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运涛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文学研究

春秋巫史至西汉士人文化心态的发展
——以“城濮之战”相关文献的生成为中心

赵运涛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城濮之战”历来被看作是开“兵者诡道也”之先河，此战标志着春秋时期，诸侯国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制度还是在军事斗争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历史文献中关于“城濮之战”的记载都大同小异，因为“异”“小”，所以往往易被忽略，实际上正是在“小异”之处，往往最能体现出时代的基本特征，通过梳理以“城濮之战”为中心的相关文献的生成，从而对春秋巫史至西汉士人文化心态的发展加以考辩。

城濮之战；文献生成；文化心态

一、巫史呈告文化传统下相关文献的生成

“城濮之战”发生于鲁僖公二十八年，《春秋》载：“二十有八年春，晋侯侵曹，晋侯伐卫。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楚人救卫。三月丙午，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楚杀其大夫得臣”。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1，p7］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崛起，中央“废而不统”，但各诸侯国却因巫史子弟的到来［1，p1472］，巫史文化反而兴盛起来，各诸侯国几乎都有自己的史官记录与本国相关事件的“春秋”，同时各国还建立互相通报的制度，这种通报制度的核心就是“直书其事”，史官会根据他国史官带有“君命”的通告，“书之于策”，奉之于宗庙，这些记载主要是用于禀告神灵，所以不可以根据传闻进行修饰，也不需要向全知的神解释事件的原因，只需将事件结果交给神灵审判，合不合“礼”，神灵自然会给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