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主要科技智库发展类型及产品特点分析

张宝英

(福建师范大学，福州 福建350007)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科技智库所生产的智力产品和情报产品逐步向电子化、集成化和网络化的趋势发展，其种类和表征也不断丰富。世界各国都有类似“智囊团”的不同类型的科技智库，生产适应于政府、企业各类社会团体决策者科学决策的智力产品和情报产品。本文选取德国、美国、日本、英国、韩国5个国家的8个科技智库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分析当前各类科技智库的产品优势和特点，探讨我国当前和未来科技智库的发展方向和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科技智库；发展状况；智库类型；产品特点

前言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尽，世界经济格局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正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全球治理不仅需要全球各国共同参与，更需要全球智库的共同推动发力，尤其是科技智库的决策咨询作用。在美、日、英、德等经济发达国家中，由现代智库机构组成的咨询业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已被列为高层次和知识产权中的重要领域，在国家的重大经济决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些科技智库在长期探索和工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情报产品体系、研究方法和机制，为高质量智力产品的产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践证明，科技智库已成为政府、行业、企业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本文参考了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项目课题组发布的《2008-2014全球智库报告》的相关对象目标来作为本专题的研究对象，学科范围限定在“科技类”，综合考虑智库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和影响力，尤其考虑其对决策环境和公民社会影响力，同时也顾及所选取资料的可靠性与科学性。本文所讲的科技智库主要分布在北美、欧洲、亚洲三个地区，其中每个地区各选择3家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智库，并把科技智库样本选择主要定位于德国、美国、日本、英国、韩国5个国家的8个科技智库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见表1)。

表1　全球主要科技智库排名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James G.McGann, 2014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and Abridged Report 自行整理。

一、 全球科技智库的主要类型及其特点

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和新兴经济体高度重视科技智库的发展，但是各个国家的信息革命程度不同，以及政府角色定位各异，不同的国情使得各国科技智库及其产品各有千秋。本文按照资金来源、服务对象和人员构成的不同，将所选的8个科技智库分为四种类型：独立自治的科技智库、依托政府的科技智库、依托大学的科技智库和依托企业、财团的科技智库(见表2)。

表2　全球主要科技智库类型及产品特点

资料来源：各科技智库官方主页。

(一) 独立、自治的科技智库

独立自治的科技智库是独立于政府和任何一个利益集团，能自主进行运营，即使该智库确实从某一政府、基金会或个人获得过财政资助、政策支持、项目资金，但他们恪守思想独立、资金独立和政治独立的行为准则和立场，确保了其咨询服务结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兰德公司等都属于这类智库的典型代表。

从资金来源来看，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经费的80%是由公共部门的基本融资构成的，2013年MPI接受了公共部门融资约1530亿欧元的资助，其中这些融资主要来源于联邦及政府的充裕而稳定的财政支持，它是能够自由独立地从事科学研究和自主管理财政预算的非营利性组织。2000年以来，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承担一半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经费预算[1]。目前，兰德公司70%的经费仍以美国政府和军方委托研究的合同收入为主，同时接受私人企业、外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委托、基金会捐款、个人捐款等[2]10。尽管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和兰德公司都获得政府和企业的很大资金支持，但其旨在提高各方主体的政策和决策水平，它们仍然是属于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甚至曾拒绝国家出资，以保持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它们的年度报告、研究报告、期刊、书籍等出版物并不一定反映其研究客户和赞助商的意见和观点[3]。

从研究成果来看，这类科技智库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公开的，可以免费获得。科技智库的生命和价值在于其影响力，因此，提升影响力是各类智库，包括科技智库，孜孜以求的主要目标。而科技智库的影响力体现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影响和改变其他主体思考、判断、决策和行动的能力，这主要是通过研究成果发表、人才培养等途径培育而成的。自1946年兰德公司成立以来，兰德公司已发表研究报告18000多篇，在期刊上发表论文3100篇，出版了近200部书，在每年300多篇的研究报告中，95%是公开的，大部分出版物都可以以免费电子书的形式下载，剩余5%的保密报告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解密。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公开性的研究成果是科技智库扩大影响力的根基和重要载体[4]，尽可能使更广泛的公众从中受益。

