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学的形成、对象与界限

译者简介： 安启念(1947-)，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俄罗斯哲学研究会会长。

[俄]A.H.丘马科夫

安启念,译

摘要：全球学是全球化的产物。20世纪全球化迅速发展，出现了生态、资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用的危险等危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世纪末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卷入全球性市场经济之中。全球一体化日益显著，全球学应运而生。它以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为对象，既有对问题的理论研究，也包括关于解决问题的实践活动的研究。研究对象的巨大规模与复杂内容，决定了全球学是多学科的综合，与政治、经济、哲学、文化以及许多自然科学相交叉。

关键词：全球化；全球性问题；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全球学

一

全球学是全球化的产物，它的形成反映了全球化的发展。

广义地讲，全球化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实际上它真正作为研究对象，是在20世纪。我认为全球化进入人们的意识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是全球性问题的提出。进入20世纪，先是在工业发达国家，然后在其他国家，生态状况因为工业迅速发展而急剧恶化。很快就清楚了，生态问题是与其他具有全球规模的矛盾联系在一起的。在前所未有的环境污染背后，极为明显地暴露出地球人口增长失控、自然资源趋于枯竭、无节制的军备竞赛蕴含的致命危险等给人类造成威胁的倾向。它们意味着社会发展，甚至是地球上生命的存在，遇到严重危险，成为日益引人关注的全球性问题。对全球性问题的真正兴趣，出现在1968年成立的罗马俱乐部的第一批报告之后[1]893-896。它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1972年)、《人类处于转折点》(1974年)、《国际秩序的重新审视》(1974年)、《走出浪费时代》(1976年)等，震动世界。在促使人们意识到人类和地球以及地球上的一切存在物具有共同命运，全球化时代正在来临方面，这些报告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第二是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日益显现。从20世纪70年代起，跨国公司走向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革。市场经济扩展到整个世界，政治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人类不仅在命运上成为共同体，经济、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也联系越来越密切，迅速一体化。国际上冲突不断，然而冲突也是一体化的表现。全球化逐渐成为现实生活和学术界关注的中心。

全球化以及对它的研究，经过近20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被不同科学所接受的跨学科交流语言，一些关键性的概念与范畴，例如“全球性问题”、“生态危机”、“生产的生态化”、“人口爆炸”、“核冬天”、“全球依赖”、“世界社会”、“新思维”、“新人道主义”等等。人们的世界观有了明显的改变，他们明白了:人对自然界的依赖，对地球环境和宇宙环境的依赖，还有对正在形成的关系和地球舞台上各种力量的配置的依赖，比以前想象的要大得多。世界上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明显，特别是不同国家的相互作用正在增加。人们知道了:20世纪后半叶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与激化，不是由于某个人的失算，谁的重大错误，或者刻意选择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也不是历史的任性或者自然界反常的结果。全球范围的改变和它们引发的对人类产生普遍影响的问题，是社会发展中和“社会-自然”系统中许多个世纪大量的、重大的变化的结果。它们的产生，根本原因在现代文明的形成历史之中，这一文明产生了工业社会的和以技术决定论为导向的整个文化的多方面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危机笼罩在人与人相互作用的整个综合体之上，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直接触及到世界社会生死攸关的利益。

以往的发展不仅造就了“人口爆炸”和经济全球化，而且导致了标志着有可能造成人本身退化的环境恶化。人的行为、观念和思维方式不能及时改变以适应那些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发生在他周围的变化。社会经济过程加速发展的原因，正如全球性问题最初研究已经指出的，是人本身及其被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成就强化了许多倍的有目的的改造性活动。那时已经确定，仅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科学技术成就的急速增长，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发生的变化比以前许多个世纪中的变化都大。同时，以加速度发生的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更为深刻和扎实的改造。到20世纪末，随着英特网、电子邮件、无线电话的出现，这些改造变得前所未有，它们的独特技术以及现代交通，极大地增加了人们的流动性和改造能力。人的改造能力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结果是，地球上不仅不再有人类未曾考察过的地方，而且实际上已经不再有清洁的土地、水和空气，它们早已被人的活动所污染。这使人们有理由称地球为“共同的家园”、“地球村”。

