大量的“苍蝇式”腐败案件因网络得以查处,极大鼓舞并激发了公众对于网络反腐的信心,党和政府也大开方便之门,鼓励群众参与到对公权力的监督中来,上下一心的发挥网络在反腐工作中的正效应。但因网络的复杂性与多元性,网络在反腐工作中因其自身的负面效应也涌现出一系列相关问题。

二、网络反腐拥有无可比拟的正效应

1.网络反腐基于主体的普遍性易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

自网络兴起以来,反腐不再是纪检机关一家之事,互联网的普及和网民数量的增加,使得群众成为反腐工作新的生力军。据官方统计,现下我国网民数量已超过6.88亿,位居世界第一,并呈不断上升规模。网民主体的普遍性为强大的舆论关注度提供了基本保障,从网络反腐的对象来看,只要涉及公共权力的运用或公共资源的使用,公众都可以通过网络来监督,在此极易迅速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给予相关部门一定的线索和工作压力,从而使相关部门提高工作效率。

2.网络反腐调动了公众参与政治的热情

网络作为新生大众传媒,摆脱传统媒体“围墙”般的桎梏,由只能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并持续关注跟踪案件的进展,这极大调动了公众参与反腐、参与政治的热情,政治生活对于公众来说不再遥不可及。在一桩桩网络反腐案件中,因网络曝光案件,公众往往迸发出极高的参与热情,从曝光到检举,再到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都可以实时关注和参与。网络反腐拉近了公众与政治生活的距离,让公众充分理解“人民当家做主”的含义,激发自身的“主人翁意识”,关注廉洁,从自身做起,弘扬廉洁在反腐倡廉中的主旋律,形成整个社会风清气正的局面。

3.网络反腐具有惩前毖后的巨大威慑效应

自十八大以来,中央以不怕“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坚决态势将反腐工作推向一个高峰,同时习总书记多次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反腐方针,在增强了公众对反腐败的信心的同时,已经形成了对广大党员干部的警示作用。在一件件因网络曝光而落马的官员腐败案件事后,都是对广大公职人员巨大的警示,不得跨越雷池半步,使反腐警钟长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周久耕和杨达才事件,对广大党员干部形成了强大的震慑,无声的在告诫党员干部网络反腐这个“无形的电子眼”时刻在监督着关于权利的运用。在这种无形的震慑力下,促使广大党员干部时刻牢记党和国家相关从政规定,在工作和生活中严于律己,恪守自身所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4.十八大后网络反腐倒逼反腐制度的创新

中共十八大后,中央高层以“老虎、苍蝇一起打”惩治腐败的决心,我国网络反腐“多处开花”,成果斐然,引发一次次网络热潮。在这一件件案件的事后,党和政府立即吸取经验教训,针对一个个制度的漏洞进行一一补全,将腐败扼杀于摇篮之中。其中,针对广州市出现的“房叔”事件,广州市纪委着手公安、工商、国土房管、税务等部门,整合信息资源,建设信息快速发现系统,从而加快数据的智能对比和筛查功能,从中发现腐败线索,让类似的“房叔”们无处遁形。另党和政府开始试点“财产申报制度”、“考察对象廉政报告制度”,对广大党员干部实行全面的廉洁考察。各省市也开始建立廉政研究中心,进行反腐倡廉的工作制度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反腐工作填充基石。这不无说明网络反腐的正在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的制度完善化、健全化。

三、网络反腐存在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

1.网络信息的良莠不齐为网络反腐埋下隐患

在信息爆炸的当代,在海量的网络反应腐败案件的信息中总是夹杂着虚假事实和错误信息,这给相关纪检机关的信息快速处理和调查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面对这一事实,作为纪检监察专业工作人员必须具备充分的处理与判断信息真伪的能力,方才能及时迅速的对纷杂信息作出处理,收集整理出正确有关反应腐败案件的事实信息。

2.网络反腐因其偶然性沦为“运动式反腐”

网络信息从更新速度以及传递性上,是传统纸媒无法比拟的,同时其缺乏制度的保障,这就导致网络反腐信息出现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当某一时期网络中曝光腐败案件时,广大网民随即一拥而上,媒体参与、公众关注、热点评估等络绎不绝,等到事件处理冷却后却弃之一旁,无人问津。这就造成了网络反腐成为“运动式反腐”的瞬时现象,无法有效的形成一套“链式一体化”的反腐败工作机制,长期如此,必将导致网络效应下降和可持续性不足,造成“先天已足,后天早衰”的尴尬局面。

3.网络中的“人肉搜索”涉及法律与道德问题惹争议

新时期下网络自身拥有超越目前公民建设和制度建设的优越性,导致部分网民利用网络自身的便捷性和隐匿性来编造事实,散布谣言;对当事人进行人身攻击,侵犯个人正当权力,更甚者殃及池鱼的对与腐败案件无关的当事人使用“人肉搜索”的手段,给当事人造成极大的伤害。究其原因则是当下涉及网络的管理制度和法律还极不健全,对如何界定知情权与隐私权、社会监督与造谣诽谤、言论自由与人身攻击等方面还存在困难。而因网络攻击等引发的道德问题更是令人深恶痛绝,道德中伤、道德绑架等已成为社会一大现象问题,多次出现“窦娥事件”、“误伤现象”。这些与法律和道德擦边甚至是直接越过雷池的行为现象,一旦侵犯到公民的隐私范围,或者触及集体利益和国家安全,必然会导致社会陷入舆论和风暴的漩涡。

4.公众日益高涨的反腐情绪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网络受众年纪的限制使得网络运用受限于当代年轻人,青少年们在有关反腐败方面知识的不足以及部分青年因自身认识不足从而造成对社会的不满,再加上缺乏足够的判断力和易受影响的情绪化,容易为不法分子提供可乘之机。因此,在网络反腐工作进行中做好信息公开以及做到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使公众增强党和政府的信任度,不受其他虚假及错误言论的误导。

总之,在新时期下,党和政府要认真研究互联网平台,强调它的真实性和及时性,不能在该讲话的时候失语失声,也不能讲假话、讲套话、讲官话,既要充分利用网络反腐的正效应,也要致力消除其负面效应。同时努力提高广大网络受众的精神文化素养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水平,引导网民正确的认识到党和国家的反腐倡廉政策,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积极探索研究富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反腐与廉政建设方式,从而取得党和国家的反腐倡廉政策实施的伟大胜利。

[1]叶子红.提升监督效能发挥网络舆论党风廉政建设作用.《人民论坛》,2015/7/下 总第487期27—29

[2]王瑞娟.网络廉政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互联网与廉政监督新途径研究》(09BZZ011)阶段性成果54—57

[3]邵碧玉.浅谈网络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136—137

王昭(1994--)男,陕西榆林人,本科在读学生;

赵精兵(1962--)男,陕西西安人,西安文理学院政治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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