从人员构成来看，截至2015年1月1日，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共有83个研究所和研究机构，其中5个研究所和1个研究机构位于国外。同时，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共有17284名员工(前一年：16988名)，其中5654名科学家(前一年：5516名)，占员工总数的32.7%，同比增长1.7%，其中，39.6%的科学家是外籍人士。此外，2012年期间，还有4718位新的客座科学家在马克斯普朗克学会进行访问，其中，外籍客座科学家过半[1]。而兰德公司2014年正式雇员达1800人，吸引了几乎近50个国家的顶尖人才，同时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比较丰富，掌握多种不同的分析技术，“旋转门”机制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在智库、政府和工商界规律性的流动，降低了科技智库研究成果的壁垒，促进了各项科技成果的转化，扩大了科技智库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人员结构合理与多样性，是科技智库能在市场机制下维持其竞争力与影响力的必备条件。此外，超过100人的科技智库一般可以称之为大型科技智库。独立、自治的智库一般情况下，也需要是一定规模的大型科技智库才能有必要并且实现真正的独立与自治。

(二) 依托政党、政府的科技智库

依托政府的科技智库，或由政府创立，隶属于政府部门，或虽不隶属于政府，但与政府保持密切联系。迄今为止，后者是依托政府的智库的主要表现形式。二者都是以政府为主要服务对象，是政府政策体系的一部分，为政府首脑和科研管理部门提供咨询服务，这一类科技智库在亚洲较为常见。如韩国科技政策研究所(STEPI)就是这类科技智库的典型代表。

从资金来源来看，这一类智库大部分属于非盈利性智库，但所需经费全部或大部分由政府拨款，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韩国科技政策研究所(STEPI)是韩国政府智库管理机构韩国国家经济和人文社会研究会(NRCS)下属23家政府研究机构之一，主要研究领域是公共政策。该研究院的课题及其经费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通过NRCS申请财政拨款，支持自定课题的研究；二是接受外部委托研究[2]199-200。根据NRCS提供的2013年最新的预算报告显示，韩国科技政策研究所(STEPI)的预算将达168.04亿韩元，其中财政拨款115.09亿韩元，占预算总额的68.5%，自主收入52.95亿韩元，仅占预算总额的31.5%[5]。韩国科技政策研究所主要为总理府及政府各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政策研究和咨询服务，为韩国保持国家科技政策及规划的连续性和前瞻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研究内容来看，韩国科技政策研究所(STEPI)致力于科技研发政策及政策选择的研究，重点研究领域有国家科学技术政策、产业创新和区域创新政策、公司技术经营战略、科普政策及国际科技合作政策等。STEPI主要是通过对科技研发活动和技术创新、全球科技政策等进行研究，为政府部门和其他组织开发政策选择，将战略引入私有部门以促进其技术创新，并为公众提供科技政策趋势方面的信息和数据。其产品主要有技术创新期刊、科技政策杂志、研究报告、快讯等，了解世界各国和韩国科技领域最新事实，并广泛传播各国科技政策。研究发现，STEPI产品层次清晰，服务对象和目标明确，主要是为韩国制定国家科技战略服务，是政府系统决策和科技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从人员构成来看，与独立、自治的科技智库的规模效应相比，依托政府的科技智库由于主要从事政府委托项目研究，大部分规模比较小或者适中。韩国科技政策研究所(STEPI)的研究人员总数不多，截至2012年3月，STEPI的工作人员总数仅达73人，其中研究人员58人，占79.5%，支撑人员15人，占 20.5%[5]。尽管研究人员人数不多，但国外学历占绝大多数，尤其是高学历人才，同时，也具备一定比例的支撑人员，一般由研究生担任，从内部开始教育和培训高级人才。

