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全毅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5）

西藏与英属印度早期交往的使者普南吉尔格西考释

黄全毅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5）

18世纪后期，英国占领孟加拉等地，与西藏藩属接壤，西藏面临边疆危机。西藏地方政府委任普南吉尔格西为使者，西藏与英属印度进行了早期交往。普南吉尔格西在西藏与加尔各答之间奔走二十年，促进了双方的了解，为双方保持和平做出了积极贡献。

西藏；英属印度；普南吉尔格西；六世班禅；福康安

普南吉尔格西是印度僧人，在18世纪后期西藏与英属印度的早期交往中充当了使者。普南吉尔格西是其名字英语音译，其名字藏语意思是“俱足瑜伽师”，汉文档案记作“苏纳格哩”。他拜见过乾隆皇帝、福康安、六世班禅、八世达赖喇嘛、沃伦·黑斯廷斯、查尔斯·康沃利斯等中、英两国高层，充当了两国往来的使者。普南吉尔格西的活动被记录在清中央政府的汉文档案、西藏地方政府的藏文档案、英国政府的英文档案中，但这些记录非常分散，导致对其研究不足。

对当时西藏与英属印度交往，西方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代表性的有斯凯勒·凯曼所著《通过喜马拉雅山的贸易：英国与西藏的早期交往》［1］、凯特·特尔茨谢尔所著《天路向中华——乔治·波格尔，班禅喇嘛与英国人首次入藏探险》［2］。西方学者主要研究了英国使者，对普南吉尔格西没有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对普南吉尔格西进行研究，解析西藏与英属印度的早期交往，分析普南吉尔格西在这种交往中的积极贡献。

一、18世纪后期西藏的边疆危机

西藏与印度相邻，中印两国民众交往频繁。佛教起源于印度，很多佛教圣地皆在印度，如贝拿勒斯（今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的鹿野苑为释迦牟尼佛初次传道之地。而西藏也大量分布着印度信徒心中的神山、圣湖，如冈底斯山脉冈仁波齐峰、玛旁雍错湖。宗教往来成为中印两国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中央政府在西藏确立政教合一制度，18世纪后期在中央领导下西藏地方政府政局比较稳定，当时西藏地方领导人为六世班禅、八世达赖喇嘛、诸位驻藏大臣以及摄政。达赖、班禅、驻藏大臣地位平等，共同领导西藏地方政府。但这一时期，喜马拉雅山脉以南政局发生巨变，这种变化对西藏的安全产生严重威胁，最终在这一时期爆发廓尔喀侵略西藏战争。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英国在普拉西战役中打败了当地王公，控制了孟加拉（今孟加拉国和印度西孟加拉邦等地），其领地与当时西藏藩属不丹、锡金接壤。随后，英国在印度迅速扩张，而尼泊尔局势也发生巨变。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廓尔喀国王普里特维·纳沙扬·沙阿攻占加德满都、帕坦两国，次年（1769年），廓尔喀灭掉巴德冈。廓尔喀征服尼泊尔各土邦建立尼泊尔·沙阿王朝，也被称为廓尔喀王朝。英属印度与廓尔喀王朝与以前南亚政权不同，这两个政权向西藏逼近，开始严重威胁西藏安全。

最早意识到这种威胁并有所防备的西藏地方领导人是六世班禅。“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班禅大师为应对威胁，首先采取了两项措施了解南亚局势变化。

第一，收容南亚僧人了解南亚局势。

六世班禅·洛桑白丹益喜，其哥哥为扎什伦布寺总管·仲巴呼图克图，其侄子为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其侄孙为七世班禅·洛桑丹贝尼玛。18世纪后期，西藏地方政府的多位首领皆为六世班禅家族成员，六世班禅、八世达赖喇嘛叔侄主持了这一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与南亚的外交往来。

