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博

1936年12月13日，台湾基隆。

“香港丸”号轮船缓缓离港。一群西服革履的男士在船舷边凭栏挥手，向岸上的送行者告别。码头上的建筑物渐渐依稀，而他们谈论的话题依旧是刚刚离开的宝岛——台湾，而不是前日发生在西安的爆炸性新闻——张学良、杨虎城“兵谏”。

国民政府厦门市市长李时霖就在这群人里，此次奉命率团一行11人赴台半月，足迹遍布基隆、台北、台中、台南。这一年，正是中日交恶、战祸临头的当口。选择此时参访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不免要冒政治风险。那么，他为什么要执意此行呢？故事还要从一年前的台北说起。

赶超梦想

1935年10月，日本殖民当局举办了一场“台湾博览会”，旨在纪念台湾“总督府”成立40周年，凸显台湾在“南进政策”中的枢纽地位。日本、朝鲜、“伪满”、华南、南洋等地纷纷参展，展品超过30万件。盛况令应邀参观的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深受触动。

厦门与小金门隔海相望，一衣带水，文化同源。

福建和台湾一衣带水，气候相似，环境相近，语言相通，文化同源。然而，1930年代的福建，交通闭塞，教育落后，粮食无法自给，社会秩序混乱，茶叶出口受到印度冲击，对外贸易一落千丈，导致财政羸弱。相比之下，“台湾之幅员只为福建四分之一强……而其生产能力竟超吾闽六倍以上，只米糖二项，一年所产值……足抵吾闽全省三年生产而有余。”

不过，陈仪在“台湾博览会”上推销福建特产，一月间卖了1.8亿元货值。要知道，这年全国出口总额也只有6亿元左右。这样的成绩让他相信，福建诚落后一时，但有能力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