(三) 依托大学、科研院所的科技智库

依托大学、科研院所的智库属于典型的学术型思想库，一般是综合性强，并且与高水平大学、研究机构密切联系的科技智库，通常为大学、科研院所下设的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或咨询中心。如德国开发研究中心(ZEF)、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所(SPRU)都属于这类智库的典型代表。其中，ZEF是附属于德国伯恩大学的一个研究所，而SPRU则是附属于英国Sussex大学的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是全球对科学、技术和创新(STI)研究的最大机构。

从资金来源来看，依托大学的科技智库的经费较少来自自主收入或者政府财政拨款，大部分来自基金会的研究基金，部分经费由校方提供、企业捐款、政府(欧盟)资助等等其他渠道。德国开发研究中心(ZEF)部分资金是由公共资金提供资助，但仍有大部分资金(近80%的预算)来源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研究基金，如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BMBF)，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等[6]。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所(SPRU)的资金来源也主要是由各基金会的捐款等组成，同时，尽管英国智库大多具有政党倾向性，但为避免捐赠资金“一支独大”而导致研究结果失真，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所(SPRU)仍努力使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化。

从研究内容来看，依托大学的科技智库一般拥有完整的、相对稳定的产品序列，而这些相对长期稳定的平台，不仅能促进相关课题研究的深入，从而有利于提高研究水平，而且也有助于提高产品的公信力。这类科技智库通过学科间的合作与联系，形成集成性的智库产品，在提供咨询服务的同时，也打开了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与社会实践的通道，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更加通畅，实现双向调整。德国开发研究中心(ZEF)科研人员定期在国际同行评议期刊发布科研成果，除了发布一些非科学出版物(如ZEF新闻、年度报告、政策简报等)，还发布一系列的书籍和论文、讨论和研究报告。而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所(SPRU)是科技政策与管理领域的第一个也是全球领先的跨学科研究中心，经验研究和案例分析相结合是SPRU的一大特点。图1显示，迄今为止，SPRU发布了1760项研究报告，而且大部分报告现在正慢慢公开化、共享化。其中在1966~1995年期间，报告数量均不超过4项，但在20世纪末，人类进入了高度信息化时代，数字化正改变着世界，自1996年开始，SPRU研究报告的数量翻倍增长，并趋于平稳发展，同时报告的质量也得到国内外包括政府、企业等各社会主体的充分肯定。

图1　SPRU历年研究报告数量数据来源：SPRU-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Research，http://sro.sussex.ac.uk/view/divisions/d238。

从人员构成来看，依托大学的科技智库的研究人员大部分是从校内人才资源中选拔出来的，同时这些大学研究者们也是从全球各个地区进行选拔，具有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广泛知识。截至2014年8月，SPRU是由50个教师成员，60多个博士研究生、80多个理科硕士及教学和研究助理组成的一个充满活力的科研团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此外，SPRU是其他国家研究机构的访问学者的临时根据地[7]。德国开发研究中心(ZEF)主要研究发展问题，设立了三个部门(政治和文化变化、经济和技术变化、生态和自然资源管理)，也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的分析方法，需要不同领域不同知识结构的研究人员共同合作，但在90年代后，由于受到总体预算受限和项目资金上扬的影响，受聘者工作保障度下降，初级研究员不断增加，高级研究员发展有所停滞，2013年，ZEF高级研究员达95人，初级研究员高达149人[8]。在欧洲，如ZEF、SPRU等科技智库，“旋转门”现象十分罕见，行政岗位极少可以在政策研究行业中任职。

(四) 依托企业、财团的科技智库

依托企业、财团的科技智库，主要是区别于受政府影响的科技智库，是独立于政府的智库，其运营资金主要源于某些企业或利益集团捐助机构，但同时这些利益主体也会对这类科技智库的产品及运营过程产生重大影响，如技术、娱乐、设计(TED)、未来工学研究所(IFTECH)、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都属于这类智库的典型代表。

