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雪莹

（麻省州立大学安姆斯特分校，美国 ）

论清朝侍卫的众生相
——奕赓在子弟书中的反思

赵雪莹

（麻省州立大学安姆斯特分校，美国 ）

文章综合探讨爱新觉罗·奕赓两篇有关侍卫的作品——《侍卫论》及《鶴鶴自叹》，二者与其担任了五年的侍卫经历（1831～1836）和其对此职业的敏锐观察息息相关。前者生动地描述了侍卫的生活形态，并且对不同类型的侍卫加以讽刺；后者通过今昔对比， 比较其过去的侍卫生涯以及而今的穷困潦倒及世态炎凉。重要的是，这两篇作品不仅反映了奕赓的自责，更谱写了侍卫的众生相。换言之，侍卫这一职业像一个窗口，奕赓以过来人的身份，向读者揭示了当时京旗侍卫的不良风气和种种问题。

奕赓；鹤鶴；子弟书；侍卫

爱新觉罗·奕赓（1809～1848），号爱莲居士，又名鹤鶴，是一位满族贵族，作家。他撰写了《佳梦轩丛著》，并创作了十数篇子弟书①奕赓所写的子弟书篇数有所争议。黄仕忠认为奕赓写了二十多篇子弟书，而康保成列举了十八篇。尽管康保成认为《鶴鶴自叹》和《疯僧治病》是两篇，前者其实是后者的第一回。赵志忠则认为奕赓著有十六篇子弟书，可是他没列举篇目。见赵志忠，“清代侍衞生活的真实写照——鹤侣的侍卫子弟书”，紫禁城4（1995），第7页。黄仕忠，“车王府钞藏子弟书作者考”，见刘烈茂、郭精锐等编，《车王府曲本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439-444页。康保成，“子弟书作者‘鹤鶴氏’生平、家世考略”，见《车王府曲本研究》，459-460页。《疯僧治病》“解题”见黄仕忠、李芳、关谨华编，《子弟书全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九册，第3594页。。子弟书这一表演艺术大约于18世纪初由满族八旗子弟创造，并流行于中国北方。八旗子弟借鉴昆曲、高腔的音乐风格，参考鼓词的文体，创作了只唱不说的子弟书，故此也称为“单唱鼓词”②子弟书的起源及起初使用语言，见 Elena Suet-Ying Chiu， “The Origins and Original Language of Manchu Bannermen Tales（Zidi shu）”. CHINOPERL Papers 30 （2011）， 1-24 页。。奕赓的子弟书涵盖题材广泛，包括传统故事的改编以及反映清代社会现实的作品。本文综合探讨他两篇有关侍卫的作品——《侍卫论》及《鹤鶴自叹》，二者与他担任了五年的侍卫经历（1831～1836）和他对此职业的敏锐观察息息相关。前者生动地描述了侍卫的生活形态，并对不同类型的侍卫加以讽刺；后者通过今昔对比，比较他过去的侍卫生涯以及而今的穷困潦倒及世态炎凉。重要的是，这两篇作品不仅反映了奕赓的自责，更谱写了侍卫的众生相。换言之，侍卫这一职业像一个窗口，奕赓以过来人的身份，向读者揭示了当时京旗侍卫的不良风气和种种问题。尽管他还以子弟书的形式写了《老侍卫叹》、《少侍卫叹》及《女侍卫叹》，但这些更倾向于对不同年龄侍卫生活的个体描述，因此不在本文的重点讨论范畴，笔者另撰文讨论。

通过仔细阅读两篇文本，读者会发现，奕赓生动地记载了19世纪前半叶旗人侍卫的种种劣迹以及他们在社会流动中的下滑（downward mobility）。笔者关注到奕赓在子弟书中的自我反省，同时也将探讨他如何表现京旗侍卫这一特殊团体中非正道的“另类”。他的作品充满了讽刺意味，并体现了满人逐渐丧失尚武精神和简朴的生活方式。这种批评和感慨来自皇亲贵胄——爱新觉罗·奕赓，其本人也经历了仕途上的高低起伏。本文将讨论他在侍卫子弟书中的自我呈现，以及文本中反映出的他所经历的个人、家庭、社会变化。他深感自己“生不逢时”，这种思想以及他的家世背景都导致他以道学者自居。而为了增加在子弟书表演中的娱乐效果，吸引更多读者或当时的观众的注意，不排除他在人物塑造上有所选择，并进行了文学的加工。