六世班禅母亲是拉达克（今克什米尔列城）王公的亲戚，六世班禅从母亲那里学习了印地语，精通并喜欢用印地语与印度僧人交流。［3］六世班禅在自己住处常年收容印度的僧人，其中印度教等教派僧人150人，穆斯林30人。这些僧人中有许多人其实是到西藏经商的商人，比较富有。班禅大师没有贫富与宗教偏见，对他们一视同仁，给僧人们提供钱和食物，当僧人们回国，还要赏赐很多东西送行。班禅大师用印地语与这些僧人交流，详细了解印度各地情况。［4］

第二，派遣西藏官员与印度僧人出使南亚以了解当地情况。

六世班禅还派出使者以朝圣名义出使南亚，班禅的使者往往是西藏官员和印度僧人结伴前往。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五月，六世班禅派遣仲孜·洛桑次仁等人前往印度、尼泊尔朝拜各大佛教圣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六日，洛桑次仁等人返回，将印度贝拿勒斯王切特·辛的书信、礼物献给班禅。六世班禅接受了礼物，详细询问印度的局势变化。［5］

洛桑次仁的此次出使，所到之处受到印度土邦首领的欢迎。在贝拿勒斯，洛桑次仁拜见了当地的国王切特·辛，切特·辛特地给六世班禅写信：“大师使者朝拜圣地，吾派人带路，让使者坐轿前往圣地，并通知各地为朝圣提供方便。大师的使者返回，吾敬献书信并派使者洛桑格欣布日、索巴热木陪同洛桑次仁返回。印度各地情况由吾使者和洛桑次仁详细汇报给大师，另有礼物敬献给大师。”［6］

贝拿勒斯王的使者拜见了班禅。贝拿勒斯王使者特意警告班禅：“英国人往往打着贸易的幌子潜入别国，首先侦查这个国家的地理与居民情况，然后侵略这个国家，使之变为殖民地。”［7］

通过收容印度僧人和派遣使者出访印度，六世班禅对南亚局势有深刻了解。这里面印度僧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僧人中最出名、最受班禅器重、被西藏地方政府多次委以重任的就是普南吉尔格西。

二、乔治·波格尔使团出访西藏

普南吉尔格西大约生于乾隆八年（1743年），是一位印度僧侣。其年轻时立志宗教修行，横穿印度半岛抵达古吉拉特邦，从古吉拉特邦的苏拉特港出海抵达巴士拉，从巴士拉前往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之后，他横穿土耳其抵达波斯（今伊朗）的伊斯法罕。普南吉尔格西在波斯呆了很长时间，学会并精通波斯语。在里海边，哥萨克抓住普南吉尔格西并强迫其充当奴隶。普南吉尔格西寻机逃走，并抵达莫斯科。普南吉尔格西从莫斯科出发，穿过西伯利亚抵达北京。接着又从北京出发抵达西藏。［8］

普南吉尔格西拜见了六世班禅并被班禅收留，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这些经历中他特意提到，他在俄国北部地区见到当地半年是白天、半年是黑夜（即极昼极夜现象）。［9］依据雍正五年（1727年）的《中俄恰克图条约》，俄国在北京派驻东正教使团。当时清政府对中俄边境管理很严，普南吉尔格西是跟随俄国的东正教使团抵达北京。

普南吉尔格西游历各地使其见多识广，了解各国局势，而且精通多种语言（包括印地语、波斯语、藏语），六世班禅特地将出使英属印度的重任交付于他。

18世纪70年代，西藏边境危机就已经爆发，这次危机与西藏的藩属不丹、锡金有关。最后，六世班禅出面平息了危机。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西藏的竹巴噶举派僧人阿旺南杰进入不丹传教并建立不丹王国。雍正八年（1730年），不丹归属西藏，其首领被清中央政府封为“额尔德尼第巴”（德布王）。明崇祯年间，西藏的宁玛派僧人入锡金传教，建立锡金邦国，并归属西藏。不丹、锡金作为西藏藩属，是西藏抵御外敌的门户。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库奇·比哈尔发生王位继承纠纷，不丹发兵南下占领库奇·比哈尔，库奇·比哈尔军队司令卡金德拉纳拉汤向英属印度政府求援。英属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立刻派琼斯上尉率军进入库奇·比哈尔，驱逐了不丹军队。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初，英军占领了不丹的达岭喀。不丹战败引起内乱，贡噶仁钦发动政变，成为第十七任德布王（不丹统治者），原德布王·希达尔逃到西藏江孜避难。