从资金来源看，依托企业、财团的科技智库与依托大学的科技智库的的资金来源有些相似，大部分来自于各类基金会的捐赠，但与其他科技智库相比，它也有相当比例的资金来源于企业的捐款或个人的捐款。比如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的资金来源除了斯科隆基金会、大西洋慈善基金会的捐款外，也获得了来自Google公司、IBM公司、eBay公司等企业的赞助。未来工学研究所(IFTECH)截至2012年7月也已经有了包括NTTデータ株式会社一般财团法人等19家赞助会员，赞助会员基本以股份有限公司和财团为主。TED的资助来源于会议门票销售收入、企业赞助、广告收入和私人捐赠，TED的IRL会议的门票甚至超过7000美元，并在会议上得到了包括谷歌、通用电气、美国在线、可口可乐公司等的各种从实物到货币的赞助机会，其中最高高达100万美元[9]。同时,广告收入和个人捐赠也是TED的显著特点。

从研究内容来看，依托企业、财团的科技智库与其他类型的科技智库相比，产品更倾向于市场需求，紧贴最新的科技前沿和热点，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属于民间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和未来工学研究所(IFTECH)，一个是2006年成立的科技智库的新生力量，一个是成立40多年的老牌智库，其本质都是非盈利性和非党派性的中立的公共政策智库，专注于科学技术、创新、生产力和数字经济等问题，为政府和企业提供科学、技术、创新和未来发展的咨询服务。未来工学研究所(IFTECH)研究项目中既有为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企业等主体而开展的公益项目研究，也有为社会上的特定人群做的收益项目研究。TED与以上六家科技智库有所不同，它是美国的一家私有非盈利机构，该机构以它组织的TED大会著称。TED充分利用了互联网技术，TED演讲的视频被上传到网上，所有的视频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观看，它是人类互联网时代特殊的科技智库。经过30年岁月的洗礼，TED从默默无闻，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思想盛会。

从人员构成来看，依托企业、财团的科技智库的研究人员队伍比较小，基本由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有20位附属专家和18位支撑人员，其中研究科学研发、经济理论、竞争力、电子政务、交通运输议题的专家较多[10]。截至2013年3月31日，未来工学研究所(IFTECH)36名工作职员中，有11名常勤职员，事务人员4名，研究人员20名，占全部人员的55.6%。ITIF和IFTECH的研究人员们经常参与国际交流活动，交换意见和思想，保持思维的活跃性。TED的研究人员相对比较少，但是支撑人员却比较多，这是其他科技智库所不能比的。截至2014年9月，TED一共有1554位演讲家，他们或是思想家、实干家、灵感生产者，他们已经在TED.com发表了演讲。甚至，各个国家在当地，有着成千上万的TEDx组织者们，他们独立策办各种独具当地风格的TEDx活动，向世界各地各人群传播思想产品。例如，截至2014年9月18日，全球各个国家TED的翻译人员达到了14681人，并且人数正在不断增加，TED的志愿翻译者们贡献他们的时间、精力和专业知识来帮助翻译，使思想能够更自由地传播。迄今为止，TED各项演讲视频拥有100多种语言[11]。

二、 全球科技智库的发展趋势

(一) 组织结构更加灵活化

迄今为止，全球科技智库的组织结构没有统一的模式，更没有完全相同的模式，各个科技智库的组织机构设置会根据自身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也会根据所处的国家国情和社会文化环境进行调整，形成灵活多样的组织结构。科技智库有的按研究方向或专业体系划分，有的按项目或任务来分支，比如未来工学研究所。有科技领域的宏观研究、通信、信息、电子领域的研究、能源、资源领域的研究、宇宙科学领域的研究、社会系统、防灾领域的研究、生物、自然环境领域的研究等六大研究项目，并根据研究项目开展各项研究工作。现代的科技智库综合性比较强，弹性比较大，规模不一。不同规模的智库并存，有利于加强纵横联系，扩大研究覆盖面。大规模的综合型智库，优势在于资金、人才雄厚，拥有多领域的咨询专家，研究内容范围宽广，综合性强，竞争优势比较明显。而较小规模的专业型智库，虽然不及大规模智库的宏伟，但其研究方向更加专一，专业性强，效率高，管理费用低，研究成本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大规模智库的垄断。两者各自凭借自身优势，从而实现不同组织结构不同规模的智库共同并存的格局。