现实生活的变化使人类很快意识到，一个全球化时代已经来临，各种相关理论应运而生。

对于形势的变化，哲学家和某些科学家比其他人更为敏感。В.索洛维约夫、Э.列鲁阿、П.沙尔登、В.И.维尔纳茨基、А.Л.齐热夫斯基、К.Э.齐奥尔科夫斯基、 А.汤因比、К.雅斯贝尔斯、Б.罗素等人的著作，对于全球化趋势还不很明显时促使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在理论上起了重要作用。首先，这些思想家关切那些打破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个体系间的自然平衡的新趋势，试图依据当时获得的知识对它们加以解释。他们以自己的著作，以自己关于“地球居民的数量”、“永久和平”、 “统一的神人类”、“智力圈”、“世界政府”、“世界主义”等思想的论述，为哲学、科学和广泛的社会意识理解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与自己生存的自然条件——生物圈、地理环境、宇宙，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做了准备，帮助人们理解人类有共同的命运，对于地球未来负有共同的责任。

例如В.И.维尔纳茨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做出了由于人类改造活动的规模前所未有，地球的面貌将发生极大的改变的结论。他警告，如果人类社会不依照理性的原则发展，即不按照自然规律发展，那么地球上一切生物的灭绝不可避免。他在其著作《科学思维影响整个地球》中说：“人第一次真正明白了：他是地球的居民，能够，也应该，从新的角度思考和行动，不仅仅从单个个人、家庭或者种族、国家或者联盟的角度，而且从整个地球的角度。”[2]雅斯贝尔斯也有类似的观点，早在1948年，他就首次在今天的意义上使用了“全球性的”这一术语，并且对于有一天地球将变得过于拥挤，地球上的资源将不够人使用，表示了深深的忧虑。由于对人类的这种前景有清晰的理解，他特别写道：“由于现代交通通信手段的技术能力，我们的地球成为统一的整体，人可以到达它的任何角落，地球变得比从前的罗马帝国更‘小’。”[3]接下来在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性之后，他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从这个时候起，世界历史作为统一整体的统一历史，开始了。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以往的全部历史只是一系列零散的互不依赖的企图，是各种各样的人的能力的涌流。现在，所有的问题与任务都涉及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与以往完全不同了。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现在是：没有任何事物处于正在发生的事件之外。世界封闭起来了。地球成为统一的了。正在出现新的危险与可能。一切存在的问题都成为世界问题，任何形势都变成全人类面临的形势了。”[3]

当然还应该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许多其他著作中阐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倡议下于1864年建立的“第一国际”，反映了对各种政治力量、工会力量在全球水平上团结起来的已经成熟的需要，并且在实际上成为数量众多的国际组织的最初宣示者之一。

已经走到前台并在20世纪后半叶急剧强化的全球化过程，引起人们从各个角度进行研究。1965年“未来问题研究所”在维也纳建立，这一年荷兰建立了国际基金“2000年的人类”，“未来世界研究学会”1966年成立于华盛顿，1968年则成立了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到20世纪末，世界各国涌现出大量的学术机构，研究全球化的起因、机制、后果以及各个国家和全人类的应对方法。作为跨学科科学知识的全球学，形成于20世纪的最后25年。它的出现是由解决全球规模的综合性复杂问题时各种科学的整合过程决定的。虽然“全球学”这一概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出现，但当时尚未广泛流行，只是从90年代末起人们才开始认真谈论它的内容，学者们的注意力从全球性问题转向了对全球化现象的思考。这时，在涉及整个地球的过程与现象的领域，已经积累了不少材料， “全球化”、“全球世界”、“反全球化”、“全球性问题”等概念开始流行，不仅出现在学术著作、大众传媒和政治语汇中，而且出现在日常语言里。于是，建立一个新的学科所必需的条件形成了，“全球学”应运而生。

