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谨男

中国当代电影中的民俗文化价值探寻

李谨男

民俗文化产生的第一要著首先是“至有人类，而渐有群”，群居的社会性是民俗文化产生的大前提。然后才是“群之共性、群之所好”与“群之言语、群之习性”等相演相嬗的最终民俗文化价值的完形。由此可见，从本质上而言，民俗文化其实就是一种文明规约与文明认同。电影作为一种以影视艺术与传播艺术之手所左右的大众传播媒介，能够赋予观众一种审美愉悦，同时，更重要的是电影还能够由审美而意识，由意识而精神地为观众带来民族精神的提振。

一、当代电影中民俗文化审美价值探寻

（一）审美价值强化

与民俗艺术相比，电影显然是一门年轻得多的艺术门类。因此，民俗文化中的民俗图景相对于电影艺术的拟真而言也就更具文化性、社会性、真实性，民俗文化中的某些内涵，甚至是民俗文化中的俚趣等都能为电影带来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与艺术效果。例如，在电影《鲜花》一片中，即以繁琐的中国哈萨克民族的葬仪这一民俗文化，对影片的主旨进行不断深化，同时，也收到了进一步塑造人物形象与人物性格的艺术效果。自电影发明之后，中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的形诸于视觉影像，使得影视艺术能够借助于民俗文化价值中所蕴含着的更深层次的原生审美，为影视艺术实现更具深度的文化刻划，这就不仅释放了民俗文化价值中的文化审美性，同时，也一并释发出了经过强化的影视艺术的审美性，显然，这种多重审美价值必然能够为影片带来更加强烈的艺术震撼力与艺术感染力。[1]

（二）审美价值建构

当代电影中民俗文化的审美价值强化，为审美价值建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石，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记忆与价值载体，对审美的强化既有具象化的表象一面，同时更有抽象化的内涵一面。民俗文化中的内涵是对于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种艺术形式的强有力且不可或缺的支撑。当然，任何民俗的形成在其具有唯一性的同时，首先必然是自然因素的结晶，然后才会发展成为一种泛社会化的社会隐性契约的显性表现形式，进而成为历史、文化影响下的一种人文烙印。从这种观点来看，民俗文化审美本身即对电影等其他艺术具有着一种自然且强大的诱惑力，在民俗文化驱策之下的民俗镜语叙事，显然既能够为影视艺术增添艺术审美，同时，又能够为影视艺术增添民俗文化审美所建构的艺术魅力。例如《黄飞鸿》一片，即围绕市井英雄进行着由民俗文化所支撑着的艺术建构，从这部影片来看，其在艺术上已经由市井民俗出现了由具象而抽象，由市井民俗而民族主义的意识渐进式建构。[2]

（三）审美价值自觉

中国民俗文化博大精深，既有汉民族传统的农耕文明基底，又有由此生发而来的匠作、兵戎、儒家、道教等形形色色的民俗文化。中国民俗文化以其精神活性，而成为中华文明中积极活跃且具有多姿多彩的因子。民俗文化又是一种可持续地积累与沉淀的过程，同时，更具有一种自身变化的自觉理性规律，这种自觉理性规律犹如一条条民俗文化脉络，既能够令民俗文化永葆青春，又能够令民俗文化在审美心理与审美意识的微观作用之下，形成一种更具理性化的微观扬弃，从而保证民俗文能既能够源远流长地可持续地继承发扬下去，又能够保证民俗文化在潜移默化之中与人类现代文明和人类未来发展相协调。以《红高梁》为代表的中国当代电影在世界电影节中的获奖，为中国电影带来了破天荒的第一次，同时，也为当代电影中民俗表现的艺术自觉性进行了最佳的印证，并为当代电影中审美价值带来了一次进阶式的升华。[3][4]

二、当代电影中民俗文化民族意识价值探寻

（一）民族象征价值

当代电影中的民俗文化为电影带来了审美呈现，中国有着南北东西均迥异的地域特质与民族众多的多民族特质，这些地域特质与多民族特质为中国带来数十个民族及其丰富的民俗文化。电影作为一门较为年轻的新兴艺术，在发展的短短百年间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从简单的表象到深刻的表意。《阿诗玛》既是一部由我国彝族叙事长诗改编而成的早期艺术电影，同时，亦是一部深刻反映我国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艺术杰作。这部影片以彝族同胞民俗文化作为艺术基质，在彝族民俗文化的依托之下，以特定民族的民俗文化叙事，从影像视角书写了撒尼人追求爱情幸福自由的民族精神，同时，阿诗玛石像所凝结的已经超越了阿诗玛本身的故事性，而成为一种民族象征。这部艺术电影以特定民族叙事进行了更加形而上的理性化的民俗叙事，从而为当代电影中民俗文化意识价值树立了最初的民族象征。

（二）民族情感价值

当代电影中的民俗文化为民族意识的价值寻探，带来了由具象化审美向抽象化意识进阶的民族象征，这标志着中国当代电影对于民俗文化的镜语叙事已经由理性而象征，实现了第一步的影视艺术跨越。中国当代电影中的民俗文化将由象征而情感，由情感而意识，最终完形为民俗文化在当代中国电影艺术表现的可持续演进与嬗变。例如，《五朵金花》就是一部以爱情为民族情感织体的影片，这部影片以我国少数民族中的白族为典型，以民俗文化及其场景为依托，由最质朴的文学性视角，表达了远高于旁观式审美的民族情感。事实上，《五朵金花》这部影片自其问世以来，已经以其所蕴含着的深厚的民族情感对当时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诸多领域均给予了极具正能量的影响。即便是现在，每当我们回忆起这部影片时，仍然会为其中所饱含着的浓浓的民俗文化与民族情感所感染，这部经典的民俗文化影片已经成为电影与民俗深度融合的极佳示范。