(二) 人员结构更加合理化

拥有一批具有高学历、高素质和影响力的研究人员，是智力研究工作获得成功的前提。科技智库智力服务的特殊性，要求科技智库机构具有较合理的人员结构(包括层次、专业、年龄)，一般要求高、中级研究人员的比重较大，呈“橄榄型”结构，中间大，两头小，但也有的科技智库对智库人才有着更高的要求，从而呈明显的 “倒金字塔型”结构，例如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见图2)。兰德公司2014年正式雇员达1800人，掌握了71种语言，遍布全球46个国家。其中，从学位来看，研究人员中博士学位占57%，硕士学位占34%，学士学位占8%，高、中级研究人员比重达94%，初级研究人员极少。从专业结构来看，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丰富，经济学(13%)，社会科学(12%)，政策分析(13%)，数学、运筹学、统计学(9%)，生命科学(6%)，行为科学(8%)，工程学(9%)，政治科学(6%)，商学和法学(5%)等13类大专业背景。尽管存在1%的无学历学位者，但他们富有在军队和政府长期工作的经验，是美国智库“旋转门”机制的附属产物。从年龄结构看，兰德公司研究人员平均年龄35岁，在公司工作的平均年限是8年，老、中、青年兼容并存，30~50岁的研究人员占绝大多数，处于人才学所强调的“最佳年龄区间”。可见，兰德公司既重视专才，又重视通才，既有技术人员，又有经济管理人员，既有自然科学专家，又有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全方位集体参与研究，学科跨度大，学科间紧密联系配合，激发了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碰撞和升华，使得兰德公司的研究富有创造性。

图2　兰德公司人员结构情况数据来源：Rand Corporation，http://www.rand.org/about/glance.html。

(三) 研究成果更加独立化

科技智库是以独立性和特色创造出自己的生存空间的。但因为资金等一些特殊性因素，使得科技智库的运营在一定程度上依托于政府、财团、大学等，尽管科技智库不隶属于上述部门，体制上独立于政府和财团的控制之外，独立选择或承担课题项目，但这也将会影响研究成果的客观性、科学性。为了科技智库的可持续发展，未来科技智库的发展倾向于不受任何部门的约束和影响，可以充分自由独立地研究重大社会问题，确保研究成果的客观性、科学性和独立性，这也是客户相信并采纳科技智库研究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各国的科技智库将迎来新世纪的新变革，积极培育科技智库的市场，尤其是解决研究经费的不足。例如，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Future Technology,IFTECH) 宣布自2013年4月1日开始未来工学研究所由非盈利法人变更为公益财团法人[12]，更加坚定了自身公正、中立的立场。近几年，经过一系列的变革，逐渐摆脱了依赖“委托研究”资金流和“官厅”控制的局面，2008年未来工学研究所接受的委托项目达77项，2014年则降至37项(表3)，其中，公益事业16项，收益事业21项，而中央官厅和政府机构的委托项目近年也得到了严格的控制，民间企业委托项目稳定增加[13]。

表3　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2008~2014年委托项目情况

数据来源：未来工学研究所《平成20年~平成26年事業報告書》，http://www.ifeng.or.jp/about/public/。

三、 全球主要科技智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瓶颈

(一) 数量稳步增长，但国际影响力差距明显

全球智库报告显示，20世纪以来每年都会建立一定数量的新智库，尤其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智库数量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到2014年全球智库达6681家，与2008年相比，增加了1216家，增长了22.25%[14]。在信息时代，科技智库日益彰显出它的重要性，全球各类智库的数量都在稳步增长，其中也包括科技智库。但各国科技智库国际影响的差距比较大，在全球分布存在结构性的差异，地区内部的差异也较为明显。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见表4)显示，2014年世界各国科技智库排名的前25名中，欧美国家占将近七成，其中，美国有9家，德国次之有3家，而英国、印度、肯尼亚和南非等仅有2家科技智库进入前25名，日本、法国与澳大利亚各有1家。就智库的影响力而言，欧美地区科技智库的影响力，是其他地区或国家所远不及的。表4显示，2009~2014年全球科技智库排名前十名中，美国平均占五成，且地区内部排名相对比较稳定。

