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旭俊 杨军

（吉林大学文学院 吉林长春 130012）

唃厮啰政权的兴起与青唐道贸易

马旭俊 杨军

（吉林大学文学院 吉林长春 130012）

促成河湟吐蕃诸部形成“唃厮啰政权”的原因，不宜夸大或仅看作是唃厮啰个人的作用。更为内在的社会经济动因是，吐蕃政权解体之后，散居于河陇一带的吐蕃诸部为了克服经济上不能自足的窘境，随时做有关“迁移”的抉择——他们或相互劫掠，或组建联盟（凉州六谷部），或改变政权认同获取利益（投降西夏、投靠宋朝成为“熟户”）。正是这种长时期的政治无序与物质相对匮乏状态，唤醒了河湟吐蕃诸部关于一统秩序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向往（吐蕃政权），并意图以“赞普苗裔”为历史共鸣凝聚吐蕃旧部。唃厮啰作为当时被吐蕃诸部拥立的“赞普苗裔”之一，先后被河湟吐蕃部落首领李立遵和温逋奇胁制。然而，李立遵和温逋奇都因没能有效解决诸部所面临的有限经济能力与集权之间的固有矛盾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随着党项的崛起建国，河西吐蕃、回鹘诸部投奔唃厮啰，青唐地区商贸开始繁荣兴盛以及宋朝出于“以夷攻夷”的目的赏赐册封等，使得唃厮啰有了充足的人力、物力构建政治阶序，使形成“政权”成为一种可能。

唃厮啰；河湟吐蕃；青唐；政权；西夏；贸易

1008年，年仅12岁的赞普苗裔欺南陵温（又作：齐囊凌衮沁布）被带到河州“立文法”。因当时“河州人谓佛‘唃’，谓儿子‘厮啰’”的缘故，欺南陵温在吐蕃诸部当中自号“唃厮啰”［1］。虽然学界几乎一致将此看作是河湟吐蕃诸部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但对于以“唃厮啰”为核心的河湟吐蕃诸部崛起的原因，却看法不一。有的学者将河湟吐蕃的崛起归因于唃厮啰个人的威权及其血统出身；①（日）岩岐力《西凉政权的灭亡和宗哥族的发展》（《铃木俊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版）一文认为，青唐吐蕃的兴起与具有吐蕃王家血统和有很大威权的唃厮啰的出现具有密切关系；秦永章、邓文科《唃厮啰及其族属考述》（《西藏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提到，唃厮啰也只有是赞普苗裔，才能够引起河湟吐蕃部落集团领袖的兴趣，并争相拥立，欲以唃厮啰这个在吐蕃人心目中带有神圣灵光的赞普苗裔，发展自己的势力，夺取统一河湟蕃部的桂冠。有的认为当时河湟周边的政治军事情势成就了唃厮啰的崛起；更多则是前述观点兼而有之。②祝启源在《唃厮啰政权形成初探》（《西藏研究》，1982年第2期）一文中详尽论述唃厮啰之前河湟周边政治军事情势后，认为从唐末、五代至宋这一二百年间，河湟地区是为“政治真空”地带，为河湟吐蕃重新振兴提供了有利条件。又在《唃厮啰政权对维护中西交通路线的贡献》（《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一文提到，（唃厮啰）以吐蕃赞普后人的高贵血统和雄才大略，深得部众拥戴。在率领部众进行统一河湟吐蕃诸部的征战中，历尽坎坷，削平群雄，于公元1032年在青唐建政。齐德舜在《唃厮啰家族世系史》（兰州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一文中谈到，北宋、西夏以及甘州回鹘都试图控制河湟地区，在内忧外患面前，河湟地区一些比较有实力的吐蕃部落首领认识到要对付外来强敌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又在《〈宋史·唃厮啰传〉笺证》（《西藏研究》，2015年第3期）一文提到，唃厮啰年幼时先后被李立遵和温逋齐所胁制，长期充当傀儡。长大后重立文法，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青唐吐蕃政权。其中，周边政治军事情势变化对河湟地区产生影响的观点对本文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虽然唃厮啰在河湟吐蕃诸部建立政权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将其血统出身视为政权兴起的根本动力，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首先，唃厮啰“赞普苗裔”的出身起初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权势，一度长期被李立遵和温逋齐所胁制；其次，唃厮啰也并非唯一一个被吐蕃诸部拥立的“赞普苗裔”。史籍记载，唃厮啰的兄长“扎实庸咙为河南诸部所立，与唃厮啰分地而治，不相能也”［2］，唃厮啰的舅舅曾在秦州一带“立文法”，“秦州蕃部赏样丹者，唃厮啰之舅也”［3］。可见，唃厮啰的血统出身定不是其形成领袖威权的必然因素。

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试着从河湟吐蕃诸部社会经济的角度出发探讨唃厮啰兴起的内在动因及其过程，并由此窥视11世纪中叶丝绸之路“青唐道”贸易。略陈一得之愚，求正于方家。

一、河陇地区社会经济的变迁

吐蕃政权解体之后，遗留下大量吐蕃部落。他们散居于河陇一带，“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4］，“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5］，且政治上互不统属，“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6］。