一、奕赓生平的厘清

海内外学者对奕赓及其子弟书的研究相当有限，而在中国学者中有一误解，以为奕赓是庄亲王绵课的长子，或生活在乾隆（1736～1795）末年至同治（1862～1874）年间①关纪新，“惊动公卿夸绝调，流传市井效眉颦”——试说清季满族艺术子弟书与八角鼓，中外文化与文论（2013），第131页。康保成，“子弟书作者‘鹤鶴氏’生平、家世考略”，468-469页。黄仕忠，“车王府钞藏子弟书作者考”，第439页。。然而基于《爱新觉罗宗谱》中庄亲王家族史料，Shu-Jyuan Huang-Deiwiks已明确地指出奕赓是绵课的第十二子②Shu-Jyuan Huang-Deiwiks， “Die Kaiserlichen Wachoffiziere Shiwei der Qing-Dynastie in der Zidishu-Literatur，” Ad Seres et Tungusos: Festschrift für Martin Gimm Zu Seinem 65 （2000）: 65， 83.。根据爱新觉罗·常林编撰的《爱新觉罗宗谱》，奕赓享年39岁（1809～1848）；他有一妻二妾，生有七子，可惜五位年幼公子两、三岁，五岁时，都已夭折（均死于1835至1847年间）。虽然奕赓的寿命不长，但是他经历了数次失子之痛，体验人生之无常，这些必然影响他对人生的看法。

澄清奕赓的生卒年可以避免文本误读，尤其可以避免对他侍卫子弟书过度的自传式解读。例如，康保成和关纪新认为，《老侍卫叹》中的侍卫反映了作者老年时经济上的困窘③关纪新，“惊动公卿夸绝调，流传市井效眉颦”，第131页。康保成，“子弟书作者‘鹤鶴氏’生平、家世考略”，472-473页。。事实上，奕赓既没有在他30岁以后担任侍卫，也没有活到垂垂老矣。因此，有必要谨慎解读他创作的侍卫子弟书中的人物和他本人之间的关系。

奕赓的一生并不顺遂，在仕途与家庭方面饱受打击，有两件事对他影响深远。在1828年，他被革去两年前得到的头品顶戴，原因恐怕只是他成为了其父“失职”的替罪羊。他的被贬是基于绵课曾经负责的宝华峪地宫渗水，而绵课已于渗水前两年去世。幸运的是，三年后奕赓又被任命为三等侍卫。可是他于1836年，时27岁，却出乎意料地辞职了。两年后，另一影响他人生的重要事件发生：他弟弟奕 ，即绵课第十三子，原庄亲王继承人，被革去爵位。此事对奕赓及其他家族成员皆有颇大影响。由于奕 和满族亲贵如溥喜、绵顺常赴灵官庙饮酒并吸食鸦片，道光帝夺其爵位，并改由族内旁支继承［1］109。换言之，不仅仅是奕□失去世袭的爵位，他的兄长们也失去了袭爵的资格。对比其他犯事者的惩罚，虽然丧失个人头衔，但改由各自的亲弟弟承继，奕受到的惩罚更加严厉。这件事在奕赓的笔记《佳梦轩丛著》中有记载：

“奕□、溥喜、绵顺俱革爵。奕□所遗王爵，不准其亲兄弟姪承袭，于是傍支绵护承袭庄亲王爵。溥喜则以其亲弟溥吉袭，绵顺则以其亲弟绵寿袭，以示大公无我之意焉。”［1］109

对奕□的严惩是否昭显道光帝的“大公无我”，耐人寻味。奕赓详细记录惩罚的轻重对比，恐怕暗含不满、无奈与心酸。既然目睹家庭的衰落又无力改变，他在笔记中透露自己饱尝世情，看透荣辱。1844年，他在《侍卫琐言》的序中写道:

“余充侍卫六年，凡值班备差及薪俸所入应付所出，均有私记，告休以後彙钞一册，题曰《小黄梁》。盖余生长贵邸，性情未免高傲，视天下物渺如也；幸叨一命之荣，醒我片时春梦，充役虽只六载，世味则备尝之矣，如黄梁梦醒，回思旧味，不觉哑然自笑；今而後听其所只而休焉，此《小黄梁》之立意也。”［1］61

在此，奕赓指出，他有意地记录了自己的当差（共61个月）生涯。他也确实在《侍卫琐言》中提供了一系列的当值资料：例如值皇宫各门的门宿，乃至梁各庄行宫门宿；南苑随围；西陵随扈；殿管，监考；作为步行前引；出入贤良门射布靶，以至帮班等等［1］69。如此丰富的经验使他撰写子弟书有关侍卫的作品格外传神、生动。他的笔记《佳梦轩丛著》，其中包括《侍卫琐言》和其他部分，以及侍卫子弟书，无疑能够帮助我们了解19世纪侍卫这一职业以及相关的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并且弥补了正史在这方面资料上的不足。

奕赓不仅细心记录他的当差情形，还观察周围的侍卫行径。他的《侍卫琐言》和《侍卫琐言补》中涵盖了有关这个职业的广泛话题，包括任命、责任、同事间的问候、服装、惯例等。尽管三等侍卫标志着他的最高官衔，也给他带来很多失望与挫败。这些复杂的情绪在他的《侍卫琐言》序中表露无遗，尤其是它的另一名称《小黄梁》，令人联想到唐代故事“黄梁梦”或“枕中记”，借用于此，感慨富贵如浮云。他的侍卫经历让他“世味则备尝”，从而看破世俗的功名利禄，在年仅27岁时就离开官场。在子弟书中，他对侍卫的描写亦流露出复杂的情绪，可视为他以子弟书为载体，回忆、呈现自己过去的经历与对比今昔的生活感受。

二、侍卫的文本呈现

在《侍卫论》及《鶴鶴自叹》中，奕赓描述了各种类型的侍卫，其中亦包含批评众小及自省成分。首先，《侍卫论》展现了他对每天服务皇室的这一光鲜的行业中成员之关注。文本一开头就活灵活现地描述了在皇宫大门当值的侍卫的形象：

平明执戟侍金门

也是随龙护驾的臣

翠羽加冠多荣耀

章服披体位清尊

腰悬寳剑威风凛

手把门环气象森

“问尊兄荣任是在何衙属？”

鞠躬道：“小弟当辖在大门”［2］第八册，3466

推想此处“大门”指的是大清门，位于正阳门与天安门之间。郭晓婷和冷纪平认为，站岗是侍卫的主要工作［3］107。通过这一威风凛凛的人物具体形象，作者引起了读者/观众对他身份的好奇，尽管这一形象不会让很多19世纪的北京人感到陌生。这段描述其实与他在《鶴鶴自叹》中为自己塑造的形象相类似:

也曾佩剑鸣金阙

也曾执戟步宫花

也曾峨冠拟五等

也曾束带占清华［2］第九册，第3594

通过这四句“也曾”，作者把读者带到了他仕途最辉煌的时候。而作者在那个时候与他在《侍卫论》中描述的大门当差的侍卫颇为相象：佩剑、执戟、加冠，负责保护皇宫。换言之，奕赓在《侍卫论》中开宗明义介绍的侍卫是投射了他仕途最顺时的自我形象。

在《侍卫论》中，一开场就描绘了一个神气活现的军人形象，奕赓以满文词语hiya去揭示此人的职业与身份。在此，满文hiya写成了汉字“辖”，乃基于满文的读音。而“辖”或hiya意指侍卫，这词对19世纪的北京人决不陌生。比如，在清朝书坊“百本张”的《子弟书目录》中，《少侍卫叹》标题之下就写着“辖诉功”。这一简略介绍不仅点出作品主题——侍卫表功，还体现了这类侍卫故事在清中叶北京的流行。