表4　全球科技智库中美国排名情况

数据来源：《2009~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整理。

(二) 资金来源隐性化，背离客观独立原则

独立性是每个科技智库机构追求的共同价值，但科技智库作为非盈利性的机构，其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稳定的资金支撑。同时，多元化的资金渠道也是科技智库拓展其影响力的重要因素。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安德鲁·里奇(Rich Andrew)教授和布鲁金斯研究所学者肯特·韦佛(Weaver R. Kent.)教授通过定量分析和研究，认为资金是影响美国智库媒介曝光率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影响力排名前五位的智库运营资金都不少于1000万美元[15]。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部分科技智库日益为财团所左右，一些财团通过隐性捐款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科技智库。美国智库财务透明度评估项目“Transparify”于2014年5月8日发布报告，该报告首次对全球47个国家的169家大型智库(其中美国35家)的财务透明度进行评级，其中，美国仅有5家研究机构财务相对透明而获得五颗星评级，包括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CGD)、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 Institute,WRI)、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PRC)等，而著名的科技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也仅四颗星[16]。可见，当资金来源日益为富人和利益集团所控制时，科技智库将可能更多地为其捐款者的利益最大化而努力，甚至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沦为捐款者的说客，最终主导公众言论、影响决策，因此科技智库报告一直宣称的客观独立原则也受到了人们的质疑。

(三) 新兴经济体科技智库发展相对滞后，智库转型困难重重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尤其是金融危机过后，新兴经济体显示出了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对智库的需求也更加急迫。但是近年来全球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国内外政策问题日益复杂化和技术化，政府主导型的体制内的智库已经不足以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从而制约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兴经济体虽然拥有的智库数量比较多，但是由于起步较晚、人才和经费短缺、规模小，所以缺乏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科技智库。报告显示(如图3)，作为新兴经济体第一梯队的金砖五国，2014年智库数量及其排名与2008年相比，智库拥有数量大大提升，其中，中国、印度以429家、192家的智库数量分别居全球的第2、5位。尽管这些国家在智库数量上居于前列，但在质量和影响力方面却较弱(见表5)。同时，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巴西五国各自的顶级智库在全球智库排名中分别居于第27、50、26、56、18位，而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顶级科技智库在全球科技智库排名(TOP45)中分别居于第35、15、42、12位，其中巴西的顶级科技智库落于全球45名外围，受国际认可度相对较低。在全球一体化和全球经济治理转型过程中，要求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得到更高的治理，这向科技智库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可见，智库转型是一项持续而艰巨的任务。

图3　2008~2014年金砖五国智库情况对比数据来源：《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整理所得。

全球智库排名科技智库排名中国2735印度5015俄罗斯2642南非5612巴西18>45

数据来源：《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整理所得。

四、 全球主要科技智库的发展对中国科技智库建设的启示

(一) 推动新型智库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现代社会，各国政府和企业在制定政策和策略方案时，越来越多地要求智库机构和智库人物的“谏言参与”，视科技智库为一国的“大脑”，充分征询科技智库的建议。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研究主任麦卡恩认为，如果中国想在 15～20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那么，它需要有策略、主动地思考未来发展方向，而中国智库在这一进程中可以有所作为[17]。从全球智库的数量排行来看，2014年美国智库数量达1830家居首位，中国429家次之，英国287家，德国194家紧居其后。但在非美国全球百强智库中，中国仅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16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第28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第33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62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第64位)、重阳金融研究所(第94位)6家智库入围，而在全球45大科技智库中，仅天则经济研究所(第35位)1家科技智库入围[18]，智库的数量和质量严重不匹配，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严重缺失。因此，中国必须从战略上重视中国的科技智库建设，并不断扩大研究视野，研究议题从本国的经济、社会问题拓展至全球性战略议题，同时，也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等最新科技革命成果支持相关研究，加大科技智库自身的宣传，提升我国科技智库在国际上的认知度，为我国的未来发展拓展国际空间，争夺国际规则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 积极培育和规制中国科技智库市场的发展