河陇，从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来看，可分为河西走廊、陇西黄土高原以及河湟谷地三大地理单元，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①前人对“河陇”这一地理概念，做过不少说明和界定，却不尽相同，在此不再赘述。本文所涉及到“河陇”，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甘肃和宁夏两省全部以及青海省东部的河湟谷地。参见杨发鹏.两晋南北朝时期河陇佛教地理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14：43-44.其中，河湟谷地是被黄河上游、湟水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河谷平原和丘陵盆地（大致在今甘肃西南与青海东部），可适当发展灌溉农业，②关于河西走廊半农半牧、兼营商业，无法自足的社会经济现实，参见马旭俊.西夏建国的历史动因考察［G］//宋史研究论丛（第十八辑），第316-317页。限于篇幅，不再赘述。“自墨城西，下坡十余里始得平川，皆沃壤，中有流水，羌多相依水筑物而居，激流而硙。由平壤中有行三十里至湟州”，“引宗河水灌溉本州岛岛城东至青石峡一带川地数百倾”［7］。然而，由于高海拔、低气温的缘故，河湟地区农业发展水平十分有限，这里不产“丝枲”，只能“荷毡而披毳”［8］；粮食也不能自足，“惟有青稞，与野菜合酥酪食之”［9］。畜牧业比较发达，尤以产马著称，“今秦州接连熙河州及青唐羌界，乃自古良马产地”［10］，河湟以西的地区（以日月山为界），“地皆平衍，无垄断，其人逐善水草，以牧放射猎为生，多不粒食”［11］。这种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其对茶叶的大量需求，“人喜啖生物，无蔬茹酰酱，独知用盐为滋味，而嗜酒及茶”［12］，“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13］，“蕃部所欲大抵唯茶为急”［14］。此外，他们还需要“引进”其他日用品，如河湟蕃部首领“送马十三匹，乞买写经纸”［15］；“蕃部多疾，乞赐白龙脑、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紫石英等药，并求弓矢”等［16］。

为了克服经济上无法自足的窘境，河陇一带的吐蕃诸部需要做出更多关于“移动”的抉择，以其他辅助性生业维持生存。他们或相互劫掠、勒索商队，“其州帅稍失民情，则众皆啸聚”［17］，“秦州言押领龟兹国进奉回鹘首领，怀化司戈林布智行至黄河北，为蕃部所隔”［18］；或组建联盟、控制城镇资源，如凉州六谷部；或参与商业活动，保护商队等，“（回鹘）每遣使入贡，即为赵德明所掠。至是，宗哥等族皆感朝恩，遣人防援而至焉”［19］，“乃遣人援送其使，故频年得至京师”［20］；或改变政权认同获取利益，如投靠宋朝成为“属户”，“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凉州虽为所隔，然其地自置牧守，或请命于中朝”［21］。可是，这些辅助性生业所获得的“收益”是极不稳定的，经常受到周边政治军事情势的影响和制约。

正是这种长时期的政治无序与物质相对匮乏状态，唤醒了河陇吐蕃，特别是地理上距离河西走廊城镇资源与农耕定居政权（北宋）较远的河湟吐蕃诸部，关于一统秩序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向往（吐蕃政权）。首先，吐蕃解体后的政治无序对河湟吐蕃诸部经济流通的藩篱，在藏文史籍《贤者喜宴》中有所反映：“境内各处每每分割为二，诸如大政权和小政权，众多部与微弱部，金枝与玉叶，肉食与谷食者，各自为政，互不统属”［22］；其次，“大中以后，部族衰散，然其种贵，羌戎至今尊服”［23］，“西蕃种类皆尊大族，重故主”［24］的记载也部分地反映了吐蕃诸部向往一统秩序的政治诉求；最后，从唃厮啰的兄长扎实庸咙被吐蕃部族拥立，唃厮啰的舅舅在秦州“立文法”的史实来判断，唃厮啰被带到河湟“立文法”并非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当时吐蕃诸部意图以“赞普苗裔”为共鸣凝聚吐蕃旧部的一个历史缩影。

河陇吐蕃诸部意图以“赞普苗裔”为历史共鸣凝聚吐蕃旧部，从他们对“唃厮啰”的激烈争夺中亦有所反映。唃厮啰被何人带到河湟“立文法”，史籍中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记载：第一种认为唃厮啰是由一个名叫“何郎业贤”的人带入河湟的，“河州羌何郎业贤客高昌，见厮啰貌奇伟，挈以归”；①（元）脱脱：《宋史》卷492《吐蕃传》，第1416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2也有类似记载：“河州羌何郎业贤客高昌，见厮啰貌奇伟，挈以归”。第二种认为带回唃厮啰的人名叫“耸昌厮均”，并暗示随行不止他一个人，“以故西蕃无主，蕃部耸昌厮均等远赴三咩迎温籛逋”；②（宋）张方平：《乐全集》卷22《秦州奏唃厮啰事》。《隆平集·唃厮啰传》也有类似记载：“大姓耸昌厮均等咸平中迎至河州”。第三种认为唃厮啰是被李立遵带入河湟的，“胡僧李立遵携来吐蕃立文法”。③（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6《神宗开熙河》，广陵书社1990年影印本。《梦溪笔谈·杂志二》也有类似记载：“有胡僧立遵者，乘乱挟其主籛逋之子唃厮啰，东据宗哥邈川城”。祝启源认为唃厮啰是被何郎业贤带回河州，不久当地大豪酋耸昌厮均又将唃厮啰挈至移公城，随后宗哥李立遵、邈川首领温逋奇以武力把唃厮啰劫持到廓州“立文法”［25］。事实上，以现有的文献资料，是难以考证唃厮啰到底是被何人带到河湟地区，以及“何郎业贤”、“耸昌厮均”和“李立遵”之间是何种关系等问题的。如果考虑到当时河湟吐蕃诸部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现实，那么，不排除当时吐蕃诸部为了争取唃厮啰到自己的部落“立文法”，以有意抬高自己的政治话语权，争相对外“宣传”自己的部落首领带回了“赞普苗裔”。这些不同版本的记载是这场政治舆论战残缺不全、漫漶不清的描述。