全球学的问世，意义极为重大。关于全球化，多数研究者的目光集中在如何应对上，不少人还局限于为本国政府在全球化时代捍卫自己的利益建言献策。全球学不同，它站在大尺度世界历史的高度，认识到全球化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人类进入全新的时代。它的使命则是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一体化，深入揭示全球化的根源、问题与发展趋势，为人类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提供帮助。全球化不可逆转，全球学前景广阔。

二

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全球学地位特殊。它和任何一个具体学科都不相似，因为它是关于自然和社会许多过程与问题的综合知识，范围涵盖整个地球。与研究现实存在的这个或那个片段、方面的一门门科学不同，全球学旨在解决综合性的对全人类极为重要的任务，只有通过跨学科的相互作用才能胜任。

“全球学”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在一般使用时好像没有什么分歧，但在科学领域，它的内容仍是严肃的争论对象，有待精确化，因为不同的学者常常赋予它不同的含义。对全球学的理解存在分歧完全正常，因为事情涉及的是一个新的、正在迅速形成的科学知识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的不是经院式的概念游戏，而是关注跨学科交往的统一的和确定的语言的形成过程。全球学的地位，它的对象、范畴、原理、方法等，是基本问题。不然很难对正确理解当今世界的趋势以及对抗全球性威胁的事业中取得的成就做出评估。然而要为全球学定位，必须把它放在与全球化、全球性问题的联系中考察。

不可能深入细节，我们只能指出：全球化是一个长达很多世纪的自然历史过程；全球性问题是这一过程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而全球学，是以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为关注焦点的理论与实践的范围。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就是全球学的研究对象。对全球化的研究和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本身就属于全球学。

“全球化”这一术语的使用，通常是用来标志那些具有全球规模的一体化和非一体化过程，这些过程发生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发生在环境因人的因素而发生的变化中，其内容涉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在对全球化现象的解释中存在两个极端。其一对社会联系与社会关系的全球性性质做了不合理的泛化，想要在原始社会中看到它们的存在。从这种观点看，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就是全球性的。

另一个极端是把全球化解释得过于狭窄，对社会发展现代过程的考察脱离了它们的基本原因和形成过程，也就是说不考虑国际结构和跨国联系的形成历史与形成机制。按照这种观点，全球化往往只和20世纪有关，再不就是仅仅和20世纪最后几十年有关。人们在全球化中看到的，经常是一个刻意启动并管理的过程，一种由某个人有目的地实行的政策，一些人甚至把全球化作为一种主观现实来谈论，作为为了某些人、跨国公司或者个别国家的利益而实施的诡计。

在对全球化的看法问题上还有许多其他观点，观点的多样不仅是因为问题复杂，而且也是因为对全球化的研究不够充分。这造成了一些负面后果。人们的相互理解遇到困难，学科间的相互作用遇到不便，给理解全球化的原因以及它所造成的全球矛盾造成障碍。

这些年来，许多学派、组织、学术团体对全球化做了研究，积累了大量材料，全球学的产生水到渠成。正如已经指出的，全球学产生于那样一个时期，当时苏联和苏联以外的著作中首次谈到已经出现的对整个人类的威胁，开始积极讨论那些被称作“全球性问题”的新问题。这是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是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是全球学的开端。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因为今天谈论全球化时很少涉及，有时完全不提它与全球性问题的联系，不提将近40年前全球性问题系统研究的开始。结果是全球学常常被认为存在时间不超过15年。也就是说，把它的存在历史局限在全球化处于研究者关注中心的那段时间。有一些著作，它们的作者建构自己的思想时好像全球学只是刚刚起步，没有任何值得严肃对待的前期成果。然而在这个领域，还在“全球学”这一术语问世之前，关于作为统一体系的世界经济联系和由它产生的全球化趋势，已经形成了相当清晰的观念。全球性问题的实质与由来也已经得到说明，它们的区分标准和系统化方法已经确定，不仅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的深刻联系得到揭示，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的状况对全球性问题的制约也已经清楚了。

