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志军

从职教立场看郭德纲与曹云金之争（一）：你是我的儿徒

臧志军

近日来，相声演员曹云金与其师父郭德纲的争论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热点，我们自然难以讨论谁对谁错，但曹的长文中的许多关于拜师学艺的细节却值得我们这些从事职教的人玩味一番。

曹在信中写到，“学艺三年，期间拜师，你从我的‘姐夫’变成我师父”。看来，在刚入门时由于双方互不了解，曹与郭使用了中国人最常用的联络感情的武器：外人的家庭成员化。这一方法最明显的特征是称谓上的家庭成员化，如曹可能会称郭的夫人为“姐姐”，从而使郭成为他的“姐夫”。使外人家庭成员化在中国的传统技艺传承中的作用与地位不容忽视，因为传统中国的艺人往往视技艺为私人财产，没有把技艺共享的理念。《新野县曲艺志》记载，新野当地的曲艺艺人收徒时有“门里徒弟”和“门外徒弟”之分，前者是指收子侄为徒，师傅会传授自己的绝艺，后者是收外姓人为徒，师傅只传授一般的技艺，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外人要想学到绝艺，只有把自己转变成为家庭成员，《原阳县曲艺志》记载，解放前当地的山东大鼓名家张永发无儿无女，便收坠子演员董桂枝为义女，把自己的技艺倾囊相授。郭德纲把一些徒弟称作“儿徒”大概也是出于这一原理。其实，不仅曲艺界，其他行业在收学徒时也会使用这个方法，松江县1957年的一份调研报告也指出，在服务业中师傅往往会选择一些有潜力的学徒使他们进入自己的私生活，从而确立较为亲密的个人关系，以便在未来使这些学徒能够承担企业的核心业务，甚至接管整个企业。

曹还写到，“你这儿根本没有什么学堂教舍，是住家教学，除了每年交小10000的学费，每月还要交500饭费，500生活费，吃饭要饭钱，住店要店钱……我在你家，给你洗衣服做饭，养狗沏茶买菜做家务，学艺三年，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不觉得自己苦，初来学技能，本应如此……随后，我在德云社足足效力了五年，这五年我自认为无怨无悔，任劳任怨，从来没跟谁抱怨过。”曹显然有有较重的“怨气”，但100年前估计没有人会认为这有什么问题。据新野县的鼓词艺人张成聚回忆，解放前的师徒契约中有如下规定：三年出师，出师后徒弟再给老师送一年戏；学艺期间老师对徒弟严格要求时，或打或骂等，徒弟如果投井跳河、寻无路，老师不负责；徒弟没工钱，老师管吃住；出门行艺时，替老师拿行李，端茶端饭等；在家时要主动给老师家干活；不得半途而废，只能师父辞退徒弟，徒弟不能自己离开师父。对于最后一条，有艺人回忆，学徒投师时是要交押金的，如果徒弟自己离开师父，师父不必退回押金。由此看来，曹所描绘的显然就是一幅非常传统的学徒学习画面。

正因为此，许多人认为郭德纲所做的就是要在21世纪的今天恢复传统意义上的师徒关系，这就是这场师徒之争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有人指出郭德纲、曹云金之争实质上是传统师徒关系的“现代化博弈”，有人提出郭、曹的师徒大战是“传统工艺伦理遭遇现代娱乐工业”。确实，曹云金的长文某种程度上揭露了传统学徒制在民间不切实际的“复辟”。

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从小师从庞启发，而庞对学徒非常严厉，有“庞剥皮”之称，学徒稍有懈怠就会挨打，当六七岁的孩子因挨打而哭泣时，庞就用棉花堵住他的嘴，由师娘等人帮着按住，继续打。之所以会产生“虐待式教学”或者赤裸裸的虐待，是因为就像上述的学徒契约所显示的那样师徒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存在全方位的不平等，最极端的方式就是学徒与师父签订“卖身契”，学徒失去了起码的法律上的独立性。以革命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当然无法放任这种情势，《唐河县曲艺志》如此描绘解放后的曲艺技艺传承：“专业表演团体、曲艺训练班的老师与学生政治平等，业务上辅导与被辅导、教与学的新型师生关系，双方条件自有单位的有关规定，体罚被完全取消”，在这种曲艺训练班上当然也存在师徒，但已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新型师徒关系。这本曲艺志还表示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民间仍存在传统学徒制，但由于法律体系日益完善，学徒与师父之间的关系已不同于解放前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前后的师徒关系存在明显区别。前者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是师父和徒弟，少部分地区、少部分行业可能会有强势的行会的介入，后者则主要是师父、徒弟和政府（包括政府的行政介入和法律规范）。所以，我们把前者称作“师父的学徒”，后者称作“国家的学徒”。曹云金在信中反复强调郭不与他签合同，如果属实，郭显然是不希望政府或法律介入师徒关系，而那些试图“复辟”真正传统学徒制的师父们大概都会做如是选择。

今天的职教界正在努力实施现代学徒制，许多人因而鼓吹职业教育应该回归传统的学徒学习状态。以上的分析告诉我们学徒学习与学徒制度是两回事，国家应该为学徒学习推进基本的底层制度建设，从而把学徒学习的利益相关者的顺序调整为国家、企业、学校、师父、学徒。但目前的做法是由各地、各校尝试建立自己的基本制度，这可能会导致国家基本制度的落后，如此也许会使学徒制度的丑陋面越来越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作者系江苏理工学院职教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