二、河湟吐蕃部落联盟及其失败

史籍记载，李立遵等将唃厮啰挟持到廓州之后，“部族寝强”，并徙居宗哥城［26］。虽说“赞普苗裔”出身的唃厮啰在河湟吐蕃旧部中能起到一定的号召作用，但认为李立遵势力的强盛完全得益于唃厮啰，难免以偏概全。有迹象表明，原西凉六谷部首领厮铎督因招架不住党项势力的进攻，转而投奔了宗哥李立遵。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秦州宗哥蕃部厮铎督遣使来贡。厮铎督本西凉首领”。由此，学者在探讨唃厮啰政权形成问题时，对河西走廊与河湟地区之间的互动或多或少有所关注，⑤李蔚、汤开建《论唃厮啰政权兴起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唃厮啰政权是凉州吐蕃联盟的延续和发展，并认为来自西夏的压力和宋朝的援助，是唃厮啰兴起的外在原因”；汤开建《关于唃厮啰统治时期青唐吐蕃政权的历史考察》：“面对拥有强大实力的党项集团的步步紧逼，河陇吐蕃部落就必须重新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凝聚力较强的政治组织与之对抗”；魏贤玲、洲塔《唃厮啰及其政权考述》：“当吐蕃族建立的凉州六谷部衰败之时，河湟流域的吐蕃宗喀部联合周围部落，逐渐兴旺起来，建立了以吐蕃族为主体的地方封建政权”；陈庆英、白丽娜《论唃厮啰政权的兴起》：“由于河湟地区的吐蕃联盟在抗击党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其地位日益凸显。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需要，河湟吐蕃便在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体制更为完备的‘唃厮啰政权’”。却都不够深入。应该说，以商业为生、高度依赖河西城镇资源的吐蕃六谷部，在与党项势力争夺凉州的战争中失利后，为求生存而做出的“移动”抉择——投奔李立遵，所谓“资源丰则聚，资源寡则分”［27］。因此，河湟吐蕃诸部的聚散受到周边政治军事情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在这背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则是经济与物质力量。

尽管李立遵徙居宗哥城后以“论逋”（宰相）自居，但唃厮啰只是其树立的政治木偶。首先，此时的唃厮啰，尚未得到任何外来政权的支持（“臣宋”或“臣辽”），所以并不具备全面掌控经济上无法自给自足的河湟吐蕃诸部的物质基础。在李立遵领导的部落联盟里，唃厮啰除了血统带来的象征意义外，至多起到协调诸部的作用。①厄尔认为，酋长在开始时可能行使一种协调和管理功能，但随着社会分层的发展，酋长和贵族会操纵政治和经济关系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形成对剥削行为的控制。参见Earle.T.K.Chiefdom in Archaeological and Ethnohistorical perspective［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87（16）：279-308.这种象征和协调职能从“唃厮啰”这个称号中有所体现：“河州人谓佛为‘唃’，谓儿子为‘厮啰’”［28］，说明初来乍到的欺南陵温在河州没有任何政治根基，只能以更名“唃厮啰”，迎合吐蕃诸部崇尚佛教的社会现实，②《青唐录》：“有大事必集僧决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5“僧徒往西天取经者……必加礼奉。”达到提升自己政治地位的目的。其次，从宋臣曹玮为李立遵请授节度使的举动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1014年底，李立遵、唃厮啰等“联名”向北宋奏请，宋臣中唯独曹玮主张：“宜厚唃厮啰以扼德明，又请如厮铎督例授立遵节度使。”就此，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注中提出质疑：“然立遵盖辅厮啰者，厮啰犹未加爵命，而遽请立遵为节度使，不知何也？”［29］李焘之所以能产生如此疑问，是因为他对当时唃厮啰作为李立遵“傀儡”的事实不甚了解，而常年征战边关的宋臣曹玮对此心知肚明。因此，此时的唃厮啰对吐蕃诸部来说，象征意义或许更大一些。③有迹象表明，远离河湟、靠近宋朝边界的渭州吐蕃（今甘肃平凉）曾以“唃厮啰”的名义归附于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2：“以渭州蕃族首领唃厮啰为殿直、充巡检使。时唃厮啰帅其帐下来归，给以土田，未及播种，求俸给赡用”。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注中对这条记载产生疑问：“实录不载，厮啰附传及正传并略之，不知何也”，并猜测“恐此时李立遵等犹未略取厮啰，故厮啰以穷归我，且受朝命，寻即为立遵略取如廓州，遂徙宗哥城”。齐德舜据此认为“唃厮啰最初来到河湟地区之时并未在宗哥城居住，而是居住于渭州，并形成了自己的小集团，称为‘渭州蕃部’”（《宋史·唃厮啰笺证》，《西藏研究》2015年第3期，第26页）；祝启源认为是“唃厮啰帅帐下归附秦州”（《唃厮啰——宋代藏族政权》，第33页）。从同年底李立遵与唃厮啰等联名向宋朝奏请，“希望朝廷爵命俸给”的记载来看，唃厮啰脱离李立遵的控制，独自居住在渭州或帅帐归附于宋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所谓“渭州蕃族首领唃厮啰”极有可能是渭州吐蕃为了将宋朝赏赐“最大化”，自发地冒名“唃厮啰”归附于宋。这一点从宋朝方面没有特别重视，仅是“给以土田”的回应中也有所印证。