奕赓在《侍卫琐言》中对“辖”有所解释：“侍卫，清语曰辖，分头等、二等、叁等、四等及蓝翎。蓝翎侍卫无宗室，惟满洲、蒙古及觉罗充之。”［1］62值得注意的是，爱新觉罗宗室是皇家侍卫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入职等级比非宗室更高。在福格的笔记《听雨丛谈》中也有相关记载：“国初，以八旗将士平定海内，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皆天子自将之军，爰选其子弟，命曰侍卫，用备宿卫侍从……侍卫品级既有等伦，而职司尤有区别。若御前侍卫，多以王公、胄子、勋戚、世臣充之。”［4］25可见上三旗子弟及王公亲贵子弟在侍卫中居要职。

尽管在侍卫里存在等级差异，他们整体上待遇比步军优渥。在《侍卫论》中奕赓继续写道：

虽然难比翰林爵位

要知道比上步军是人上人

两匹官马养妻赡子

料季儿每个月总卖四五千文

值门时，外领班钱，内吃官饭

围盪儿无论大小，俱有帮银

最是毕生得意处

每至年终领褂银［2］第八册，3466

事实上，侍卫享有一系列的福利，尤其是得到官马的人。根据《侍卫琐言》，在道光十六年（1836）前，“由科甲出身之侍卫旧例满人蒙古者，一体拴官马”［1］63。他们每人可以得到两匹官马并每月六两银子的“口粮钱”。以奕赓为例，他当差61个月，总共俸银收入是三百六十两，即每月大约六两。可是他的“马口分银”约二百六十七两，还不算与马相关的其他补助［1］69。换言之，他的六年“马口分银”几乎相当于他75%的俸银。此外，满人和蒙古侍卫还可以在九月至三月间领黑豆，于是他们可以将用不完的饲料卖钱，故上文《侍卫论》里说“料季儿每个月总卖四五千文”。考虑到这些由马带来的额外收入，满人和蒙古侍卫收入相较步兵为高。当然，侍卫还有小笔的“随围盘费”和“随扈盘费”。更大笔的是的“褂银”，也就是奕赓写的“每至年终领褂银”。他曾得到“褂银一次十四两一钱”，相当于他两个月的俸银［1］69。这一类的有关侍卫收入及补贴的详细记载少见于正史，可是奕赓在他的笔记及子弟书中都有涉及，也说明了清朝满人和蒙古侍卫的待遇较汉人侍卫为优。

如果《侍卫论》的开头表现出作者的往昔回忆，接下去的部分就反映出奕赓所理解的侍卫的“正道”：

追往人情要分里面

应酬世务更得留神

随时耐分将飞单等

一送了营缺就平步登云［2］第八册，3466

在此，作者强调侍卫的社交技巧，服从性，以及忍耐性。他认为“似这般量力当差原属正道”，也是君子所为［2］第八册，3466。

可惜的是，侍卫中有各种小人。首先，奕赓批评了一组年轻的宗室侍卫：

有那胎里红出身豪门贵公子

靠祖父的馀德荫及自身

全不想朝廷命官何等尊贵

全不想有何德能，可愧於心

凭势力，眼空步阔，言谈狂妄

仗银钱，买转了奴才，敬若尊神［2］第八册，3467

作为庄亲王绵课之子，奕赓非常熟悉豪门公子的生活形态。即使他们是有官阶并享有良好待遇的侍卫，有些人并没有认真履行职责，行为也不检点。奕赓对这类人深恶痛绝，他在《鶴鶴自叹》中的抨击更为强烈：

虽有那祖父勳绩昭史册

免不了下愚不改性顽狎

空有那海错山珍充供馔

奈都是地狱鄷都饿夜叉

空有那锦綉绫罗为装饰

奈都是癡体顽膘重专车

空有那奇书异画名公字

奈无有巨眼如神赏鉴家

空有那宝玩奇珍将屋润

奈无有博古名流细品察

空有那吴姬越女金屋贮

奈都是登途之色怎惜花？［2］第九册，3596

以上的排比转折句式体现了豪门子弟的虚有其表及奕赓的失望不满。他在《侍卫琐言》中甚至点名批评侍卫什长普瑞“屡次获咎”，二等侍卫宗室玉昌“屡因懒误差”［1］77。目睹或得知这些侍卫的所做所为，奕赓感到愤慨却又无奈。

