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金城，朱　斌

（1.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福州350116；2.福建工程学院交通运输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标杆学习对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的影响

方金城1、2，朱斌1

（1.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福州350116；2.福建工程学院交通运输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摘要：标杆学习对企业主流与新流技术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同类型的标杆学习对两种技术创新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竞争性标杆学习和功能性标杆学习，分别通过以直接影响为主和间接影响为主的综合作用路径，正向促进企业主流技术创新；两类标杆学习对企业新流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均通过间接影响路径起作用。组织惯例更新在标杆学习影响企业主流技术创新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在标杆学习影响企业新流技术创新中则起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标杆学习；主流技术创新；新流技术创新；组织惯例更新

一、引言

企业是我国技术创新的主体，也是国家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载体，其持续创新是新常态下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引擎和动力保障。[ 1 ]相关研究指出，在当前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任何一种创新所造成的优势都是不能持久的。[ 2 ]为实现持续创新，企业既要强化主流技术创新，又要孵化推进新流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二元性理论认为，主流技术创新是企业已有投资获益或实现盈利的关键，而新流技术创新则为企业未来成功奠定基础。[ 3-4 ]因此，研究企业主流与新流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我国企业培育、建立主流与新流双元驱动的持续创新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研究评述

标杆学习是施乐公司（Xerox）首创、经美国生产力与质量中心（APQC）推动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在欧美，企业标杆学习已被广泛用于包括度量监控部门的绩效管理与质量控制，业务职能部门的客户服务、物流配送、生产制造和研究开发等多个领域。尽管标杆学习已被视为支持企业绩效提升与竞争优势获取的重要管理工具，[ 5 ]然而就其对企业主流与新流技术创

新的影响作用与机制，现有研究尚未有系统性的理论探讨。目前学界对标杆学习是否促进或者抑制企业技术创新存在争议。作为企业主流与新流技术创新研究的鼻祖，坎特（Kanter）[ 6 ]最早研究指出，企业新流技术创新是知识密集型的创造活动，需要制定共同目标，开展团队作业式的标杆学习，通过博采众长快速消化吸收最新前沿知识，形成不墨守成规的思维模式和经营理念。博杰拉汉纳与阿贝提（Badguerahanian & Abetti）[ 7 ]研究认为，企业新流技术创新应注重利用标杆学习从组织外部获取新思路、创造新方法和开辟新知识体系，摒弃淘汰与新流技术体系不相适应的陈旧知识、业务惯例与技术路径。登雷尔（Denrell）[ 8 ]指出，由于各个企业的经营惯例和组织模式各不相同，在一种情境下有效的最佳实践知识在其他情境未必有同样的效果。企业任何层次的技术创新都是企业系统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因此无论主流还是新流技术创新，若仅凭单纯的标杆学习都是难以获得的。劳森与参孙（Lawson & Samson）[ 9 ]则认为，从组织智商角度看，标杆学习对主流与新流技术创新都是必要而且重要的，广泛的标杆学习有利于塑造、更新和改变组织的心智模型，促进组织智商的训练与提高。目前学界已有不少学者认识并关注到组织惯例更新在标杆学习和企业主流与新流技术创新影响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这为本文从组织惯例动态性理论深化研究标杆学习和企业主流与新流技术创新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研究变量的概念内涵与分析单元界定

1.标杆学习

标杆学习是不断评估企业产品、服务、作业流程、管理模式等与行业内外领先企业的差距，充分借鉴他人的先进经验，改进不足，提高竞争力，从而实现赶超一流企业、创造卓越绩效的良性循环过程。其本质上是一项面向实践、定点赶超的组织学习活动。按照学习对象与目标层次差异，标杆学习可划分为竞争性标杆学习和非竞争性标杆学习/功能性标杆学习两个分析单元。[ 10 ]其中，竞争性标杆学习（Competitive Benchmarking）是企业以行业竞争对手为基准，通过竞争分析，将竞争对手的产品、服务、工艺流程以及特定经营成果作为标杆进行比较学习和赶超发展的管理活动。而功能性标杆学习（Functional Benchmarking）是指企业跳出行业或地区的界限，搜寻和研究其他行业领先者产品、服务背后的最佳作业方式或工作流程，不断学习改进、创造优秀业绩的管理过程。