李立遵虽然“族帐甚盛，胜兵六七万”［30］，但他所领导的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首先，此时河湟吐蕃诸部的关系主要以“立文法”的形式确立，所谓“立文法”，即“各大首领之间要联合做某些事情或进行大的活动时，总是先定下约束，立下规矩，以便大家遵守”［31］。由此可知，各首领之间的“约束”可以是临时的、非正式的，各首领之间的权力是相对平等的，没有形成明确的“层级阶序”；其次，从李立遵以“质帐”这种强力手段控制其他小部落可以看出，李立遵的权力集中不是非常牢靠；④《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7：“（李立遵）有质帐三、二千。”质帐，即将部落属民抵押给其他部落。参见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青海通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218.第三，从宋朝与李立遵战斗缴获的战利品清单：“获马、牛、杂畜、衣服、器仗三万三千计”［32］可以看出，此时的李立遵还不能完全拥有一支独立于生产部门的武装力量，需要携带牧民和畜产参加战斗。总而言之，李立遵所领导的政治实体还不具备加强政治集权、构建层级阶序的能力，谈不上是一个“政权”，这一点在李立遵、唃厮啰和温逋奇时常“联名”向宋朝进贡的史实中也有所体现。⑤据统计，李立遵与其他首领“联名”遣使于宋的记录有4条。参见杨文.北宋经略河湟民族政策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9：22-23，“河湟唃厮啰政权与北宋贡赐贸易简表”。

造成这种局面的社会经济原因在于，河湟吐蕃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因素决定了诸部以“游牧”为主的经济形态，而“游牧”的部族为了适应多变的外在环境（低温、干旱、严寒、战争等），获取维持自身生存的物质资源，必然发挥更多的“移动性”（有的各处“游牧”觅食，有的改变政权认同获取利益），⑥“移动以及随时作有关移动的抉择，是游牧社会人群适存于资源匮乏且变量多的边缘环境的利器……此种‘移动’表现在大小、聚散无常的部落形态上，表现在相当有限或多变的领袖威权上，也表现在人群之共祖血缘记忆的易变化上”。参见王明柯.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6.从而难以形成集中化、阶序化的统治秩序。因而，李立遵所领导的河湟吐蕃部落联盟，毋庸置疑，不仅经济窘迫，而且部族离心。李立遵向回鹘提出“欲娶可汗女”与唃厮啰为妻，一度拿不出像样的彩礼［33］；李立遵的政治中心宗哥城也修建得异常简陋，“近筑一城，周回二里许，无他号令，但急鼓则增土，缓则下杵，不日而就”［34］。资源的相对匮乏，也让李立遵与诸部的关系趋于紧张和失序状态：

“（李立遵）惟贪财杀人，人既不附，上下胥怨”［35］；“蕃部言立遵御下严暴，蕃家不乐，即目天旱，族人多饥死。”［36］

因此，如何摆脱经济窘境并增强部族控制是摆在李立遵面前两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李立遵统治的根本将会动摇，然而这并非李立遵能独立完成的，需要借助强大的政治外力，即河湟吐蕃必须从农耕政权（宋朝）那里挹注物资（如丝帛、粮食、茶叶等）。史籍记载，李立遵等分别于1014年十二月、1015年二月、1016年正月遣使入宋，“希望朝廷爵命俸给”［37］。宋朝对此也做出回应：如1015年“赐唃厮啰等锦袍、金带、供帐什物、茶药有差，凡中金七千两，他物称是”［38］，1016年“复赐以器币、缗钱，总万二千计。”［39］此外，李立遵为了获得更多物质利益，试图借“西夏”邀功于宋，

“近遣西凉厮铎督部兵十万，掩杀北界部落胜捷，续入献首级数”，“愿讨平夏以自效。”对此，宋朝没有轻信，以“戎人多诈，虑缓急寇边，侵扰熟户”，命泾源军、秦州两路戒备［40］。李立遵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请求宋朝册封他为“赞普”。宋朝以“赞普，可汗号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处唃厮啰”为由拒绝，仅以封厮铎督为例，“授立遵保顺军节度使”［41］。