此时不丹无力抵抗英军进攻，只能向西藏地方政府求援。六世班禅派普南吉尔格西与藏族官员帕玛携带自己的书信前往加尔各答（当时的英属印度首府）。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十八日（1774年3月29日），英属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收到六世班禅的信。

班禅大师的信里提到：“不丹已经战败，没有力量抵抗了。只要总督愿意，英军可以迅速占领不丹。现在我愿意做调解人，并派普南吉尔格西告知阁下：不丹王公是西藏地方首领达赖喇嘛的臣属，因八世达赖喇嘛尚未成年，由我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出面处理此次争端；如果总督阁下坚持攻占不丹，就会激怒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迫使西藏与阁下为敌；基于我们的宗教与传统，我请求阁下停止一切对不丹的敌对行动。携带此信的普南吉尔格西将向阁下陈述一切细节。希望阁下同意我的请求并答复。”［10］

六世班禅的信是用波斯文写的，而普南吉尔格西精通波斯文并了解西藏，所以，班禅特意提到由普南吉尔格西介绍相关情况。六世班禅希望英国自动撤军，否则西藏地方政府只好出兵保卫不丹。

沃伦·黑斯廷斯详细询问普南吉尔格西后，明白不丹归属西藏及清中央政府，英属印度政府不愿与西藏地方政府及清中央政府发生冲突，所以沃伦·黑斯廷斯随即下令，英军撤出不丹并委派乔治·波格尔作为代表回访六世班禅。

乔治·波格尔在普南吉尔格西、帕玛陪同下抵达不丹首都廷布。乔治·波格尔在廷布接到六世班禅的信，班禅通知乔治·波格尔：“西藏属于中国皇帝所管辖。清朝皇帝有命令不许班禅接见莫卧儿人、印度斯坦人、帕坦人或欧洲人，班禅不能违反规定；由于北京距离日喀则有一年的路程，班禅无法写信给乾隆皇帝请求同意，因此希望乔治·波格尔回加尔各答。”［11］从事后来看，这封信是班禅推辞之语，班禅非常了解英国人在印度的扩张情况，对英国很戒备，不愿接见英国使者。

乔治·波格尔只能将入藏的希望寄托在普南吉尔格西身上，请求普南吉尔格西去面见六世班禅，由普南吉尔格西劝说班禅。乔治·波格尔还迫使不丹德布王·贡噶仁钦写了信件。是年六月七日（1774年7月15日）普南吉尔格西携带贡噶仁钦与乔治·波格尔的信件前去拜见班禅。［12］

在普南吉尔格西劝说下，班禅大师同意乔治·波格尔入藏并派普南吉尔格西前去迎接英国使者。班禅大师给八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兼摄政·六世第穆活佛写信解释了原因：“不丹已经被英国打败，其南部领土被英国占领。在我的劝说下，总督将军队撤退并归还不丹所有领土，既然使者是总督所派，还是应该予以接待。否则，有可能重燃战火，将灾难带到西藏。”［13］

十月五日（11月8日），在南木林县德庆饶杰寺，英属印度的使者乔治·波格尔拜见了六世班禅，敬献了水晶宝瓶等，班禅用印地语同他谈话。［14］十一月十七日（12月19日），班禅率领众人回到扎什伦布寺。次日，班禅在扎什伦布寺大经堂举行宴会，英属印度的使者乔治·波格尔、摄政六世第穆活佛的代表、拉达克王子、喀尔喀蒙古代表、日喀则宗本等人都出席了宴会。［15］

六世班禅与乔治·波格尔进行了多次会谈，两人重点谈论不丹与锡金的安全问题。班禅大师很高兴英国从不丹撤军并归还领土。而乔治·波格尔访问西藏期间，廓尔喀攻入锡金，乔治·波格尔乘机提出：“英属印度总督愿意出面调解，迫使廓尔喀撤离锡金。”［16］