2.主流与新流技术创新

主流技术创新（Mainstream Innovation）是企业以公司现有市场或客户需求为导向，运用既有知识技能，在现有技术架构下，对产品服务、工艺过程、材料设备和市场渠道的各类改善与优化，类似于渐进性技术创新；新流技术创新（Newstream In⁃novation）是企业以潜在市场为突破口，运用新的科学与工程知识，开发新技术工艺、研制新产品服务、创造新的市场需求，类似于突破性技术创新。[ 11-13 ]

3.组织惯例更新

组织惯例更新是指当组织惯例的执行环境发生变化时，组织惯例能够主动地进行“搜寻”，进而实现组织惯例与新环境相适应，增强组织惯例效能的过程。[ 14 ]从结果看，组织惯例更新可划分为行为惯例更新和结构惯例更新两个分析单元，其中前者主要反映为组织行动参考、行为范式与准则的变动调整，它包括组织行为规范、业务流程、作业程序与操作模式的变革或重构；后者主要用以表征组织对环境变化的动态响应程度，它包括组织层级架构、业务体系、资源配置、战略部署与经营计划的适应性调整。[ 15-16 ]

（二）研究假设

1.标杆学习和企业主流与新流技术创新

（1）标杆学习和企业主流技术创新

德鲁（Drew）[ 17 ]利用知识管理和资源基础理论研究了北美企业技术创新中的标杆学习应用，认为同业对标学习通过搜寻、内化并提升来自竞争者的最佳实践能力，能促使企业不断完善既有业务的组织思考和行为方式，从而达到以对手知识获取推进技术持续性改进的目的。冈查洛克（Goncharuk）[ 18 ]以乌克兰乳品业为例，研究了无边界竞争性标杆学习在企业技术追赶中的应用问题，认为无边界竞争性标杆学习有利于企业明确技术开发和创新方向，紧随市场领导企业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王永华等[ 19 ]认为，功能性标杆学

习是企业学习先进的一种新的系统科学的有效方法，它能弥补企业创造力资源短缺的不足。借鉴行业外部卓越企业的典范经验和做法，有助于企业获取、整合并积蓄企业赖以营造持久竞争优势的关键技术和经营诀窍等无形资源的能力，从而为企业价值创造、竞争成功和获得持续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标杆学习对企业主流技术创新有显著影响。

H1a：竞争性标杆学习正向影响企业主流技术创新；

H1b：功能性标杆学习正向影响企业主流技术创新。

（2）标杆学习和新流技术创新

劳森与贝尔萨尼（Lawson & Bersani）[ 20 ]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研究了标杆学习对美国印刷业发展的影响，认为同业对标虽然能使行业内企业运作效率的绝对水平大幅度提高，然而也导致企业之间相对效率差距日益缩小，创新战略日益趋同，产品、质量、服务甚至供应销售渠道大同小异。陈威等[ 21 ]分析了企业标杆学习中的“羊群效应”，认为同业标杆学习容易导致近亲繁殖和同质化现象，从而影响行业新流技术创新。巴赫曼（Bach⁃mann）、[ 22 ]史平多利尼（Spendolini）[ 23 ]等研究认为，跨行业借鉴领先企业卓越作业方式或特定领域最佳实践典范，有利于企业摆脱本领域传统思维束缚，衍生并促进行业条条框框之外的启发性思考，对企业突破性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标杆学习对企业新流技术创新有显著影响。