总体而言，李立遵这几次遣使入宋，没有获得多大收益。宋朝对李立遵存有戒备之心，不愿意过多赏赐，仅“约所贡直以给之”。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6：“辅臣参议答赐，咸曰：‘立遵贪狡，不识事机，往因寇准轻信，赐与过厚，致其增气。今当约所贡直以给之。或求华靡之物，止可赐金涂银器’”。在收支基本平衡，没有多大盈余的情况下，李立遵以朝贡获得物质利益的想法显然落空了。随后，李立遵等走上了“劫掠”宋朝的冒险之路。1016年九月，李立遵联合马波叱腊、鱼角蝉等率马御山、兰州、龛谷、毡毛山、淊河、河州兵三万余人入寇，被宋臣曹玮大败于三都谷（今甘肃甘谷县境），史称“三都谷之战”。关于这场战役的性质，正如宋人魏泰所指出的：“贼军虽众，然器甲殊少，在后者所持皆白褡毛连，以备劫虏而已。”［42］从“临时”联合诸多部族以及入寇的时间（九月）也不难看出，李立遵“劫掠”宋朝意味浓厚，②为了直接获得生活物资的“生计性掠夺”，是游牧经济生态的一部分，因而他必须配合游牧的季节活动。一般行于秋季或初冬，此时牧民一年的游牧工作大体完成，士强马壮。参见王明柯.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35.几乎携“马、牛、杂畜”，举族而行。关于这场战役所产生的影响，毫无疑问，李立遵先后以入贡与“劫掠”都没能如愿获取物质利益，河湟吐蕃部族离心不断加剧：“（李立遵）数为罗瞎力骨所困”，“吹麻城及河州诸族皆破宗哥文法来附”［43］。虽然李立遵也试图挽回局面，如时断时续地侵扰宋朝边界，③1016年九月，“宗哥昨遣马波叱腊率兵到大、小洛门胁诱熟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8）；1017年二月，“宗哥族马波叱腊等领众设寨于雅尔乌谷，即选募神武军二百人夜破其寨，获生口、孳畜甚多”；“宗哥族首领斡尊治兵于润努川，将谋寇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9）。继续遣使入贡宋朝等，但终究还是没能阻挡吐蕃诸部离他而去，“于是河洮兰三州、安江、妙敦、邈川、党逋等羌皆破散，宗哥所立文法，纳质内属”［44］。

在此形势之下，唃厮啰也与李立遵决裂，投奔了邈川首领温逋奇。④唃厮啰投奔邈川首领温逋奇的时间，“当在天圣元年（1023）至天圣二年（1024）之间”。参见祝启源.唃厮啰——宋代藏族政权［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40.温逋奇继续以“论逋”自居，招纳部族，积蓄力量，以邈川为政治中心的河湟吐蕃联盟初步显现。和李立遵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困境一样，温逋奇为了摆脱经济窘境、加强对诸部的控制，也只能寻求与宋朝确立稳定的政治经济联系。在温逋奇锲而不舍的努力下，⑤唃厮啰投奔温逋奇后（1025左右）至1031年的史事阙载，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1：“数使人至秦州求内属，故有是命”的记载来看，唃厮啰等一直在努力与宋和好。终于在1031年十二月，与宋“通和”。第二年，宋朝册封“邈川大首领唃厮啰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亚然家首领温逋奇为归化将军”［45］，并每月给唃厮啰支大彩一十五匹，角茶一十五斤，散茶五十斤；给温逋奇支大彩十匹，角茶五斤，散茶五十斤作为俸禄［46］。

应该说，宋朝对温逋奇和唃厮啰的封赐要比李立遵时期丰厚得多。然而此后不久，温逋奇作乱，将唃厮啰囚禁于一口陷阱中，“出收不附己者”。唃厮啰随后被看守士卒放出，“集卒杀逋奇”［47］。关于温逋奇叛乱的原因，学者多指出温逋奇和李立遵一样有政治野心，欲取代唃厮啰，独自掌权。虽然这种温逋奇意图“加强集权”说法无可置疑，但远未触及问题的根本。正如宋真宗曾与群臣讨论如何应对李立遵时，王旦一针见血地指出：“或假以恩宠，则小小种落，必遭凌胁。若知朝廷不加信用，则当自相残戮矣。”［48］即外来物资挹注与否是“半农半牧”河湟吐蕃或“集中”或“离散”的内在驱动力。

三、李元昊与唃厮啰“政权”形成

温逋奇集权行动失败之后，唃厮啰在河湟吐蕃诸部当中的威望与日俱增。首先，唃厮啰直接控制的部众人口有了显著增加。唃厮啰消灭温逋奇后不久（1032年底），率部迁入青唐城。也正是在这一年，李元昊完全占领了河西走廊的甘州、凉州。①汤开建《甘州回鹘史二札》一文考证：“天圣六年”中“六”乃“元”之讹字，故李元昊攻打甘州的战斗先后有两次：第一次是天圣元年（1023）袭破甘州，“俘其妻孥以归”；第二次是明道元年（1032）完全占领甘州。甘州回鹘、凉州吐蕃六谷部因此投向青唐城，“唃厮啰并厮铎督之众十余万，回纥亦以数万归焉”［49］。事实上，唃厮啰此前在邈川与当地的乔家大族联姻，娶乔氏为第三任妻子，“乔氏有色，居历精城（青海西宁西），所部可六七万人，号令名，人惮服之”［50］。所以，此时唃厮啰所率部众规模，无论是从人口数量，还是人口密度来看，都是相当可观的，甚至比李立遵吐蕃部落联盟全盛时期都多。人口数量和密度的增加必然导致资源的竞争，唃厮啰掌控着如此之多的部众，而没有发生部族离散，可见当时唃厮啰已逐渐具备了相当的政治掌控和经济再分配能力；②弗里德认为，人口的增加是阶层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前提之一。参见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85.其次，迁入青唐城后的唃厮啰已经具备了调动资源应付战争的能力。1035年，李元昊先后两次发动对唃厮啰的进攻，双方主要在“牦牛城”（又作猫牛城）展开殊死搏斗。唃厮啰经过近一年艰苦卓绝的抗争，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关于李元昊进攻河湟的原因，史籍没有明确记载。如果考虑到青唐城作为东西方贸易中枢的地位，以及“河西走廊”对李元昊建国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③李元昊为了应对纳入“河西”后，人口规模扩大、族群成分复杂的政治经济新情势，以改变族源凝聚认同，构建更大规模的政治利益集团以胁迫宋朝，从而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满足新的统治需求。同时，对战略要地、要道的控制是李元昊武力“胁宋”的必要条件之一。参见马旭俊.西夏建国的历史动因考察［G］//宋史研究论丛（第十八辑）.2016：313，不难看出李元昊意图完全掌控东西方贸易的陆路交通，以最大资本劫掠商旅、胁迫宋朝，“并力以吞唃厮啰、摩旃、瞎毡之类诸族，地大力盛，然后东向以攻中国耳”［51］。因此，李元昊在这场战争中应当投入了相当多的人力物力，而最终却被唃厮啰大败。由此可见唃厮啰对河湟吐蕃诸部及其社会资源的控制能力空前提高。④弗里德认为，“战争能使已经初具分层规模的社会分化更趋制度化。战争使得阶层社会的首领能够作出经济决策将资源和劳力都转向军事行动”。参见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85.