班禅写信给廓尔喀王劝其撤军，恰好是年（1774年）年底，廓尔喀王普里特维·纳沙扬·沙阿去世，廓尔喀王室发生内讧，廓尔喀军撤离锡金，乔治·波格尔的提议落空。乔治·波格尔向班禅大师一再表示英国不会向西藏扩张，对不丹与锡金没有侵略野心，班禅对此很客气地表示喜悦。

乾隆四十年三月六日（1775年4月7日），六世班禅宴请了乔治·波格尔主仆，介绍了西藏的情况，回赠衣服等礼物，并给英属印度总督写了回信，双方告别。［17］

班禅大师很客气地接待了使者，与乔治·波格尔没有达成任何外交协议。但班禅大师决定与英属印度政府保持稳定的联系，特意提了两点建议。第一，班禅希望在恒河岸边建一座寺庙，此庙由普南吉尔格西负责管理。［18］第二，班禅将派僧人去加尔各答拜见总督，总督不要派英国人但可以派印度僧人来西藏。［19］

这两条建议都是为普南吉尔格西准备的，寺庙就是普南吉尔格西在加尔各答的常驻地；印度僧人可以往返西藏与加尔各答之间传递信息，而这个僧人就是普南吉尔格西。班禅大师将西藏与英属印度往来的重任委托给了普南吉尔格西。

总督沃伦·黑斯廷斯听取了六世班禅的建议，发布命令在加尔各答的胡格利河（恒河支流）岸边为班禅修建了一座佛教寺庙，里面安置班禅送来的佛像。寺庙完工后，总督写信告知班禅：“此庙可以在印度传播阁下的名望，有利于加强阁下与我的友谊。”［20］普南吉尔格西负责管理寺庙，藏族朝圣者抵达加尔各答朝拜恒河，就由普南吉尔格西接待并住在庙内，朝圣者还被引见给总督，帮忙传递信息。［21］有些藏族朝圣者其实是西藏地方政府派遣的信使，班禅的寺庙成为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属印度的代表处。而普南吉尔格西在此后二十年，一直奔走在加尔各答与西藏之间，成为双方往来的使者。

三、六世班禅进京

英属印度与不丹冲突、廓尔喀侵略锡金清楚表明西藏的边疆危机，六世班禅出面暂时化解了危机。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六世班禅从西藏出发进京觐见乾隆皇帝，班禅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提醒中央重视西藏边防，加强对西藏的保卫。

六世班禅准备入京，其兄仲巴呼图克图特意派普南吉尔格西去加尔各答，将此消息与信件带给沃伦·黑斯廷斯。当时中英两国在广州进行贸易，两国商人产生商业纠纷，广州十三行的中国商人欠英国商人150万至200万英镑的债务，英国商人向英国政府请愿，希望英国政府出面处理债务。乔治·波格尔想去北京与清中央政府商量处理此类纠纷，因此向班禅写信提出请求：“希望班禅能帮自己弄到护照，自己可以走陆路从西藏到北京，或者自己可以航海经广州去北京。”乔治·波格尔委托普南吉尔格西回西藏，向班禅传达自己的请求并帮其弄到护照。［22］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六月十七日，六世班禅与仲巴呼图克图从扎什伦布寺出发。十月十五日，六世班禅抵达西宁，由于冬季寒冷，一行在塔尔寺驻扎到次年（1780年）三月九日。普南吉尔格西回藏时，班禅已经出发，普南吉尔格西在西宁的塔尔寺赶上班禅一行。普南吉尔格西将沃伦·黑斯廷斯等人的回信和礼物送交班禅与仲巴呼图克图并汇报了相关情况，班禅与哥哥很高兴地接收了信与礼物。［23］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十日，班禅一行从塔尔寺启程继续进京，而普南吉尔格西作为班禅的亲信随行。七月二十一日，六世班禅在承德的热河行宫拜见了乾隆皇帝。此后，双方进行了多次交谈。班禅参加乾隆皇帝的宴会时，向皇帝请求：“与西藏接壤的印度，有一位总督统治当地，我与总督有密切往来。我希望陛下能了解和关注英属印度的情况。如果陛下能给总督写封表示友好的信，也能接收总督的信件，我将不胜感激。我希望陛下与总督能维持友好关系。”乾隆皇帝同意这个请求，并询问英属印度情况。班禅让普南吉尔格西回答相关问题。普南吉尔格西告诉乾隆皇帝，英属印度总督名叫沃伦·黑斯廷斯，管理的地域比中国小，军队主要由骑兵组成。［24］

