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昊婧



拉丁美洲民众教育初探

刘昊婧

摘要：民众教育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是一种具有深远影响和意义的教育方式。当今，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并没有导致发展公平，而拉丁美洲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种基于团结、包容和人性的教育观念，他们认为，教育的核心目的应该为了社会的变革。通过对民众教育涵义，拉丁美洲民众教育实践和历史发展，以及其特色和经验的分析，对拉丁美洲的民众教育进行初步探索。

关键词：民众教育；民众运动；民众觉悟；教育模式；拉丁美洲

民众教育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这一模式的主要目的类似于欧洲的激进工人阶级教育模式。民众教育旨在给社会较弱势阶层提供必要生存技能，或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下改善生活质量，最终，使他们成为社会秩序重构的重要力量。［1］拉丁美洲特定背景下产生的教育模式，不仅对拉丁美洲后来的各类教育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其他教育模式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一、民众教育的概念

民众教育的概念与“民众运动”密切相关。通过民众运动使大家了解到：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动员大众阶层的形式都直接与生产过程有关。因此，民众运动的主要群体包括：外围社区协会（如唐人街）、母亲俱乐部、棚户区（贫民窟）协会、非法定居点的人们、（基督教）基地社区、维权组织及其他形式的民众组织等。而这些群体也恰是民众教育的目标群体。

民众教育一般遵循如下原理：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倾向于支持穷人和拉美社会被统治阶层；试图把教育研究及过程和大众参与过程相结合；把知识的理解作为社会转型的手段，包括大众知识、常识知识及精英知识，因此，它批评任何试图将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尝试，或者将知识一分为二的思想：民众教育从整体上把握教育实践，质疑技术改良主义教育的效果；追求不仅发展关键意识（如“觉悟启蒙”），而且尽可能用各种可能的形式组织和调动穷人去战胜自己的贫穷和无能为力。最后，民众教育试图联系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关注农村地区的基本需求，后来也进一步延伸到关注城市地区。

二、拉丁美洲民众教育的发展

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拉丁美洲处于殖民被压迫时期，民众生活困苦，寻求自身利益的基层民众社会运动不断发生。受古巴革命胜利和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的激进思想的影响，以及在此期间社区教育的发展，拉丁美洲逐渐发展出了旨在实现独立的“民众教育”运动。

保罗·弗莱雷以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哲学为基础，形成自己的民众教育思想理论和方法论。他认为教育即政治：（1）在学校的功能上，不是学校建立了社会，而是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建立了学校。因此，学校的主要功能是再造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统治阶级要求学校按照其规定来办学，要求学校培养出阶级统治需要的人才。（2）在教师的作用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要具备一些基本素质，如自我批判能力、自我评价能力与自我提问能力。这些素质的存在可以使教师在实践过程中发现教育的中立性是不存在的。这些素质使教师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我赞成什么？我反对什么？我赞成谁？我反对谁？在教学过程上：教师的价值观与课堂教学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一个教师一方面在批判社会的不平等和缺乏民主，另一方面，又以专制的方式进行教学，这会直接损害教师的形象。

弗莱雷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教学法，他开始广泛地在巴西的东北部开始实践，实施扫盲计划，比较著名的是1963年在安日库斯和北里奥格兰德进行的40小时识字实验。激进识字教学法使他在巴西迅速声名鹊起。不久，民粹主义的古拉特联邦政府便邀请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他的识字方法。他的教学法结合了基督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马克思主义对不平等的阶级关系的批判观念。结合他的扫盲实践经验，弗莱雷提出了解放教育思想，根据民众需求，联系实际问题来安排课程内容，通过师生双向互动，从而提高民众觉悟，培养民众批判意识，以此改造和创造世界。他提出要辩证地看待民主与教育的关系，即：民主虽热不仅仅取决于教育，然而民主没有教育也无法完成。一个平等教育学将推翻阶级划分并解放被压迫者，弗莱雷不仅提到了民众教育的潜能，也指出了教育实践的限制。他强调教育实践需要和其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环境等因素联系起来，以此创造出一种基于社会公正，公平和可持续性的新型发展模式。