关于唃厮啰掌控河湟吐蕃诸部的方式，学者大都谈到了“盟誓”，“有坛三级，纵广亩余，每三岁冕祭天于其上”［52］，即用“祭天”盟誓这种形式加强对属下部落首领的控制，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唃厮啰“实行政教合一，利用宗教加强对族人的统治”［53］。这种说法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首先，“盟誓”这种方式并非唃厮啰的首创，而是继承了吐蕃赞普的做法。根据《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用羊、犬、猴为牲；三岁一大盟，夜肴诸坛，用人、马、牛、闾为牲。凡牲必折足裂肠陈于前，使巫告神曰：‘逾盟者有如牲’”［54］；其次，“盟誓”并非唃厮啰控制属下部族的唯一方式，唃厮啰还采用了“纳质子”的方式，“董毡（唃厮啰之子）幼时，择蕃酋子年与董毡相若者与董毡游，衣服饮食如一，以此能附其众”［55］。因此，认为唃厮啰以宗教手段（盟誓）控制河湟吐蕃诸部难免一叶障目。在“盟誓”与“纳质”历史表相的背后，一个基本史实时常被忽视：即迁入青唐后的唃厮啰摆脱了困扰诸部的经济窘境，具备了控制劳力建造大规模祭祀、宗教建筑，①《青唐录》：“建佛祠，广五六里，缭以冈垣，屋至千余楹，为大象以黄金涂其身，又为浮屠三十级以护之。”以及控制和再分配奢侈品（衣服、食物等）的能力。②“祭祀建筑和奢侈品便成为权力的象征，因为他们体现了巨大的劳力的投入，并暗示拥有者控制这种巨大劳动力的非凡力量”。参见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220.

唃厮啰之所以摆脱了经济窘境，不再发生“部族离散”的原因，首先是青唐城本身具备了物质再生产的潜质。位于湟水中游河谷盆地的青唐城（今青海西宁市），自古就是西北交通要道和军事重地，“北依山以作镇，南跨河而为疆。地接青海、西域之冲，治介三军万马之会，金城屏障，玉塞咽喉”［56］。李元昊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后，对过路的商旅进行劫掠，“夜落纥贡奉多为夏州钞夺”［57］；对商人课以重税，“载以槖驼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58］。而同时期唃厮啰利用青唐城这一东西交通要冲的便利条件，对过路商旅给予友好接待，提供食宿方便，甚至遣人保护商队。因此，河西走廊这条东西贸易交通路线被人为阻绝，西来商人大都改走青唐道与中原贸易。如拂林国（东罗马）曾过青唐到达中国，“拂林国……东自西大食国及于阗、回纥、青唐，乃抵中国”［59］。宋神宗曾经问于阗国使者：到你们国家大概需要多久？于阗国使者回答说：“去国四年，道途居其半，历黄头回鹘、青唐，惟惧契丹钞略耳。”［60］从于阗使者的话中可以看出，青唐城已然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继站，“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61］。这一点从当时青唐城“四统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62］的记载中也有所体现。而且，除去道途所费两年，于阗国沿途停留时间达两年（其中在青唐城居留一年之久，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5）。宋臣李复曾上言：“臣窃见回纥、于阗、卢甘等国人尝赍蕃货，以中国交易为利，来称入贡，出熙河路，朝廷察知其情，故限之以年，依到本路先后之次，发遣赴阙，而来者不已，守待发遣，有留滞在本路十余年者。其所赍蕃货，散入诸路，多是禁物，民间私相交易，远商物货厚利，尽归于牙侩。臣累次详问所赍物货，上者有至十余万缗，下者亦不减五、七万。”［63］由此可见青唐道贸易的繁荣程度，唃厮啰从中获益匪浅。③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5载，宋仁宗曾下诏“于永宁寨以官屋五十间给唃厮啰收贮财物”，却遭到宋臣韩琦的抵制。就此，君臣二人还留下一段对话。从“五十间”房屋贮物来看，唃厮啰参与青唐道贸易额度是相当可观的。