八月二十五日，六世班禅前往北京，九月二日入住北京的西黄寺。随后，皇帝经常与班禅在雍和宫进行法事活动。在一次活动休息时，班禅当着普南吉尔格西等人面，请求皇帝写信。皇帝说：“如班禅愿意，自己可以立刻给英属印度总督写信；或者自己先写好致英属印度总督的亲笔信，班禅可以带信件回西藏，这样更有效果。”班禅同意携带信件回西藏。［25］

六世班禅请求皇帝写信其实怀有深意，皇帝与总督通信，皇帝就直接与英属印度总督进行外交联系，由皇帝出面处理西藏相关问题，加强了中央对西藏的保卫。班禅不想卷入中英两国在广州的商业纠纷，所以对乔治·波格尔的护照问题根本就没提过。班禅随后的动作表明班禅对喜马拉雅南麓国家（包括英属印度）的防备态度。

十月二十七日，在嵩祝寺里六世班禅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赠送印度的宝剑和火枪。随后，班禅大师和章嘉国师一同到雍和宫，班禅向乾隆皇帝敬献了两支印度火枪、宝剑数把。章嘉国师与弟子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谈论此事，师徒两人认为班禅预示：“外敌将要入侵西藏，而清中央政府出兵消灭侵略者。”班禅还对章嘉国师说过：“八世达赖喇嘛与国师，你们两人将来要保卫西藏，与外来的侵略者作战。”［26］

六世班禅回到西黄寺，就因天花疾病而病倒。十一月二日，班禅的病情非常严重，可还是特意将普南吉尔格西叫到身边，大师用印地语向其叮嘱事情，当日大师圆寂。［27］

班禅进京密切了中央与西藏的关系，但班禅奉献武器和索要皇帝亲笔信的行动过于隐喻，大师又染病早逝，班禅大师的行动并没有引起清中央对西藏边界问题的警觉。不负班禅大师临终所托，普南吉尔格西作为使者继续代表西藏与英属印度交往，保证和平局势。

四、塞繆尔·特纳使团出使中国西藏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八月二十一日，仲巴呼图克图一行人带着六世班禅的灵柩回到扎什伦布寺。十月一日（11月6日），仲巴呼图克图给总督沃伦·黑斯廷斯写了信，信中简单描述了六世班禅入京过程，特别描写了乾隆皇帝对班禅的尊崇，信的最后提到，已交代普南吉尔格西，总督可以从他那了解详情。［28］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八日，八世达赖喇嘛的堂侄洛桑丹贝尼玛出生，随后被认定为七世班禅。十一月八日（12月12日），沃伦·黑斯廷斯收到仲巴呼图克图的信，得知七世班禅已被认定。沃伦·黑斯廷斯向普南吉尔格西询问了西藏的情况，普南吉尔格西讲述了自己随班禅入京的所见所闻。［29］