当前，中国科技智库基本形成了官方科技智库、大学科技智库和民间科技智库并存的局面，但是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官方半官方还是依托大学的科技智库，大都相对比较封闭，或以“官府”自居，或沉浸于“象牙塔”，缺乏与外界尤其是国际上的交流，阻碍了知识的流动。与欧美成熟的科技智库体系相比，我国科技智库的发展尚处于计划和初始阶段。要摆脱这一现状，需要借鉴欧美科技智库的运行机制、人才管理和智库产品营销等各方面的成功经验，与政府、企业、大学等建立起一套成型的互动机制，广泛吸收大众意见，不仅为政府各项决定出谋划策，也要面向企业和社会，积极推动知识的流动，加强国际科技智库间的国际互动，促进中国科技智库的产品实现与国际智库市场充分接轨，进一步开放中国智库市场，扩大智库产品的国际影响力，使之成为中国软实力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考虑到市场失灵给科技智库带来的消极影响，在积极培育和开放中国科技智库市场的同时，也需要对其进行有效规制，对科技智库的数量、类型等进行规制。而政府作为中国科技智库市场最大的的需求方，可以从市场供给主体的角度，对科技智库的准入条件和生产内容进行引导，力促市场与政府共同发挥作用。

(三) 确保科技智库研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国外科技智库的研究经费一般较为充足，且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化，但无论是政府斥资，还是财团、基金会、个人捐款资助，科技智库始终是独立于政府和财团权利控制之外的，并且确保自身研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科技智库的研究成果和产品是无国界的，无论是国内科技智库还是国外科技智库，其对科技智库研究产品质量的要求和标准是共通的，科技智库的产品必须要建立在真实论据和科学逻辑的基础之上，才能保证产品的有效性和真实性，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之一就是要确保科技智库的独立性。当前我国科技智库大部分属于体制内智库，为政府相关部门服务是这类智库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其研究的内容和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部门的需要，往往会缺乏独立性和客观性的立场，容易演变成仅仅是对政府政策进行宣传的形式，政策思想也将失去公共性和正当性的色彩，而它的这种先天依托性强的缺陷最终会导致它失去潜在的创新性和自我发展能力，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要积极鼓励、大力发展民间智库，推进智库的多元化发展。在政策研究课题的分配上，借鉴全球先进科技智库的经验，采用竞争机制，实行开放互动的运行机制，广开渠道和吸收各方建议，增强政策研究的透明度和科学性，努力成为国家未来目标的“瞭望者”和国家战略的“谋划者”。

(四) 着力加快建设具有地区特色的新型科技智库

中国科技智库在国际上缺乏认知度和影响力这个现实，意味着要重新审思和定位科技智库的未来发展道路。我国科技智库要适应新时期和新形势的要求，改变传统的智库发展模式，“特色”和“新型”的发展是我国对科技智库的新要求、新定位和新方向，也意味着我国科技智库即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中国科技智库市场体系成熟之前，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过渡时期，而这段时期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科技智库的建设时期。在这段特殊的时期，官方智库仍是新形势下和政府探索执政规律、完善执政方略、提高执政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智力支持和主力，这类智库将对决策起主要咨询、支撑作用，其重要性和影响力也是其他类型智库无法比拟的[19]，这就是中国科技智库的“特色”之一。“新型”科技智库建设，则是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充分介入政策或决策制定的前端程序、中期建言、后期完善的全过程，同时还要介入全球事务中，深化对外交流，积极参与全球性问题国际合作研究，推动中华文化和思想走向世界，与国际思想接轨，提升中国话语权，这也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国科技智库发展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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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6)02-0067-09

作者简介：张宝英(1987-)，女，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竞争力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 (项目编号：13YJC790089)。

收稿日期：2015 - 10 - 07修回日期： 2015 - 10 -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