但是应该强调，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起学者们的注意力不是放在全球化的过程上，而是放在它的结果(全球性问题)上，科学中已经日益清晰地勾画出了一个跨学科研究的一体性领域。作为一个特殊的科学研究领域和完整的对世界的认识的全球学，基本上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随后因对全球化过程的思考而得到发展。那些由社会主义体系崩塌引发并决定了国际舞台力量重新布局的事件，促使学术界和社会思想从研究全球化的后果转而分析全球化本身及其真正的原因。这种情况只是在90年代后半期才发生，当时世界从一系列巨变中得到恢复，开始对新的局势加以思考。正是那个时候，产生了对全球学的兴趣的“第二次浪潮”。

全球学以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为对象，有关方面的知识都属于全球学。不过这里应该指出两点。第一，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是一个动态的存在，新内容层出不穷，作为关于它们的知识体系，全球学也在不断发展。它不仅是跨学科的，而且内容不断更新，不断深入和丰富；第二，全球学是主要追求整合过程的崭新的学术方向，但它不局限于理论领域，也要探讨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途径与方法，涵盖国际政治、经济甚至意识形态的社会实践范围。

三

研究客体的复杂性，与此相关的跨学科性，使得我们很难为全球学这一我们感兴趣的对象确定准确的界限，因为它经常和其他知识领域重合，例如未来学、文化学以及哲学。此外，得自全球学的理论知识常常与旨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实践行动联系在一起，这使得全球学的界限被扩大了。

由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利益，全球学必然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全球学存在不同的派别和思潮，它们早在全球学形成过程的最初阶段已经很清楚地表现出来，当时两个意识形态敌对的社会经济体系事先决定了全球学的发展会有两个派别，一个被称作“西方全球学”，另一个被称作“苏联全球学”。在最近十年，意识形态对抗让位于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的分歧，以此为基础，世界很快分为一些大的地区，即国际关系的各具特色的主体。在这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文明区别最为重要，它们决定了理解现代世界过程的几种不同方法，包括西方的、欧亚主义的、东方的和伊斯兰的等等。考虑到任何分类都是有条件的，我们只指出几种当今全球学标志性的方法和派别。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们分国外的和俄罗斯的两部分来说。

国外的全球学从一开始就形成两派：明显地夸大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影响的“技术决定论”派；把全球化负面后果的责任归咎于科技进步、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的“技术悲观论”派[4]。至于说到俄罗斯的全球学，在苏联时期它处于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影响之下，它的特点是一种适度的乐观主义心态。从最初时期它就出现了几个流派，它们可以被有条件地分为[1]199-209：

“哲学-方法论派”，它研究各种全球过程的哲学基础、实质、发生，分析那些最重要的以及为成功解决全球性问题所必需的社会-政治的和经济的变革。

“社会-自然派”，它研究的问题很多，最大的关切与不安来自生态学和原料、能源、水、土地等资源的保障问题。在这些研究领域，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的代表，以及政治家、生产者、社会活动家，在密切接触中工作。他们的宗旨是制定出使社会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最优化的原则与方法，是使生产生态化，合理地利用自然。

“文化学派”，关注的中心是科技进步造成的全球性问题以及健康保护、文化、法律、教育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问题。

近年来，不论在俄罗斯还是在国外，对全球化的政治、社会、意识形态、文化和文明诸方面的关注明显增加，全球学的界限有很大扩展，对它所研究的那些问题的性质，产生显著影响。物质生产的范围和精神活动，生态和生活方式，文化和政治，所有这些现在都在全球学的视野之内。考虑到这一点，应该把全球学定义为跨学科的科学研究领域，研究的宗旨是揭示全球化过程的实质，这些过程的产生原因与发展趋势，同时分析全球化造成的全球性问题，并寻找获得这些过程对于人和生物圈有益的结果同时避免有害结果的途径。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全球学”这一术语标志着对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的科学的、哲学的、文化学的和应用的研究的总和，包括这些研究获得的结果，以及使这些成果不论在单个国家还是在国际范围内，在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范围里变成现实的实践活动。