（三）民族意识价值

民族象征与民族情感分别为民族意识在民俗文化中的产生提供了抽象化的图腾准备与意象化的心理准备，在这种抽象化与意象化的水乳交融过程中，民俗文化中的民族意识油然而生。例如《红河谷》一片即表现了谜一样的青藏高原，以及青藏高原上古朴的少数民族民俗，比如藏族的娱乐、舞蹈、祭仪、天葬台、藏族古堡等。同时，《红河谷》更在表现少数民族民俗的过程中，更将民族情感交织于其中，并且在中华民族与殖民侵略者的民族情感比对的过程中，更由少数民族民俗的人文表现展现了我中华民族民族情感的优越性，同时，更表现了民族情感、民族意识的激昂觉醒，同时，也是民族不屈意识的一种弘扬。从这种意义上来看，《红河谷》不啻是一曲藏民族壮美的民族之歌。事实上，仅从民俗文化价值观而言，从《红河谷》这部影片来看，哪怕是超越了工业文明的任何现代文明，也永远无法取代由民俗文化所建构起来的，更加充分体现民俗文化价值的这种骨子里的民族意识。

三、当代电影中民俗文化民族精神价值探寻

（一）民族精神支撑

中国的民俗文化既有集群社会性，又有集体文化性，同时，向更深层次挖掘亦更有民族精神性。并且，现代社会中民族精神中的许多基因其实都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化，因为民俗文化之中已经深层次地蕴含了一个民族的民族思想、民族情怀、民族道德基准、民族心理意识等几乎一切形而上的精神，这些形而上的精神价值显然是民俗文化之中积淀萃取所造就的精华。从这种意义上观察，也可以将民俗文化价值，抽象化为一种灵性符号。事实上，中国民俗的这种能够归结为灵性符号的事物比较多，例如，电影中所展现的中国民俗文化中的节庆，以及节庆过程中的各种生活习俗等都是具代表性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价值显然是一种民俗文化视野下的民族精神支柱，同时，民俗文化价值更是影视艺术传播过程中最易引人注目且发人深省的精神元素，民俗文化以这种精神元素为观众带来精神生活愉悦的同时，也对观众的意识领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二）民族精神衣钵

民俗文化研究重在观事取象，当我们深刻透视中国当代电影中的民俗文化，就能够看到，其实由更贴近生活化的民俗文化之中，所渗透出来的恰是一种形而上于审美价值、意识价值所凝聚而成的精神价值。任何种类的民俗文化都不可能表现为一种纯粹的个体现象，任何种类的民俗文化都是一种集体现象的共同反映，因此，研究民俗文化的真正价值必须以一种个体融会于群体的意识加以考量，而电影中所反映的中国民俗文化价值，恰恰就是这样一种相对独立的承载与继承系统。从更加深刻的意义而言，电影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最佳的反观自身行为的梦呓、愉悦、审美、意识、反思等的最佳途径，因此，民俗在电影艺术中的植入，为这种反观带来了更加深刻的思想性，同时，民俗文化中的民族精神也在反观、反思、揣摩的过程中，被观众扬弃地继承下来，发扬下去。

（三）民族精神根性

由民俗文化升华为民族精神，其实是一种社会、文化、历史、地域一体化深度融合与发展的必然性趋同，由民俗文化所升华而来的民族精神也是一种基于审美价值与意识价值的必然性趋同，同时，更是一种基于审美呈现、意识呈现的形而上的精神建构。例如，电影《活着》中的纯粹民俗文化缩影的皮影中，就隐性地植入了一种民族精神的根性灵魂，皮影在这部影片中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国民党统治阶段、解放战争阶段、新中国诞生之后的阶段，贯穿这三个阶段的皮影，既见证了封建三座大山的分崩离析，又见证了战争时期与新中国诞生后的不断获得新生的“活着”。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民俗文化的真正价值，恰在于其不仅是一种生命集群的心灵观照，而且更是一种拥有民族精神底蕴的根性灵魂。由浅表的愉悦感而深部的兴奋感，由深部的兴奋感而形而上的沉浸感，民俗中的民族精神正是这样一种能够令人不知不觉地沉浸于其中的精神元素。

结语

电影既是民俗文化的一扇窗口，又是民俗文化的一面镜子。中国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为电影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拟真原型，而电影中的民俗文化则能够为影视艺术提供一种更加贴近真实的社会质感。纵观中国当代电影，不乏民俗文化审美之作，但观众更需要的，其实是高于审美的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感染与探寻。中华民族有着古老的智慧承托起来的民俗文化，这些民俗文化在影视艺术的艺术拟真生活、还原生活的过程中，必然会在大银幕上留下一些光影印记。电影这一现代产物与民俗文化这一古老产物在当代的风云际会，成为了民俗文化的变幻光影与斑驳色彩在银幕世界上的一种投射，同时，也成为了人类社会中透过影视艺术烛照人伦的一脉尚存的斯文。

[1]吴玉霞.民俗文化在新疆本土电影《鲜花》中的价值体现[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1（1）:58-61.

[2]彭伟文.从具象到抽象,从市井到民族——民俗元素在黄飞鸿电影中的记忆建构作用[J].民俗研究,2015（6）:57-67.

[3]张玲.新时期我国西部电影中的陕西民俗文化表达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5:19-23.

[4]蔡志英.张艺谋电影中的民俗文化元素及其人类学价值[D].上海：复旦大学,2008:30-37.

李谨男，女，吉林省吉林市人，北华大学美术学院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