仲巴呼图克图的信与普南吉尔格西的见闻都描写了乾隆皇帝对班禅的尊崇，体现中央对西藏的重视。这些其实都是一再提醒英属印度政府，西藏有清中央政府的保卫。

沃伦·黑斯廷斯委派塞繆尔·特纳前往西藏拜会七世班禅。乾隆四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1783年9月22日），在扎什伦布寺，塞繆尔·特纳拜会了仲巴呼图克图。十一月十一日（12月4日），在甘丹勒谢曲林寺，塞繆尔·特纳拜见了七世班禅；隔天（12月6日），塞繆尔·特纳再次拜见了七世班禅，并向其告别。塞繆尔·特纳整个行程都由普南吉尔格西、帕玛陪伴，并由普南吉尔格西充当翻译。塞繆尔·特纳出使仅仅是加强已有联系，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塞繆尔·特纳回印度后，普南吉尔格西继续充当使者奔波在西藏与加尔各答之间。乾隆四十九年一月十一日（1785年2月1日），沃伦·黑斯廷斯卸任回国，约翰·麦克弗森出任总督。新总督派普南吉尔格西前往西藏通报有关情况，闰三月十九日（5月8日），普南吉尔格西在扎什伦布寺拜见了仲巴呼图克图，次日拜见了七世班禅。普南吉尔格西汇报了英属印度政府的变化，仲巴呼图克图给约翰·麦克弗森回信：“普南吉尔格西传达了您的友谊，愿我们保持前任总督建立的联系与友谊。”［30］八月底，普南吉尔格西离开扎什伦布寺回加尔各答。通过普南吉尔格西，西藏与英属印度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促进了双方相互了解。在廓尔喀侵藏战争中，英属印度政府正是因为对西藏状态的了解，保持了中立，没有让战争扩大。

五、第二次廓尔喀侵藏战争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占领中尼边境四个宗。次年（1789年），在驻藏大臣巴忠主持下，西藏地方政府出钱赎回失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抢掠了扎什伦布寺并占领边境三个宗。乾隆皇帝震怒，委派福康安入藏驱逐侵略者。

英属印度对这场战争的所持立场变得非常重要，它如果出兵有可能改变战争局势。中尼两国都派出使者前往加尔各答，劝说英印政府支持自己，而清政府派出的使者就是普南吉尔格西。

八世达赖喇嘛、七世班禅额尔德尼特派阿杂拉喇嘛苏纳格哩（印度僧人普南吉尔格西）赍福康安檄文及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谕帖前往。苏纳格哩于是年（1792年）三月出界，取道布鲁克巴（不丹），于六月中始至噶哩噶达（加尔各答）。阿杂拉喇嘛（普南吉尔格西）有佛庙一座（六世班禅的寺庙），距部长官寨（总督府）不远。［31］

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十六日（1792年8月3日），英属印度总督查尔斯·康沃利斯接见了普南吉尔格西。福康安、八世达赖喇嘛、七世班禅三人给总督的信件内容大体相同，信件里提到：“福康安正领兵驱逐廓尔喀侵略者。廓尔喀会请求贵国出兵帮助，廓尔喀会谎称如你没有援助它，清军就会接着攻打英属印度，请您千万不要上当。乾隆皇帝出兵只是为了惩罚侵略者，皇帝准则为，谁发动了侵略战争就惩罚谁。”［32］

不出所料，七月五日（8月22日），总督收到廓尔喀的紧急求援，廓尔喀请求英国立刻出兵，两国联手对抗清军。七月十九日（9月5日），总督再次收到廓尔喀的紧急求援。廓尔喀为引诱英国出兵，开出诱人条件，不但尼泊尔向英国开放门户，还同意英国参与尼泊尔与西藏的贸易往来。

普南吉尔格西一再向总督说明，清军反击廓尔喀是在清中央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希望总督做出正确判断，避免战争扩大。

七月二十九日（9月15日），查尔斯·康沃利斯考虑再三后给廓尔喀君臣回信：“中英两国有多年贸易往来，英国在广州设有商馆。如果真如你所愿，我派兵助你进攻西藏，确实有可能取得胜利。但西藏有清中央政府保卫，中英两国关系就会破裂，中英贸易就会断绝。”［33］查尔斯·康沃利听取了普南吉尔格西的意见，拒绝了廓尔喀的求援。

八月十日（9月25日），普南吉尔格西收到查尔斯·康沃利给福康安、八世达赖喇嘛、七世班禅回信，查尔斯·康沃利在信中提到，希望中英两国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并明确表示英国不会援助廓尔喀。英国拒绝援助，廓尔喀无力抵抗清军进攻，廓尔喀君臣只能向福康安表示臣服，清军大获全胜。