H2a：竞争性标杆学习负向影响企业新流技术创新；

H2b：功能性标杆学习正向影响企业新流技术创新。

2.标杆学习和组织惯例更新

坎普（Camp）[ 24 ]认为，标杆学习通过以最佳绩效为基准，树立企业学习和追赶的目标。在寻找和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刺激每个员工都参与到这一活动中。全员标杆学习能推动个人学习和组织学习、个体知识与集体知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共享扩散与相互交换，它有利于新知识、新技术和操作程序的产生。更多新知识、新技术的运用也就为组织惯例更新带来了更多选择。组织惯例会通过“试错”“选择”机制[ 25 ]对标杆学习成果进行“市场选择”，[ 26 ]最终实现组织惯例的有效更新。蒙克豪斯（Monkhouse）[ 27 ]研究指出，向对手学习能使企业保持对技术、市场的灵敏性，充分了解竞争对手的可能活动、产品或服务最新工艺设计、客户基础以及供应链等资讯，有利于企业准确预测或认清行业技术与市场发展趋势，动态调整业务结构与经营战略。韩永进与陈士俊[ 28 ]研究指出，标杆学习是企业进行最佳实践、进入先进的知识管理模式的重要途径。通过标杆学习，企业重新思考和改进经营惯例，构筑自己的最佳实践，从而实现赶超一流企业和创造优秀业绩。安德森、亨里克森与阿尔赛斯（Andersen，Henriksen & Aars⁃eth）[ 29 ]研究认为，功能性标杆学习是一种以典范学习行动为导向的教育方式，它让企业有机会借鉴优秀企业的成功经验与先进理念，以改造自己的经营模式和业务流程。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标杆学习对组织惯例更新有显著影响。

H3a：竞争性标杆学习正向影响组织行为惯例更新；

H3b：功能性标杆学习正向影响组织行为惯例更新；

H3c：竞争性标杆学习正向影响组织结构惯例更新；

H3d：功能性标杆学习正向影响组织结构惯例更新。

3.组织惯例更新和企业主流与新流技术创新

（1）组织惯例更新和企业主流技术创新

穆尔曼（Moorman）等[ 30 ]认为，组织惯例更新是组织记忆系统新陈代谢的重要机制。由于既有的组织记忆会阻碍企业员工的创造性思维和对新知识及信息的吸收，并且通过战略、价值系统、权力分配、组织期望等强化员工旧有的认知和行为方式，使企业难以识别和利用潜在的创新机会，因此企业技术创新必须重视组织惯例更新。博杰拉汉纳与阿贝提[ 31 ]在梅兰日兰铸造业兴衰案例研究中指出，企业主流技术创新主要着眼于企业既有技术体系的完善与提升，其创新过程需要在企业现行技术架构下调整或打破企业原有流程、模式与运行规则，通过整合或重置企业内部资源结构，

形成变革能力，推进企业优势资源与技术延伸，不断丰富企业现行技术体系的知识性积累。阿科古恩（Akgün）等[ 32 ]指出，在稳定的环境下，组织对于组织惯性、规则和信念等进行低程度上的改变，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组织渐进式创新。曾俊健等、[ 33 ]徐尚飞[ 34 ]通过对我国东北和珠三角地区企业实证研究指出，惯例遗忘是组织主动遗忘的重要测量维度，适度的惯例遗忘对企业渐进性创新具有正向影响。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组织惯例更新对企业主流技术创新有显著影响。

H4a：组织行为惯例更新正向影响企业主流技术创新；

H4b：组织结构惯例更新正向影响企业主流技术创新。

（2）组织惯例更新和企业新流技术创新

塔什曼与安德森（Tushman & Anderson）、[ 35 ]莱维特与玛奇（Levitt & March）[ 36 ]指出，当作为“创造性的毁灭”的根本性技术变革出现的时候，行业中已有企业更可能失败，其根源就在于组织过去成功经历所形成的“能力陷阱”和“惯例依赖”。由于惯例的结构性植入和重复使这种情况不断得到强化，组织对新技术变革的努力也因此落空。米科拉（Mikkola）[ 37 ]指出，新流技术创新从创意思维产生到研发创造和商业化量产过程都离不开组织惯例更新。他认为，对一个企业而言，组织惯例更新不仅会影响企业新流技术创新的初始阶段，而且会影响其执行阶段。也许一个新创意的诞生并不困难，但是执行往往更困难。因为新流创新执行是对旧有习惯和行为模式的改变甚至颠覆，这将会与现有体制发生冲突甚至是剧烈的冲撞。企业新惯例建构是其新流技术创新得到合理执行并顺利落地转化为企业实际生产力的重要保证。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组织惯例更新对企业新流技术创新有显著影响。

