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公示恐惧症”
2016-02-17褚朝新张笛扬
褚朝新+张笛扬
“不提拔、不表彰，都没事，一公示要提拔表彰，真的假的举报都来了。”湖北官场一名厅级官员说
2016年1月4日，吴智民仍以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区长的身份，活跃在西安官场上。尽管在一年多前，2014年9月23日，他就被公示拟任区委书记。
不过到了2015年7月31日，吴智民主持召开的未央区区委常委会上，西安市委组织部区县干部三处处长刘培宏宣布的新任未央区委书记不是吴智民，而是汪文展。
就记者所知，最近两三年，公示成为一些官员越来越头疼的问题，有些官员甚至患上了“公示恐惧症”。
“原地踏步”
公示期满一年多仍原地踏步走的，不仅仅是吴智民。在湖北省恩施州，有一名叫胡泽的县委书记，也有类似经历。
2014年12月18日，湖北省委组织部发布“2014年第177号”干部任前公示称，1963年出生的胡泽，现任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委书记，拟提拔为恩施州委常委。公示时间是2014年12月19日至2014年12月25日。
这一信息至今仍能在恩施新闻网上查询到。然而截至2016年1月5日，记者从湖北官方证实，胡泽仍是来凤县委书记，未被任命为恩施州委常委。
湖北官场人士向介绍，来凤县委书记为正处，恩施州委常委为副厅。胡泽至今未能上任，意味着此次提拔没有实现。
公示后没有如期提拔的，湖北官场并非胡泽一例。2015年11月23日，湖北省委组织部发布“2015年第199号干部任前公示公告”，湖北省十堰市副市长沈学强、张歌莺拟任十堰市委常委。公示期为2015年11月23日至11月27日。
记者查询当地官方消息发现，截至2016年1月5日，公示期满一个多月，上述两人至今没有任职市委常委，仍以十堰市副市长身份工作。
2015年9月29日，福建省委组织部发布任前公示公告，曾任福建省长苏树林秘书的福建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长孙健，拟任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
公示期未满，2015年10月7日，中纪委发布消息，苏树林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孙健从此消失。
山西也有公示期满原地踏步走的官员。2015年5月21日，山西省委组织部发布干部任前公示，阳泉市委副书记王旭明，拟任省直正厅长级职务。公示时间从5月21日至5月29日。
2016年1月5日，记者查询阳泉官方信息证实，王旭明至今仍任阳泉市委副书记，并未出任省直正厅长级职务。
王旭明原地踏步，可山西省委组织部2015年8月31日公示拟任省直正厅长级职务的临汾市委常委、统战部长丁文禄，公示期满后于2015年9月就担任了山西省粮食局局长一职。
来凤县县委书记胡泽，公示满一年多并未顺利提拔为州委常委，但同日公示的其他处级官员早就当上了副厅。2014年12月18日，湖北省委组织部发布的干部任前公示公告中，除拟提拔胡泽担任恩施州委常委外，还拟提名恩施州利川市市委书记郑开国为恩施州政协副主席。
2015年1月，郑开国顺利当上了恩施州政协副主席，而胡泽至今仍是来凤县委书记。
根据2014年最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提拔担任厅局级以下领导职务的，除特殊岗位和在换届考察时已进行过公示的人选外，在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后、下发任职通知前，应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应当真实准确，便于监督。公示结果不影响任职的，办理任职手续。
中组部印发的《关于推行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的意见》规定，对公示举报调查核实结果的处理，所反映问题不存在的，予以任用;属于一般性缺点、不足，不影响提拔任用的，按预定的方案任用，并在任用谈话时向干部指出存在的问题，督促改正;对存在严重问题的，经党委（党组）复议后不予任用，对其中属于违纪违法的，应移交纪检或司法处理;反映的问题性质比较严重，一时难以查实但又不能轻易否定的，暂缓任用。暂缓任用的，时间一般不应超过三个月。
江苏省某地干部公示现场（IC图）
胡泽一缓就是一年多。一名熟悉官场组织人事程序的官员介绍，胡泽被公示前，应该是已经顺利通过了推荐、考察等多个重要环节。
“有一种可能是公示后被人举报了。如果同日公示的郑开国已经任命，而胡泽没有任命，那就可能是公示有些问题。”中部省份一名曾在省委组织部任过处长的官员说。
湖北一名担任过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的官员向记者介绍，“一般来说，应是公示中有举报，可能是查出有问题，但问题虽影响提拔还不够处分，也可能是问题清楚但如何处理未定。”
江西一名曾担任过地级市市委书记的官员认为，胡泽公示后没有被提拔，但能继续担任县委书记，可能没有触及违法行为。
湖北省委一名正厅级官员向记者分析，公示期满一年多没有任命，肯定是有问题的。关键是看问题大小，有可能问题不大，不足以给予撤职或者降职等重处分，只是内部警告处理，继续当县委书记;也有可能是问题很大，一时查不清楚，继续留任。
中部省份一名县委书记也认同上述厅官的说法，“肯定有问题，或者难以彻底查清，所以放在那里。”
“这样的情况，干部本人应该知道原因，因为组织部门一般都会跟他谈话。”上述曾任县委组织部部长的官员说。
2015年12月29日，记者试图就胡泽为何公示期满一年未能赴任采访湖北省委组织部。该部办公室一名官员经过请示后回复：“领导们都在开会，商量工作思路，没时间接受采访。”
2016年1月5日，记者先后电话、短信联系胡泽，想了解原委，其没有回应。
有没问题都怕告
最近两三年，官场对公示举报史无前例的重视，使任前公示成为一些问题官员越来越头疼的问题。
2015年10月，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曾在一个内部会议上指出，为了防止“带病提拔”，“山西对拟提拔干部扩大公示，公示期间对举报包括匿名举报高度重视，逐一核查，严肃处理。”