为了避免不当的类比和方法论上的混乱，强调下面这一点很重要：不应当把全球学理解为通常由于科学知识的分化或者在相邻学科的结合部大量产生的某种独立的或者专门的科学学科。它是分化、对立过程和一体化过程的产物，这样的过程是现代科学的特点。它也是研究和认识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各种科学学科和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密切的相互作用中，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有对象与方法。它们分析全球化的一切可能的方面，提出对全球性问题的这样那样的解决方案，既把这些问题一个个分开研究，也把它们作为一个完整体系来看。从这里产生了一个重要结果，如某些研究者所建议的，可以提出全球学的对象、客体、方法、目的、概念体系等问题。但是应该知道，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在全球学这里与在这样那样的具体科学那里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它的对象不可能被只有一个意义地加以规定，虽然简单些可以说，它的对象是世界整体、整个人类或者带着自己的主要成分，即人，的全部生物圈。 与此类似，全球学的概念体系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在哲学方法论层面，是统一的，在其他层面则是“模糊”的，按科学的不同而不同，参与相应的研究。如果说到全球学的方法或者目的，那么除了对某些基础方法的规定外，必须列举不仅是一门门科学及其对相应问题研究所做的贡献，而且还要说明哲学、文化学、政治学、意识形态是以什么方式发挥作用的，是什么使得有些任务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

全球学与具体科学学科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对各种全球性倾向的思考和对这些倾向产生的问题的基本解决，不仅要求理论研究，而且要求与此相应的能取得实际结果的实践行动。全球学客观上在科学和实践的领域执行着整合的功能，迫使许多学者、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以新的方式观察当今世界，并且意识到自己在参与人类的共同命运。它迫使人们思考，全球化及其产生的问题没有给人类留下选择的余地，只能在克服分歧走向统一时尽可能地保留不同文化的特点，保留存在了许多世纪的传统和各个民族的基本价值。但是这种统一与行动上的一致，只有正确理解当今世界发生的那些过程与事件才能得到保证，而关于这些过程与事件的知识是在全球学中获得的，在全球学中，切近的目标与遥远的前景是被密切联系在一起考察的。

在文章行将结束时，必须指出，许多在分析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中获得的全球学结论，会遭到有充分理由的反对。反对者首先把全球化看作利益之争和单个国家的有目的的活动，有些活动的代价是损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甚至践踏其合法权利。这类意见是公正的，不论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际活动中，当事情涉及全球化及其后果时，应该予以考虑。但是在关于全球学的地位的问题中，就像在规定其对象与界限时一样，我们是在解决另外的任务，遇到的不是客观过程中无法去除的主观因素，一般来说遇到的是单个研究者的主观主义和偏见。他们的意见不应该代替对各种世界性过程客观趋势的分析。

参考文献：

[1] А.Н.Чумаков.Глобалистик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 Гл. ред. И.И. Мазур, М.Радуга, 2003.

[2] В.И. Вернадский.Философские мысли натуралиста. М.Наука, 1988, с. 35.

[3] К. Ясперс.Смысл и назначение истории. -М.1991, с. 141.

[4] А.Н.Чумаков.Глобалистик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 Гл. ред. И.И. Мазур, М.-СПб.-Нью-Йорк: Элима, Питер, 2006. c. 875-878.

中图分类号：D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6)02-0001-05

作者简介：A.H.丘马科夫(1950-)，男,哲学博士，教授，俄罗斯哲学学会第一副会长。从20世纪70年代起从事全球性问题和全球学研究。《全球化时代》、《俄罗斯哲学学会通报》杂志主编，《全球学百科全书》主编之一。

收稿日期：2015 - 06 -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