H5a：组织行为惯例更新正向影响企业新流技术创新；

H5b：组织结构惯例更新正向影响企业新流技术创新。

4.组织惯例更新的中介作用

阿科古恩[ 38 ]从组织主动遗忘视角分析了组织惯例更新的作用，认为企业管理者必须主动地遗忘企业原有的不符合当前业务发展最新趋势要求的知识架构、战略思维和业务部署，以利于组织吸收更新层次的知识，建立更加适应技术创新需要的组织惯例和思维模式。刘亚军、胡义伟[ 39 ]指出，企业“核心能力刚性”问题的根源是组织惯例的刚性。组织惯例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动而及时、顺利地进行变异，这是企业突破“技术创新路径依赖”、克服“核心能力刚性”的根本出路，同时也是标杆学习能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此外，从技术创新模糊前端控制角度看，组织惯例更新能扩大企业边际搜索，推动企业主动接受和评估新的市场和技术信息，它是企业创意生成、创造力开发、产品概念设计、新产品开发管理的重要基石。[ 40 ]相反，组织惯例锁定则使企业组织机构趋于僵化而缺乏柔性，形成并陷入创新认知和决策的狭隘视野，进而难以在组织思维模式、运营结构和价值观等方面进行革命性的抛弃或改变，企业技术创新也无从谈起。[ 41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组织惯例更新在竞争性标杆学习与企业主流技术创新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H7：组织惯例更新在功能性标杆学习与企业主流技术创新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H8：组织惯例更新在竞争性标杆学习与企业新流技术创新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H9：组织惯例更新在功能性标杆学习与企业新流技术创新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结合上述各研究变量间影响关系的理论分析与命题假设，本文建构标杆学习和企业主流与新流技术创新影响关系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标杆学习影响企业主流与新流技术创新的概念模型

四、变量测量量表设计与数据获取

（一）量表设计

在充分吸纳国内外相关量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结合上述研究变量的构念内涵，对标杆学习、组织惯例更新、企业主流与新流技术创新的初始量表进行设计。继而，通过福建九地市规模以上企业问卷调查，运用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和专家意见征询方式对各研究变量的测量量表进行净化修正，删除掉信度效度判别欠佳的测量题项。

经净化修正后，标杆学习量表主要采用题项CBM1—CBM6作为竞争性标杆学习的测量工具，采用题项FBM1—FBM7作为竞争性标杆学习测量工具。组织惯例更新量表采用题项BRU1—BRU5作为行为惯例更新的测量工具，采用题项SRU1—SRU4作为结构惯例更新的测量工具。主流技术创新采用题项MIT1—MIT5进行测量，而新流技术创新则采用题项NIT1—NIT6进行测量，具体题项编号及其测量内容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变量的测量题项及编码设计

（二）实证调研与数据获取

以上述净化修正过的量表为内容，利用李克特（Lik⁃ert）7级量表法编制调研问卷。继而，笔者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3月期间，通过企业走访、委托管理咨询公司、培训机构以及校友协助等方式，向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宁德、龙岩、三明和南平等福建九地市规模以上生产企业发出问卷430份，剔除漏答、一致性回答等不符合要求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样本292份。从样本分布看，涉及国有、私营、合资多种企业性质，行业覆盖汽车、电子、信息，机械、化工、纺织、冶金、建筑和交通运输等多个行业，包括职工人数从100人以下到1000人以上的不同规模企业。样本属于非同质性的企业组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且样本总量超过农纳利与伯恩斯坦（Nunnally & Bernstein）[ 42 ]等学者建议的较佳样本量要求，因此调研数据可用于本研究

的模型结构测试。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相关分析变量间存在相关关系是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的前提。对上述各研究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得到变量之间的皮尔森（Pearson）相关系数及其显著性情况（如表2所示）。由表2可见，解释变量竞争性标杆学习、功能性标杆学习分别与被解释变量主流技术创新、新流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中介变量行为惯例更新和结构惯例更新也分别与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这初步验证了本文前述的研究假设。下面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精确的验证，以佐证前面提出的标杆学习对企业主流技术创新与新流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理论假设。

表2　研究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二）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与检验

