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王嵎生+整理/徐方清

陈依弥的去世，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痛苦，最大的打击。当时，我在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躺了一个多星期，茫然若痴，处于半昏迷状态。

和陈依弥结婚的18年里，我们相互间从未有过争吵，连红脸都没有过。而我们“三八线”上的相识，按老话来讲，就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三八线”上

1955年，我被派到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城联络处工作。同时派往的还有陈依弥，她后来成为我的结发妻子。

在北京通往平壤的列车上，我们便一见钟情。她刚从日内瓦参加第一次印度支那国际会议回来，是第二次入朝。一路上，她向我谈了很多有关第一次入朝的艰苦经历，包括多次遇到被美机空袭的危险，也谈了很多关于日内瓦会议的花絮。她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英语比较好，同时又会英文速记（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而我是刚从外语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英文水平很低，连英文打字都不会。她耐心帮助我，几乎成了我的老师。

陈依弥长得并不十分美丽，但却很甜，脸上常带有一丝阳光般的微笑。人们同她相处，总感到一种体贴、温暖和愉快。就这样，我们在“三八线”上开始恋爱，而且是扎扎实实的，双方都是出自内心的相互爱慕。

我们从来没有谈过，你喜欢我什么，我喜欢你什么。我们也不问家庭条件，直到后来结婚的时候，我才知道她比我长一岁，但由于她出生月份靠后，我月份靠前，其实就大我几个月。现在你问我看上她什么，我还是不知道，也觉得没必要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