山西一名地级市市委书记介绍，当地现在对于公示期间的举报，每件都会核查，“对有问题的干部绝不含糊”。
2014年3月，山西省委组织部发布公示公告，太原市副市长毋青松拟任太原市委常委，太原市杏花岭区区委书记魏明和万柏林区委书记张齐山拟提名为副市长人选。2014年5月29日，毋青松不仅没有当上太原市委常委，还被免去了副市长职务。
山西官场人士介绍，当时太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春根到龄退休，空出一个常委位置，毋青松想当常委，结果公示后被人举报超生，被免职至今赋闲。此事在当地官场引起较大震动。
有类似遭遇的，还有一名叫柯德来的处级官员。2014年1月，贵州省委组织部发布任前公示：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书记柯德来，拟任贵州省黔西南州委常委。
记者查询当地官方信息发现，两年过去了，柯德来从未出现在黔西南州常委的名单中，其原岗位南明区委书记也已两易其人，柯德来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官方消息里。截至目前，贵州省没有任何部门公开公布过他的去向。
山西省吕梁市一名官员曾向记者介绍，当地选拔县委书记时，九十多名官员符合选拔条件，但经过一番谈话，五十多人主动放弃参与选拔。其中有一部分人都是害怕被调查和公示后被举报。
山西省纪委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强力反腐以来，共有一千多名各级官员主动交代问题并上交了违纪所得款物。其中，仅山西吕梁就有地厅级官员14人、县处级官员85人。
“主动交代问题的干部都要写保证书，承诺对组织没有隐瞒，如果事后发现瞒而不报的，会老账新账一起算。”山西省纪委向媒体公开表示。
一公示就有举报，是官场常态。2015年6月，湖北公示三名优秀县委书记人选。其中一名县委书记所在的地市纪委书记向记者介绍，公示前，对该县委书记进行了调查，信访、纪委、组织部三个渠道此前没有一个举报。公示后，举报一下子冒了出来。
“不提拔、不表彰，都没事，一公示要提拔表彰，真的假的举报都来了。”湖北官场一名厅级官员说。
正如这名厅官所言，官员公示后不仅有正常的举报，还可能引发诬告。
2015年5月，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县长张宏志被公示拟任县委书记，当地官场就有人给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等高层写信举报他，称其为了当县委书记给临汾市委书记和市委常委们行贿。
山西省纪委向记者介绍，经查该举报纯属诬告，诬告者为临汾市原文物局局长常引根，常已被双开并移送司法。一告就会影响提拔，即便是诬告不影响提拔，也会闹得满城风雨，被诬告的官员会很委屈，也会猜忌谁诬告，破坏官场风气。
有问题的怕真告，没问题的怕诬告，让一些官员患上了“公示恐惧症”。
“公示恐惧症，实际上是提拔恐惧症，凡提拔就可能有人举报告状，所以一些人认为不如不提。”湖北一名曾任地级市纪委书记的官员说。
湖北省委一名正厅级官员向记者分析，公示期满一年多没有任命，肯定是有问题的。关键是看问题大小，有可能问题不大，不足以给予撤职或者降职等重处分，只是内部警告处理;也有可能是问题很大，一时查不清楚，继续留任
公示里的猫腻
据记者观察，过去一些官员公示时虽然也有大量举报，但不论举报真假都没有影响其升迁。
2014年，河南省委组织部公示，洛阳市伊川县县委书记郭宜品拟提名为洛阳市副市长人选。当地一名人士向记者介绍，其自2013年3月开始就在不断向河南多个部门举报郭宜品，但举报都没用，郭宜品依然被带病提拔。
2014年8月，提拔为副厅不足半年的郭宜品畏罪潜逃。数月后，在湖南长沙落网。
江西一名原市委书记向记者介绍，“带病提拔”的官员在公示时都会有举报，但最终是否会影响他的升迁，要看遇到什么样的领导，“这些问题都很微妙，一言难尽。”
一名县级组织部官员的感受是：对一些有争议的官员，一把手态度至关重要。有时一把手会说，“绝不能搞‘带病提拔，但也不能让冲在第一线、敢于触碰尖锐矛盾的干部吃亏。”有时一把手的态度更明确：“看一个人要看主流，不能看枝节。”
“这些说法隐含的意思，下面的人不可能听不懂。”上述官员说。
西部省份一名县委组织部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强势的书记会直接跟组织部长打招呼，说觉得谁合适。”
“现在没有哪个书记会冒风险公开打招呼包庇涉嫌贪腐的干部。过去一个干部有问题，书记打个招呼，纪委不敢说什么。”上述曾担任过地级市纪委书记的官员说。
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盛茂林曾指出，讨论人事任免的会，“有的会前酝酿成了‘授意、‘定调，会上讨论成了顺着主官或者当地话语权大的人的意思表态，少数服从多数实际成了一把手或者少数人说了算。”
在一把手的保护下，过去有些公示引发的举报不了了之。公示，流于形式，成了走过场，一些问题官员“带病”步步高升。
2013年，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发布了《省部级干部腐败案例研究》的课题研究成果，其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官员腐败案进行剖析，结果发现有63%的落马副省部级以上官员是在贪腐之后获得提拔，约有48%的人担任副省部级职务之前就已经开始贪腐。
重庆市公安局一名高层向记者介绍，王立军时代，该局曾向时任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反映王立军的诸多严重问题，刘光磊随即向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反映。对这种面对面的实名举报，薄置之不理。
2012年3月，薄熙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确实曾有人向他反映过王立军的问题，但他只是口头批评了王立军。
“最近两三年强力反腐后，官场‘公示恐惧症才越来越明显。”多名官场人士向记者指出。
摘自《南方周末》第166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