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铁华

（通化师范学院　高句丽研究院，吉林　通化　134002）

建立高句丽目录学的思考

耿铁华

（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吉林通化134002）

自好太王碑发现以来，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已经将近140年了。在此期间，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发表了一批论文。为了研究和总结之方便，学者们整理编辑了几部目录和索引，为高句丽目录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对7种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和索引进行比较研究，总结出共同点和不足，提出建立高句丽目录学的几点想法与意见，为有志于高句丽目录学研究的学者提供参考。

高句丽；目录学；思考

1877年（清光绪三年）好太王碑发现，1880年完整拓本出现，传入学人之手，引发了高句丽历史与碑刻文物研究，至今将近140年。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等国的学者著书、作文数量可观。仅就中国学者而言，著述早已超千，目类既广，内容繁复，风格多样。应当部次条别、分类整理、编目序列，以供“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一、建立高句丽目录学的必要性

中国的目录学之传统由来已久，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 《别录》《七略》是我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刘向（公元前77—公元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人（今江苏沛县），曾任谏议大夫、宗正、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职。著有《洪范五行传》《新序》《说苑》《列女传》等50篇，传世辞赋有《九叹》《请雨华山赋》等。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8年）奉诏主持编校宫廷藏书。每书毕，刘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1]其子刘歆，别集群录，不分序类，汇成《别录》2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