在此基础上，巴西的民众开始进行教育项目的开发和实行。这些项目提倡人类发展的共同愿景：学校教育、关注边缘群体、追求公平、促进社会发展、激发政治行动。［2］但是这一系列的努力都在1964年军事政变后画上了句号——民众教育被判定为非法事件，弗莱雷去国流亡。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弗莱雷离开却使民众教育在国际上得以传播。弗莱雷在日内瓦的世界教会委员会工作期间，积极参与了很多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民众教育项目，民众教育得以在拉丁美洲发展起来。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都开始了民众教育和意识觉醒的革命运动。［3］

大多数意识觉醒的项目，单独或结合技能传授，并没有实现社会变革的目标，意识提高项目没有导致必要的结构性转型。在短时间内，增强自我意识在关注个人的形成方面似乎是可行的，但是却没有在改善生活条件方面带来实质结果。有学者研究了在玻利维亚20个民众教育项目后发现，增强自我意识有其积极一面，即增强了农民对压迫、腐败问题表达意见的能力，但是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却很难形成结构性改变。［4］

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人葛兰西的思想传入拉丁美洲。葛兰西的研究，例如实践的主观方面、政治的文化维度（霸权）、民众文化的意义、斗争的形式和基础等核心都是教育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狭隘的学校教育和更广泛的政治学习。［3］他认为，组织工人和提高工人自身的意识时需要考虑经济、思想和政治行为等因素，同时，为形成阶级联盟和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给予帮助。随着葛兰西思想的传播，拉丁美洲的民众教育者开始尝试将弗莱雷的思想与之进行融合，取二者所长，更好地发展拉丁美洲的民众教育项目。在1980年代，民众教育理念传遍拉丁美洲每一个角落。与城乡社会运动联系密切，国家和拉丁美洲的民众教育组织得以创建，并且组织多次会议和相关讨论。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举措是结合民众教育的识字和基础教育，认识人权、政治教育、卫生、流行的通信、公民社会和国家的涵义。1990年代，全球环境的改变使拉丁美洲的社会和政治转型受到质疑和批判。民众教育领域也产生了争论，受泰国1990年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的影响，教育问题的讨论越演越烈。出现了对民众教育与教育学的关系，公共政策和正规教育关系的新观念。此外，新的拉美社会运动和大众教育密切联系的过程，产生了丰富的大众教育的新方法。

三、拉丁美洲的民众教育特点

民众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对拉丁美洲的非正式教育和公共教育具有重大影响。

（一）民众教育的政治目的性

民众教育主要有三个目标。（1）民众教育旨在促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组织，在这一组织中，民众具有决策权；（2）民众教育的范围包括社会各阶层。各阶层之间建立相互联系，为穷人谋得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3）民众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将权力转移到穷人手中。在方法层面，民众教育主要方法是“关键识字训练”。从弗莱雷教育学意义上来看，这种训练有明显的政治维度，并且训练致力于通过“启蒙意识觉悟”的计划来提高公民政治意识和行为水平。同时，民众教育也致力于提高成年人的组织能力和方案执行能力，以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改善生活质量，对现存社会政治秩序进行挑战。民众教育项目通常是利用民主和有组织的团体合作社，使民众产生对经济和社会形势的认识。社区教育中，老师更多的是一种引导、调控的作用，学生独立学习，自律，自我评估和自我管理。民众教育和行动密切相关，以此会不可避免的带有政治性并产生政治影响。