普南吉尔格西收到总督的回信，却因为自己染病无法回西藏，于是普南吉尔格西派自己侄儿达齐格哩携带信件去西藏。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十三日（1793年2月23日），达齐格哩抵达拉萨，将总督回信呈交给福康安等人。福康安等人给总督写信，客气而冷谈地表示感谢。二月十三日（3月24日）达齐格哩携带福康安等人信件启程回加尔各答。普南吉尔格西叔侄在此次战争中成功地传递信息，避免英属印度误判局势，保证了双方的和平。

乾隆六十年（1795年），强盗闯入加尔各答的班禅寺庙将普南吉尔格西杀害。随着普南吉尔格西去世，班禅的寺庙被废弃，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属印度之间的交往断绝。

结语

第一，在西藏地方政府的委任下，普南吉尔格西充当了西藏与英属印度早期交往的使者，英属印度政府予以认可。普南吉尔格西充当这个角色是双方慎重考虑后的选择。

从西藏地方政府而言，西藏地处青藏高原，海拔高而气候寒冷；而加尔各答临海，海拔低而且闷热潮湿，所以当时的藏族官员说：“藏族人生活在寒冷地区，到加尔各答等孟加拉地区，他们往往会水土不服而热死。以前藏族人去孟加拉，十人中有八人未能返回。”［34］当时的藏族人不适应孟加拉的气候，天花等疾病也威胁前往印度的藏族人生命，所以当时的藏族人往往只能充当短期使者，长期充当使者的只能是普南吉尔格西这样的印度僧人。而普南吉尔格西游历亚欧各国，精通多门语言，与六世班禅家族成员关系密切，适合充当这个角色。

从英属印度政府而言，它最希望英国人充当使者，但西藏地方政府对英国人防范很严。六世班禅、仲巴呼图克图分别主持接待了两个英国使团，但不希望英国人再来，而由普南吉尔格西充当使者。英国总督只能认可这个要求。

第二，普南吉尔格西与西藏关系亲密而与英属印度关系较疏远。

普南吉尔格西与六世班禅家族关系极为亲密，作为家族亲信，他参加了六世班禅进京朝觐、八世达赖喇嘛主持的七世班禅坐床等一系列重要活动，深得六世班禅、八世达赖喇嘛叔侄赏识。六世班禅、仲巴呼图克图给英国总督写信时都提到，相关详情由普南吉尔格西陈述，给予其极高的信任。

普南吉尔格西在加尔各答期间，主要是负责管理班禅的寺庙，寺庙土地收入是其重要收入来源。班禅寺庙所属土地发生纠纷，仲巴呼图克图特意写信，请求英国总督给予关照。［35］事后，班禅寺庙部分土地还是被附近泽米达尔的拉吉楚德抢走。塞繆尔·特纳看不过去，向总督约翰·麦克弗森求情，希望总督意识到此事关系到英属印度与西藏的交往。［36］事件中双方态度表明，班禅家族将普南吉尔格西视为自己亲信，而英国政府对普南吉尔格西态度疏远。普南吉尔格西作为使者是西藏地方政府委任的，英国政府很大程度上是勉强认可。

第三，普南吉尔格西为保持西藏与英属印度之间的和平做了积极贡献。

英国占领孟加拉后与西藏藩属接壤，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的第一次英不战争，表明英国已经向西藏方向扩张，双方的战争一触即发。普南吉尔格西作为使者一再向英国总督说明，西藏有清中央政府保卫，西藏与英属印度冲突会引发中英两国全面对抗。

乾隆时期的中国还比较强大，这促使英属印度政府决定要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保持和平。查尔斯·康沃利给中尼两国的信件中，将这一点说得很明白。普南吉尔格西作为使者，促使两任总督做出正确决定，第一次英不战争后，英国从不丹退兵；第二次廓尔喀战争中，英国拒绝援助廓尔喀。这一系列决定保证西藏与英属印度之间的和平。

第四，廓尔喀战争前由班禅拉章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属印度进行交往。

西藏与北京距离较远，交通不便，西藏与南亚各国一直是和平友好的相处，所以廓尔喀战争前清中央政府允许西藏地方政府出面处理西藏与南亚国家的一些正常交往。达赖、班禅、驻藏大臣并为西藏地方政府领导人，廓尔喀战争前西藏地方政府慎重考虑后决定：由班禅拉章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出面与英属印度进行交往。