唃厮啰能够摆脱经济窘境还得益于北宋对其连续不断的封赐。特别是1038年李元昊在兴庆府称帝建国，北宋朝野震惊之余，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唃厮啰，寄希望唃厮啰“以为藩篱”，“并力破贼”［64］。于是，宋朝加封唃厮啰为“保顺军节度使，仍兼邈川大首领”。事实上，北宋后来出于“以夷制夷”的考虑，对唃厮啰一直封赐不断。1039年，宋仁宗派遣左侍禁鲁经持诏书出使青唐城，兹诏书内容摘录如下：

今来昊贼犯边，卿俟诏到日，连领手下军，径往贼界同共剪除杀戮，如能有心荡灭得昊贼，即当授卿银、夏等州节制，仍羌心腹人赍起发兵马日数文字，报与缘边经略安抚司，以凭发兵应援。仍赐袭衣、金带、绢二万匹［65］。

同时，还封赏了唃厮啰的家人，“以保顺军节度使、邈川大首领唃厮啰前妻安康郡君李氏为尼，仍赐紫衣，以太原郡君乔氏为永嘉郡夫人，子瞎毡为澄州团练使，磨毡角为顺州团练使，各赐紫衣、金带、器币及茶，仍每月别给彩绢各十五匹”［66］。1040年二月，北宋下诏书给唃厮啰，督促唃厮啰出兵西夏，应援北宋的军事行动，“同力剪除，如能成功，当授卿银、夏等州节制”［67］。同年八月，宋仁宗再次派遣屯田员外郎刘涣出使青唐等等。④宋仁宗原本想派遣鲁经再次亲往青唐，却遭到拒绝，最终在1040年八月，屯田员外郎刘涣应诏出使。

最后，唃厮啰向北宋进贡“战马”是其能够摆脱经济窘境的另一个原因。应该说，党项的崛起极大地刺激了北宋对于“战马”的需求。早在李继迁攻占灵州之后（1002），宋臣张齐贤就曾指出引进战马的重要性：“只如朝廷每年买马，不补死数。西北未平，战马为急。旧日女真卖马，岁不下万匹，今已为契丹所隔”，又因“西凉与近西小蕃，惟恃卖马获利”，主张“西蕃马价，比常时特与优饶，至于酒馔特设务令丰足”，一方面可为战守之计，另一方面抚绥诸部以牵制李继迁［68］。张齐贤的看法是相当有战略眼光的，却没有得到北宋的足够重视。特别是宋辽签订“澶渊之盟”之后（1005），不再发生大规模战事，北宋对“战马”的需求和兴趣随之大大降低。有边臣奏请招买战马，宋真宗对此回应称：“今蕃落安辑，久通互市，何忽招之？且畜马太多，费用尤广。契丹请和，今已三载，河朔生灵，粗尔苏息。抚御四方，当务远略，苟止信浅识，为国生事，则害滋甚矣。”［69］随着李元昊称帝建国，入寇宋边。战马的重要性再次被凸显，“国之大事在兵，兵在马”［70］，“沿边市马，岁几百万缗，罢之则绝戎人，行之则困中国”［71］。在这种情势之下，青唐则逐渐成为北宋主要的战马供应地，“国家买马岁二万匹，而青唐十居八九”［72］，这一点从唃厮啰向宋进贡的物品以“战马”为主中也有所反映。①参见杨文.北宋经略河湟民族政策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9：22-27，“河湟唃厮啰政权与宋贡赐贸易简表”.

余论

1040年，宋使刘涣到达青唐时，见唃厮啰“冠紫罗毡冠，服金钱花袍、黄金带、丝履、平揖不拜，延坐劳问”［73］。可以说，比起李立遵因经济无法自足而“部族离散，事势稍衰”［74］的窘境，此时的唃厮啰不仅过上了优越的物质生活，而且威权显赫。唃厮啰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王庭，以及独立于生产部门的宫廷卫队，“厮啰迎导供帐甚厚，介骑士为先驱，引涣至庭”［75］。李远在《青唐录》中对此描述较为详备：“过仪门北二百步为大殿，北楹柱绘黄，朝基高八尺，去坐丈余矣，碧琉璃砖环之，羌呼‘禁围’。凡首领升殿白事，立琉璃砖外，犯者杀之”。唃厮啰还专门设立了协助其处理日常事务的“国相厅事”和“国王亲属厅事”［76］。

关于制约和影响游牧部族领袖威权大小的因素，王明柯认为“一方面因本地游牧经济形态而定，另一方面也视牧民在此经济形态下与外在世界（部落、部落联盟、国家及其下属之地方威权，等等）互动关系而有不同”［77］。具体到唃厮啰政权历史而言，这两方面很大程度上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河湟吐蕃诸部经济形态影响到唃厮啰与其他政权的互动，如为了克服半农半牧、无法自足的经济现实，唃厮啰政权曾护送前往宋朝的回鹘商队，继而影响到与周边政权（回鹘、西夏、北宋）的关系；与其他政权的关系又影响到河湟吐蕃诸部经济形态的变化，如党项崛起、占领河西后，唃厮啰政权政治中心（青唐）的商贸交通枢纽地位得到加强。唃厮啰正是利用了李元昊称帝建国后，青唐贸易的繁荣、宋朝的封赐等条件获得了充足的物质资源，加强了对河湟吐蕃诸部的控制，深入推进了资源分配与政治权力的“等级阶序”，才是唃厮啰“政权”形成的开始。