（二）民众教育方式具有多样性

拉丁美洲民众教育项目的常见方法是组织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参与合作社、社区企业、工会等组织，与其他团体和机构形成战略同盟，以此获得权力和影响力。当然，方法不局限于此，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罢工、饥饿游行和改变工作的模式和节奏的形式。在意识形态领域，使用印刷媒体、广播和电视以及选举活动，进行社交或者为动员大众提供支持。在政治方面，采取参与选举和要求平等对待两方面，这样既可以使穷人获得权力，也可以发展传统社会行动。民众教育因此试图使受压迫的阶级抓住机会，使其更能够代表自身利益并可以有组织的行使权力

（三）民众教育的社区参与性

民众教育的实践往往始于对一个社区的研究、分析和行动的过程。这个过程称为参与性调查。有人认为，这来源于弗莱雷利用语言、文化、受压迫的问题进行意识提高的过程。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将知识和经济文化结构连接在一起。参与式调查强调了用当地人对自己生活方式陈述作为研究其生活的一部分。通常由非社区成员通过兴趣小组讨论、识字过程中对词汇和语境使用的观察进行研究。民众教育倾向提高社区参与，很多项目都强调参与社区的重要性。

（四）民众教育在生产关系上的革新性

与人力资本理论相比，民众教育这一教育形式的努力目标是截然不同的。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强调地方小规模农业或工业生产（涉及私人财产和社会合作）），强调使用技术和商业援助。这类企业通常依附大型农业综合企业和大规模生产行业，提供基本服务和劳动。实际上，他们只是对现有的社会和经济系统的补充。这种方法的经济和政治往往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农村和城市工人的两极化的结果。民众教育要提供一个替代人力资本法的方法，支持利用不同的协作和竞争方式，基于集中资本、劳动力、技术和营销机会组织经济的小规模生产者，而不是附属大规模的制造业和农业综合企业。目的是利用自助、政治宣传、旋转资本和社区合作来执行灵活平等的项目，但这些项目仍然可以在市场上进行良性有效竞争。民众教育项目还试图在特定地区或行业的企业中，通过发展经济的替代形式和政治合作，改造社会基本结构。

四、民众教育的结果和影响

拉丁美洲民众教育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它加强了社会政治运动，从可持续角度和包容性的发展模式下，推动了民主建设进程。

民众教育的另一个结果，是培养了积极争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环境等方面权利的公民。它也使不同文化间的教育理论得到了发展。这一点对于拉丁美洲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在的民主进程使以前由于殖民主义和专制主义而受到排斥和歧视的人可能有立足之地。玻利维亚关于宪法的辩论、厄瓜多尔土著人的权利争取、巴西种族平等法规和其他非洲人后裔平权行动［5］，都意味着需要不同文化间的教育理论。移民过程的强度和复杂性也迫使人们从不同文化间的角度来保障这些民众的教育权利。在性别问题上，民众教育也针对女性在该地区面临歧视的现象提出了性别平等的观点。

拉丁美洲的经历让我们反思教育的主要目的和目标应该是什么，在面对地区或者国际问题、挑战时，究竟什么知识和技能是必备的？教育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新考虑我们对教育的看法。社会的转型需要基于哲学、政治学和教育学的教育模式给予支持。

参考文献：

［1］Torres C A.Review of Nonformal Education in Latin Ameri ca and the Caribbean：Stability，Reform or Revolution［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1990（1）：151-152.

［2］La Belle T J.The Changing Nature of Non-Formal Educa tion in Latin America［J］.Comparative Education，2000（1）：21-36.

［3］La Belle T J.From Consciousness Raising to Popular Educ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J］.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1987（2）：201-217.

［4］Bartlett L.The comparative ethnography of educational projects：youth and adult literacy programmes in Brazil［J］.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2007（2）：151-166.

［5］Palgrave Macmillan.Popular education in latinamerica：An interview with pedropontual［J］. Development，2010（4）：572-574.

［责任编辑金莲顺］

作者简介：刘昊婧，女，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技术与成人教育研究所201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成人教育、成人学习。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16）10-003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