1.初始结构方程模型建构与拟合检验

根据前述理论假设与概念模型，运用AMOS 19.0软件对标杆学习和企业主流与新流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模型进行图形化建模与拟合分析，得到模型拟合的卡方值与自由度之比χ2/df=4.369，近似误差均方根估计RMSEA=0.074，均方根残差RMR=0.058，拟合优度指数GFI=0.895，比较拟合优度指数CFI=0.967，塔克-刘易斯指数TLI=0.931，规范拟合指数NFI=0.876，如表3所示。从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拟合结果看，作用路径“竞争性标杆学习→新流技术创新”的C. R.一致性检验值为1.699，小于最低判别标准1.96；且显著性水平p=0.061＞0.05，统计检验不显著。同样，作用路径“功能性标杆学习→新流技术创新”的C.R.=1.815＜1.96；显著性水平p=0.057＞0.05，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故上述两种作用路径总体影响效应不显著，下文模型修正将予以剔除。其他作用路径的参数估计均达到判别标准要求，予以保留。

表3　初始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参数

2.模型修正及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初始SEM模型拟合检验结果，剔除影响效应不显著的作用路径，并运用AMOS19.0软件对修正后的模型再次拟合分析，得到模型整体拟合优度χ2/df=3.754，RMSEA=0.069，RMR=0.052，GFI= 0.907，CFI=0.971，TLI=0.955，NFI=0.893。尽管RMR＞0.05和NFI＜0.9未达到判别标准要求，但其与标准临界值总体较为接近，其偏差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容许范围；[ 43 ]从拟合优度各指标性能看，模型修正后的拟合优度比修正前的有较大幅度改善。根据表4的模型参数估计看，修正后的模型所有参数的标准化估计值总体适中，C.R.一致性检验值均大于1.96，参数估计的标准差也都大于0，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可认为修正后的SEM模型拟合程度基本满足标准要求。从修正后的SEM模型拟合检验结果看，除假设H1a、H1b、H2a、H2b、H6、H7、H8和H9外，其余假设均获得了验证支持。

借鉴温忠麟等[ 44 ]和巴伦与肯尼（Baron & Ken⁃ny）[ 45 ]提出的结构方程模型中介效应判定原理，对标杆学习和企业主流/新流技术创新影响关系中的组织惯例更新中介效应进行统计性验证分析。从竞争性标杆学习和企业主流技术创新影响关系看，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参见表2）；且存在竞争性标杆学习→主流技术创新直接作用路径、竞争性标杆学习→行为惯例更新/结构惯例更新→主流技术创新间接作用路径，作用路径系数均为正数（如表4所示）；故竞争性标杆学习正向影响企业主流技术创新，组织惯例更新在竞争性标杆学习和企业主流技术创新影响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H1a获得支持、H6未获得支持。从竞争性标杆学习和企业新流技术创新影响关系看，二者正相关（参见表2）；且二者间仅存在竞争性标杆学习→行为惯例更新/组织惯例更新→新流技术创新的间接作用路径（参见表4），路径系数均为正数；其直接作用路径的影响系数未达到显著性水平，直接作用不显著（参见表3）；故竞争性标杆学习正向促进企业新流技术创新，且组织惯例更新在竞争性标杆学习和企业新流技术创新影响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即H2a未获得支持、H8获得支持。同理，功能性标杆学习和企业主流技术创新正相关；且二者间不仅存在直接作用路径，还存在以组织惯例更新为中介的两条间接作用路径，路径系数均为正数；因而功能性标杆学习正向促进企业主流技术创新，组织惯例更新在二者影响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H1b获得支持，H7未获得支持。功能性标杆学习和企业新流技术创新正相关；且仅存以组织惯例更新为中介的两条间接作用路径，路径系数均为正数；直接作用路径的影响系数未达到显著性水平，故功能性标杆学习正向促进企业新流技术创新，组织惯例更新在二者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即H2b和H9都获得支持。至此，本文所有命题假设得到了检验，最终修正并经检验通过的结构方程整体模型及变量关系图如图2所示。

表4　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估计参数

图2　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整体模型拟合检验输出结果

六、结语

（一）结论

福建九地市规模以上企业问卷调查与统计性实证分析表明，标杆学习、组织惯例更新和企业主流、新流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如下作用关系与影响效应：

第一，标杆学习正向影响企业主流技术创新，不同类型的标杆学习对企业主流技术创新影响作用均存在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种作用路径，但其影响效应与机理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竞争性标杆学习对主流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是通过以直接影响（β=0.273）为主、间接影响（β=0.25）为辅的综合路径实现的，而功能性标杆学习对主流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则是以间接影响（β=0.254）为主、直接影响（β=0.185）为辅的综合路径实现的。