总的来说，唃厮啰政权在兴起过程中又表现出如下两个特点：第一，愈是和农耕定居政权（宋朝）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互动密切，其部落组织较为稳定，部落首领的威权也愈大，如迁入青唐后的唃厮啰；反之，与农耕定居政权缺乏紧密联系，则部族“自主性”增强、离心加剧，部族首领也难以集中权力，如李立遵领导的河湟吐蕃部落联盟。第二，与李元昊称帝建国时，试图以武力恫吓农耕定居政权（宋朝），从而获得贡赋或战利品以补充资源不同［78］，唃厮啰政权高度依赖贸易或以贸易为生的城镇资源（青唐城）或贸易路线（青唐道），通过贸易进行资源的输送转移、互通有无，弥补先天资源不足，从而强化领袖威权。因此可以说，唃厮啰政权的兴起完全得益于当时地缘政治军事情势造就的东西方贸易（包括朝贡和赏赐）。

［1］［4］［6］［12］［17］［20］［21］［26］［33］［41］［43］［50］［57］［59］［60］［61］［64］［73］［75］（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4160，14151，14151，14163，14152，14116，14151，14160，14116，14161，14160，14163，14116，14124，14109，14161-14162，9573，14162，14162.

［2］［3］［16］［18］［19］［29］［32］［34］［35］［37］［38］［39］［40］［45］［47］［48］［51］［55］［66］［68］［69］［71］［7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5:12091，1974，1403，1831，1733，1907，2012，1958，1967，1907，1917，1967，1949，2587，2587，1967，3537，3008，2901，1122，1514-1515，2625，2102.

［5］（宋）韩琦.韩魏公集·家传（卷19）［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256.

［7］［14］［15］［36］［6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6027，3300，7827，7717，7820.

［8］（宋）毛滂.东堂集·恢复河湟赋（卷1）［M］//四库全书影印本.

［9］（元）脱脱.金史·结什角传（卷91）［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017.

［10］（宋）吕颐浩.忠穆集·燕魏杂记（卷8）［M］//四库全书影印本.

［11］［52］［62］［76］（宋）李远，马忠，辑.青唐录［M］//青海地方旧志五种［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10，10，10，10.

［13］（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219.

［22］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汉译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431.

［23］［46］（宋）张方平.乐全集·秦州奏唃厮啰事（卷22）［M］//四库全书影印本.

［24］［72］（宋）赵汝愚.诸臣奏议（卷141）［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590，1594.

［25］［31］祝启源.唃厮啰——宋代藏族政权［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31-32，243.

［27］［77］王明柯.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06，57.

［28］［44］（宋）曾巩.隆平集校证［M］.王瑞来，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2:621，287.

［3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十二·吐蕃（卷335）［M］.北京:中华书局，1986:2630.

［42］（宋）魏泰.东轩笔录（卷2）［M］.李裕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15.

［49］（宋）王称.东都事略·附录七·西蕃（卷129）［M］.孙言诚，崔国光，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1113.

［53］魏贤玲，洲塔.唃厮啰及其政权考述［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4）:102.

［5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吐蕃传（卷216）［M］.北京:中华书局，1975:6073.

［56］（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地理志（卷3）［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122.

［58］（宋）洪皓.松漠纪闻［M］.翟立伟，标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15.

［63］（宋）李复.潏水集·乞置榷场（卷1）［M］.四库全书影印本.

［67］（宋）宋大诏令集·谕邈川首领唃厮啰传（卷239）［M］.北京:中华书局，1962:935.

［70］（宋）宋祁.景文集·论群牧制置使（卷29）［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366.

［78］马旭俊.西夏建国的历史动因考察［G］//姜锡东.宋史研究论丛（第十八辑）.2016:313-330.

On the rise of Chio-ssu-lo regime&Qingtang silk Road

MA Xu-jun YANG Jun

（College of Humanitie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12）

The reasons that Hehuang Tibetan tribes formed into"Chio-ssu-lo regime"，should not only be exaggerated or regarded as the personal role made by Chio-ssu-lo，instead there is the intrinsic history motivation: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Tubo regime，the Tibetan tribes which lived in the Helong area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economic dilemma caused by not being able to self-sufficiency，made choices of“migration”at all time.They plundered and allied each other，and sometimes changed regimes to gain interest for themselves.The long period of political disorder and material deprivation made Hehuang Tibetan tribes yearn for peace and unity，so they convened the Tubo tribes，and made Chio-ssu-lo to be the head of the tribes.However，Chio-ssu-lo was not able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nomic capability and centralization effectively，he inevitably faced failure，but because of the rise of Tangut，the tribes of Hexi Tubo and Uighur went to Chio-ssu-lo for shelter，which rendered the trade in Qingtang area flourish，and Chio-ssu-lo

rewards and titles gran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Song dynasty.These all made Chio-ssu-lo was able to establish his regime.

Chio-ssu-lo；Hehuang Tubo；Qingtang；regime；the Western Xia regime；trade

10.16249/j.cnki.1005-5738.2016.03.006

K28

A

1005-5738（2016）03-039-009

2016-07-28

马旭俊，男，回族，宁夏西吉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北地方史、北方民族史。

［责任编辑：周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