西藏地方政府非常清楚英国在印度的扩张，对其非常防范。英国已经扩张到门口，双方不可能不进行交往，所以采取由班禅拉章出面，拉萨甘丹颇章政府在后面支持的做法进行交往。

两个英国使团访问了扎什伦布寺，但西藏地方政府不允许使团去拉萨。乔治·波格尔访问期间，拉萨的摄政六世第穆活佛还是派出代表会见了他，以了解英国政府对西藏的态度。塞繆尔·特纳访问期间，仲巴呼图克图给侄子八世达赖喇嘛写了多封信件，详细报告英国使团有关情况。［37］拉萨甘丹颇章政府躲在幕后，但其极为关心并多方了解两个英国使团的举动。最终，两个使团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英国人怪罪于拉萨的摄政和驻藏大臣，其实西藏地方政府在处理相关外交的态度是谨慎一致的。

第二次廓尔喀战争期间，事态紧急，所以福康安、八世达赖喇嘛、七世班禅委派普南吉尔格西出使加尔各答，三人给总督的书信内容基本一致，三人向英属印度表明西藏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态度是一致的，防止英国政府误判局势。

廓尔喀战争使清中央政府意识到西藏所面临的边疆危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中央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此后西藏的一切外交由驻藏大臣出面处理，中央加强了对西藏的外交管理。

［1］Schuyler Cammann.Trade Through the Himalayas:The Early British Attempts to Open Tibet［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1.

［2］Kate Teltscher.The High Road to China:George Bogle，the Panchen Lama and the First British Expedition to Tibet［M］. London:Bloomsbury Publishing，2007.

［3］［4］［7］［10］［11］［12］［13］［16］［18］［19］［20］［22］［34］Clements R Markham.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M］.London: Trubner and Co.Ludgate hill，1876:84，87-88，139，2-3，45，46，131，149-150，165，169-170，146，208-209，163.

［5］［6］［14］［15］［17］［27］二世嘉木样·贡觉晋美旺布.六世班禅白丹意希传（藏文）［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541，580-581，589，594，604，1090.

［8］［9］［21］［23］［24］［25］［28］［29］［30］［35］［36］［37］Samuel Turner. An Account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the Teshoo Lama in Tibet；Containing a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hrough Bootan，and part of Tibet［M］.London:W.Bulmer and Co.Cleveland Row，1800:270-271，269，269，451-452，463-464，468-469，451-452，457-473，431，452，431-432，253.

［26］三世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藏文）［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588-589.

［31］（清）方略馆.钦定廓尔喀纪略［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771.

［32］［33］William Kirkpatrick.An Account of the Kingdom of Nepaul，Being The Substance of Observations Made During A Mission To That Country，In The Year 1793［M］.London:W.Bulmer and Co.Cleveland Row，1811:348-349，349-350.

Geshi Punan Gier，an Envoy in Early Tibet and British India Contacts

HUANG Quan-y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5）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Britain occupied Bangladesh and the neighboring areas of Tibet，so Tibet was facing border crisis.Tibetan local government appointed Geshi Punan Gier as an envoy to communicate with British India.The envoy traveled back and forth from Tibet to Calcutta around 20 years to promote mutual understanding，so he has mad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peace of both sides.

Tibet；British India；Geshi Punan Gier；the 6th Panchen Lama；Fu kang-an

10.16249/j.cnki.1005-5738.2016.03.007

K827/K29

A

1005-5738（2016）03-048-008

2016-06-14

2014年度文化部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项目“喜马拉雅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媒体数据库建设与示范应用”（项目号：【2014】351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研究项目（项目号：2016M592668），剑桥大学康河计划四川大学工作站暨四川大学喜马拉雅多媒体数据库项目阶段性成果。

黄全毅，男，汉族，四川乐山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藏学研究所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藏区历史、社会经济发展。

［责任编辑：周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