第二，组织惯例更新在标杆学习和企业主流技术创新影响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就竞争性标杆学习与主流技术创新关系而言，行为惯例更新是竞争性标杆学习促进主流技术创新的重要中介；而在功能性标杆学习与主流技术创新关系中，结构惯例更新是功能性标杆学习促进主流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

第三，标杆学习对企业新流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是通过组织惯例更新为中介的间接影响起作用的。就竞争性标杆学习而言，行为惯例更新（β=0.086）和结构惯例更新（β=0.09）是企业竞争性标杆学习促进新流技术创新两个同等重要的必备条件。而从功能性标杆学习对新流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来看，企业结构惯例更新（β= 0.147）则比行为惯例更新（β=0.061）更为关键和迫切。

第四，组织惯例更新对标杆学习促进企业新流技术创新起完全中介作用，即无论企业采取何种类型的标杆学习，其新流技术创新突破都必须重视以组织惯例更新为前提。

（二）主要贡献

本文研究结论和主要理论贡献如下：

第一，标杆学习对企业主流与新流技术创新均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从实证研究角度进一步支持了目前学界多数学者所持的标杆学习技术创新促进论的观点。2010年以来，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已连续6年在全国开展标杆学习实践活动，有效促进了工业企业产品质量与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逐步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其事实上也佐证了标杆学习对企业主流与新流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效应。

第二，对于企业主流技术创新而言，组织惯例更新是标杆学习促进主流技术创新的重要桥梁，企业实施任何类型的标杆学习，如若不重视对现有惯例的适应性调整，那么其主流技术创新必然“大打折扣”。对企业新流技术创新而言，组织惯例更新是标杆学习促进新流技术创新的先决条件和必要前提，如若不革新惯例、破除传统思维模式和运作机制等条条框框的束缚，那么企业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标杆学习，其新流技术创新都将无从谈起。研究从组织惯例动态性理论视角，综合运用统计计量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细化探讨了不同类型标杆学习对不同层次技术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及作用机制，它弥补了现有相关研究缺乏定量化实证研究的不足，对我国企业因势利导把握好标杆学习和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关系、有的放矢地培育、形成主流与新流双元技术创新模式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当然，本文研究也存在如下缺陷：一方面，研究主要采用Likert 7级量表法编制调查问卷，受限

于方法本身缺陷，其调查结果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观性偏差和测量外部效度欠佳的不足；另一方面，研究主要以福建九地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对象进行统计性实证分析，其研究样本多样化程度偏弱。此外，为简化研究，本文尚未考虑外部环境、企业资源要素与成长阶段等因素对“标杆学习和主流与新流技术创新影响关系”的调节效应。后续研究将围绕上述研究不足进行拓展改进，以期进一步提高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和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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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英泽

The Impact of Benchmarking on Corporate Mainstream and Newstream Technology Innovation

FANG Jin-cheng1，2and ZHU Bin1
（1.Fuzhou University，Fuzhou，Fujian350116，China；2.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Fuzhou，Fujian350118，China）

Abstract：Benchmarking can promote corporate mainstream and newstream technology innovation；but different types of benchmarking present diverse effects with different mechanisms. Competitive benchmarking and functional benchmarking positively promote enterprises’mainstream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comprehensive acting paths based on direct influence and indirect influence，respectively. The promotion effects of these two types of benchmarking on corporate newstream technology innovation are both through indirect path. Organizational routine update plays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in influencing corporate mainstream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benchmarking，while it plays complete intermediary role in influencing corporate mainstream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benchmarking.

Key words：benchmarking；mainstream technology innovation；newstream technology innovation；organizational routine update

作者简介：方金城（1977—），男，福建省福清市人，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福建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与创新管理、系统工程与管理等；朱斌（1957—），女，江苏省靖江市人，福州大学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科技管理等。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企业创新管理探索：主流与新流创新的冲突与协同”（项目编号：15YJA63010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网络权力视角下链式产业集群知识传播网络锁定与重构研究”（项目编号：71403052）

收稿日期：2015-10-29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16）01-01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