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

1941年初，张大千率妻儿、门生远赴敦煌，临摹敦煌壁画。当年年底，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接到了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两人的联名函，两人说他们得知张大千在临摹壁画时，因各代壁画并不在一个平面上，而是最早者在最内，张大千就先临摹最上一层，之后将其剥去，再临摹下一层。他们认为张大千此举十分不妥，因为壁画剥去一层即毁坏一层，对于张大千个人在艺术上的进展很大，但对于整个文化则是一种无法挽回的损失，他们希望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从速去电，制止张大千。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辗转得悉后，对于两位馆长的意见深表理解，但因张大千剥去壁画之举，两人未曾亲见，只是听一位考古学家所说，怕有失实，有伤贤者，所以未贸然向有关部门反映。

之后，傅斯年和李济听闻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也在莫高窟做调查，教育部的人员也认为张大千的做法不妥，因为张大千虽然在毁坏外层壁画时，留下了临摹稿，但他并没有按原图临摹，而是从青海塔尔寺雇来三位喇嘛画师，试图运用塔尔寺藏教壁画的画法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画‘恢复原貌。这就直接导致被毁的外层壁画已没有任何可能再现，唯张大千拥有独一份的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塔尔寺藏教壁画风格浓郁的“还原图”。

傅斯年和李济碍于张大千在政、学两界的深厚关系，更碍于他和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是密友，在未获得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仍没有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