《侍卫论》中讨论的第二类人是“道学夫子”，他们本身不坏，可是“泥而不悟”，可想而知对别人的影响有限：

又有那泥而不悟的道学夫子

讲道德说仁义随缘度人

形端表正，人前顾影应无愧

面善心慈，暗室居心可对神

银钱虽有，不交势力，不欺贫苦

年纪虽卑，士以德尊，不以齿尊

常有那见小的亲朋说长道短

好共歹付之壶芦在己心存［2］第八册，3467

如果第二类侍卫像腐儒，第三类的“风流名士”尚空谈，却于事无补。这类“风流名士”也是奕赓讽刺的对象：

又有那人材蕴藉的风流名士

填词作赋的地道才人

举止儿斯文，谈论儿典雅

每开口，必把开闢以前的故事典儿寻

画几笔写意儿粧门面

记几首唐诗儿哄乡亲

高谈阔论，批经註史

之乎者也矣焉哉，竟诌酸文［2］第八册，3467

奕赓在此讥讽“文人化”的侍卫，学问不深，却爱表现，结果成为笑柄。《侍卫琐言》中提及19世纪侍卫的教育水平普遍不高：

“侍卫读书甚少，至有满蒙字俱不识者……又有假诌歪文，不但反失本来面目，且每每丢醜……间有一二能读鼓词小说，及满洲传片能直数念下者，必群哄而哗曰‘某也者满汉皆通。’”［1］67

如此看来，真的精通满汉的奕赓是侍卫中的凤毛麟角。令人不禁要问的是：是否百年的安逸生活使旗人丧失了进取求学之心？即使17世纪的纳兰性德（1655～1685），清朝大词人，曾任康熙朝（1662～1722）的侍卫，是一特例，他所体现的旗人好学不倦在19世纪是否逐渐消失呢？似乎不能一概而论，毕竟19世纪旗人也有精通满汉语的，如，满文《聊斋志异》翻译者扎克丹。不过，奕赓指出的京旗侍卫整体读书不多，应该是他观察所得。

在《侍卫论》中，奕赓还介绍了两类庸俗无能的侍卫：

更有那街面儿上的英雄，车辙里的土棍

匪言逆语不堪闻

公吃饭，越不叫他还钱，他偏说是冤我

同喝酒，越让他多喝，他偏说是把我抡

俗气燻人高万丈

野态蛮粧似外国的人

……

更有一班无能辈

哈里哈障醉薰薰

嘴头儿迟钝因材短

行事儿颟顸为踈心

官差每悮缘酒醉

不善筹持家业儿贫

虽然他在朝在野一无可取

终不失是攮抗邂逅人［2］第八册，3467

作者抨击市井庸俗的侍卫，他们破坏了侍卫的公众形象。有意思的是，他把他们的“野态蛮粧”与外国人相联系，而17世纪初，恐怕满人的装扮习俗被汉人批评为“野态蛮粧”。一百多年后，满人却已高度接受中原文化。至于无能而又不负责任的侍卫，奕赓对他们略表同情。在《侍卫琐言》中他解释道：“侍卫处人员各项俱有，故贤与愚亦半焉……其愚者百无一能，心无一孔，言谈行事，虽贩夫不若，诚可怜也。”［1］77可见，奕赓觉得愚蠢的侍卫无心害人，不善营生，可怜可叹。

而伪君子真小人是奕赓最不耻的，在《侍卫论》中他描述这类人如下：

专会在人前行慷慨

又能在暗地里献殷勤

遇著那受莊的雏儿急速下手

若遇见明逩的亲朋，就找计脱身

最可喜他能大能小能曲能长

能吃亏能捨脸能挣金银［2］第八册，3467

《鶴鶴自叹》也有类似的描绘：

唯有那趋迎当道如火焱上

交遊群小似水流漥

媚时谄富甘吮痔

欺贱凌贫意态奢

绝不肯雪中来送炭

惯从锦上去添花［2］第九册，3596

由此，自私自利、趋炎附势，毫无品行的小人嘴脸跃然纸上。在《侍卫琐言》中，奕赓称这类伪君子为“黠者”，并形容其行径如下：“……其黠者设计谋财，使人甘心入网，虽死不怨，且不伤己之清名，术亦奇矣。”［1］77于是，无能的侍卫很有可能就被这些虚伪的同僚所害。

