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

汪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从南京赶到北京八宝山向遗体作别。汪先生静躺在鲜花丛中，放的不是常见的哀乐，而是《天鹅之死》。我那天有点失去控制，哭成泪人似的。后来我看录像，有些奇怪自己为什么刹那间悲痛从内心涌出不能自己呢？后来想想，我们这些人都有些依恋、依赖老爷子。他是一代人的教父。他走了，自然会如丧考妣。

鲁迅曾经是一代人的教父，这在书上、文学史上和报纸上经常会得到确认。而汪曾祺作为新一代人的教父，很少有人提及，也很少有人去这么想。我在《被遮蔽的大师——汪曾祺的价值》—文中曾经写过：“翻开当代的文学史，他的地位有些尴尬，在潮流之外，在专章论述之外，常常处于‘还有之列。‘还有在文学史的编写范畴中，常常属于可有可无之列，属于边缘，属于后缀性质，总之，这样一个大师被遮蔽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延，随着文学本身大浪淘沙的洗礼，汪曾祺的价值在显现，尤其作为文学教父的身份在慢慢地凸现。

文学教父的价值不在于政治地位，不是因为占据了某个重要岗位就一定能够发挥精神领袖的作用。文学教父也不是博导之类的学术位置，并不是收了多少学生或者带了多少徒弟，就会在青年人中产生影响，而是对年轻作家的精神熏陶和滋润。鲁迅当过大学老师，后来成为自由撰稿人，鲁迅在大学里无疑影响了很多的青年学生，另一方面柔石、萧红、萧军等并不是在鲁迅任教的学校读书，他们反而比那些在大学接受过鲁迅教诲的学生，更具鲁迅的文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