在《侍卫论》结尾处，奕赓继续使用讽刺的笔法及强调他的昔日当差经验：

非是我口齿无德言词唆险

我鹤侣氏也是其中过来人！［2］第八册，3468

因为他曾是侍卫中人，所以他对各种侍卫的评论、批评就更有说服力。对照清朝笔记，他所描述的六种负面的侍卫形象是有所本的。他推崇侍卫正道，与这六种侍卫形成一强烈对比。同时运用讽刺与白描的手法，以批评不贤之辈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奕赓为什么在他的笔记和子弟书中反复抨击各种不肖侍卫或宗室呢？他在《管见所及》中给予了答案：“近日之宗室人数众多，十倍於前……然不肖者亦以今日为多，日逐下流，不知自爱，屡犯王章，不知自改。其所行为令人不忍言，不忍听。”［1］83这段话不禁让人联想到他弟弟奕 的灵官庙事件，不仅自己削爵，而且导致家族蒙羞并爵位旁落。奕赓无奈之余，确有生不逢时之感。他感慨自己“不见前辈之风范”，并坦诚“余今耻竝匪人”［1］84。正因为家族势衰，自身无力改变困境，又目睹不肖宗室日多，才令他这一性情高傲的人以道学家自居，批评不肖宗室或侍卫，与他们划清界限，以免玷污。他27岁就辞去侍卫之职，恐怕也与其个性清高而不愿随波逐流有关。

奕赓大约步入三十而立之年后的生活颇为拮据。这一点在子弟书《鶴鶴自叹》中可见一斑：

说什麽煮酒论文谈志量

我只有野老农夫问桑蔴

说什麽万言策论陈丹陛

我这里没齿甘为井底蛙

说什么高攀桂树天香远

我这里只向荒山学种瓜

说什么玉宇瑶池霓裳曲

我这里夜半山村奏暮笳

说什么浅斟低唱销金帐

我这里柴米油盐酱醋茶

……

这如今貂裘已敝黄金尽

只剩有凌霜傲骨冷牙槎［2］第九册，3595

这“说什么……我只有/我这里”的排比句式带出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过去的远大抱负已被现实消磨殆尽。而昔日的王侯家族辉煌不再，如今作者只剩一身傲骨。在今不如昔、时不与我的怀旧感伤氛围里，奕赓接着点出了他写此子弟书的目的：“鹤鶴氏一段愁肠只自写，也当是浔阳江畔商妇琵琶。”［1］84在此，他将自身的不幸与白居易（772～846）《琵琶行》中琵琶女的凄凉身世相连接。琵琶女由红极一时的教坊京城女到漂泊沉沦，江湖辗转，命运悲惨；而奕赓由皇族贵胄到“野老农夫”，他的地位、身份的下滑已不言而喻。他若视己为“天涯沦落人”，那么他的《鶴鶴自叹》可以理解为他刻意地以文字去记录心路，寻觅知音，期待读者或观众中有人会像江州司马一样产生共鸣。

奕赓生活惨淡的原因不甚清楚，家族的没落必然有所影响。他辞职后五个儿子相继夭折，推测家庭成员的疾病是其中一项原因。奕赓为自己描绘的清贫生活在19世纪满人社会中并不是一个特例。换言之，他们的生活品质下滑普遍存在，究其原因众多，包括他们家庭财政管理不善。而他所塑造的农夫形象是否仿如传统文人因时不与我，故归隐田园，独善其身？作为一满清贵族，他对朝廷本身并没有表达不满，不愿同流合污的是官场上的小人、不肖宗室。对于这类人，他是心生怨怼的。故此，他的《鶴鶴自叹》没有陶渊明（365～427）《归去来兮辞》的宁静恬适，而是充满不忿与无奈。他在篇中抨击完小人行径后，甚至在结尾处质疑天地：

莫非是上苍年迈鉴察不到？

莫非是地府乏才案牍积压？［2］第九册，3597

这令人想起元杂剧《窦娥冤》中第三折的“滚绣球”：“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5］27即使奕赓的语气没有关汉卿那么直接，而对天地不辨善恶的指责是相似的。面对满人不肖行径，他从而自叹“欲立清操无着处”。这种无力感也体现在他的自称上——“天下第一废物东西”［1］78。当然这表面上是一戏称，然而他的自我怀疑，自我讽刺，以及深深的挫败感表露无遗。可幸的是，他的文本，包括子弟书与笔记，恰恰帮助后人得以探究19世纪的满人社会流动、道德滑落，以及侍卫的众小嘴脸。

奕赓的《侍卫论》及《鶴鶴自叹》代表了成熟的子弟书作品，充分结合了讽刺手法与作者的自我呈现。他描绘了19世纪京旗侍卫的众生相，反映出其中的不同等级、族群、教育程度，以及道德观念。不同于正史往往把他们视为一个整体，描述也相对粗糙，奕赓让读者看到同一职业中的不同个体和他们的日常行为。通过他的描绘，京旗侍卫的形象不再平板，显得十分鲜活。那么旗人侍卫的确劣迹斑斑吗？不贤之人肯定存在，尤其在宗室之中。而奕赓为了表达心中不满，大力抨击的主要就是这一部分人。这与史学家证实的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大量旗人士卒以身殉国，并不矛盾［6］58。当然，子弟书有娱乐性质，不排除作者应用了幽默、夸张的文学技巧。然而，也正因为他的主要读者和观众是当时的北京人，所以为了引起共鸣，侍卫主题的文本则不可能脱离现实。奕赓在这两篇子弟书中的反思可从两方面来看：在个人层面上，他表达出强烈的今昔对比，感慨自己生不逢时，六年侍卫生涯如黄梁一梦；在群体层面上，他强调自己曾为京旗侍卫的一员，并对这一群体加以反思、批评。《侍卫论》间接解释了他辞职的因素之一，即不愿同流合污；《鶴鶴自叹》说明他即使辞职也无法无视群小，有道德正义感却又无力改变现状；这便是他的悲剧所在吧！

［1］（清）奕赓.佳梦轩丛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2］黄仕忠，李芳，关谨华，编.子弟书全集［Z］.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郭晓婷，冷纪平.从子弟书看清代旗人官吏的日常工作［J］.海南大学学报，2011，（6）.

［4］福格.听雨丛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6］Edward J. M. Rhoads， Manchu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1861-1928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The Quotidian Life of Imperial Bodyguards in the Qing Dynasty——The Self-Reflexive Tendencies in Yigeng's Bannermen Tales （Zidi shu）

Elena Suet-Ying Chiu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the United States ）

This paper examines two zidishu （bannermen tales） texts — “Shiwei lun” （A Discussion of the Imperial Bodyguards） and “He Lü zitan” （He Lü's Lament for Himself） — by Aisin-Gioro Yigeng （also known as He Lü； 1809-1848）. Composed by Yigeng， who served as an imperial bodyguard for six years， both tales not only vividly portray the quotidian life of imperial bodyguards in the Qing dynasty， but also show bannermen's downward mobility and moral declin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corporating strong sarcastic overtones， these texts depict the descendants of the Manchu conquest elite gradually losing their vigor and simple lifestyle， a situation that the Qing court feared. Because the criticism and deep regret was expressed by Yigeng， who experienced ups and downs in his own career，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elf-reflexive tendencies in both bannermen tales by consulting Yigeng's other writings and related historical sources. In a sense， these zidishu texts fill the gap between Qing fiction and official history by concerning themselves with upper-level Manchu socie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cultural heritage.

Yigeng，He Lü，bannermen tales，imperial bodyguards

I206.2

A

1673-9639 （2016） 01-0041-07

（责任编辑 白俊骞）（责任校对 郭玲珍）（英文编辑 何历蓉）

2015-11-15

赵雪莹（1974-），原籍香港，满族。文学博士，现为美国麻省州立大学安姆斯特分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