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 亮

汉魏六朝时期郑氏家族图书出版活动研究*

□文|邱 亮

通过对郑玄、郑道昭等郑氏家族成员图书纂述、整理、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可大致还原汉魏六朝时期图书出版的基本形态和面貌。

图书 出版 汉魏六朝 郑玄 郑道昭

汉魏六朝，是经学书籍传播方式和书写形态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传授方式逐渐由“口耳相传”转变为“手眼相随”，书写形态则由简帛过渡到纸张。虽经时代更迭，图书事业的发展依然延绵不绝，而郑氏家族在图书的纂述、整理与传播方面贡献尤为巨大。东汉的郑玄“删裁繁诬，刊改漏失”，在图书纂述、整理和出版方面留下了大量遗产。而北魏的郑道昭处于“礼乐文章，扫地将尽”的震荡时期，他所提倡或进行的“研图注篆”“树旧经于帝京”等活动同样为北朝图书的出版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郑玄、郑道昭等郑氏家族成员图书纂述、整理与传播活动研究，可大致还原汉魏六朝时期图书出版的基本形态和面貌。

一、东汉时期郑氏家族出版活动

东汉时期，图书事业高度繁荣，据《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记载：“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西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1］而郑氏家族成员纷纷参与图书纂述、编辑、出版等活动，成绩斐然。

郑兴生活于东西汉之际，据《后汉书·郑兴传》记载，郑兴字少赣，早年学习春秋公羊传，晚年善于春秋左氏传。天凤年间，率领门人从刘歆讲正《左传》之大义，深得刘歆欣赏，继而撰写条例、章句、传诂，并且校正夏、商、周《三统历》。郑兴于《左氏》《周官》深造自得，卓然成家，这其中既有时代风气因素，也有个人影响的因素。从两汉时代风气来看，伊始崇尚《春秋》公羊之学；至于孝宣之世，则复立谷梁之学；至于平帝之时，又立左氏之学。这是时代风气的变化。

从个人的影响来看，《汉书》卷三六《刘歆传》云：“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 《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2］在刘歆的濡染之下，郑兴亦转向左氏之学。郑兴曾作《周礼解诂》，今已亡佚，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周礼郑大夫解诂》一卷，大致可管窥郑兴图书整理的面貌。而郑众子承父业，据《后汉书》卷三六《郑众传》记载：“众字仲师。年十二，从父受《左氏春秋》，精力于学，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 《诗》，知名于世。……其后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3］郑众的著作业已亡佚，但从《隋书·经籍志》载有《毛诗传》《孝经注》，《旧唐书·艺文志》载有《牒例章句》九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周礼郑司农解诂》六卷、《国语章句》一卷、《婚礼谒文》一卷、《春秋牒章句》一卷等，可见其数量较为可观。

郑玄生活于东汉后期，与郑兴、郑众父子遥相呼应，郑众、郑玄二人成绩巨大，而时代不同，故后世称呼有“先郑”“后郑”之分。据《郑玄传》记载，郑玄年少为啬夫，而常造访学官，后来进入太学，师从京兆第五元先，始通《公羊春秋》《九章算术》。又跟随东郡张恭祖学习《礼记》《左氏春秋》《古文尚书》。游学十余年后归于乡里，后因党事而被禁锢，杜门不出，而专心著述。在这期间，他完成了最为重要的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的注疏工作。郑氏所注有《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而著述有《天文七政论》 《鲁礼禘袷义》 《六艺论》 《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达到百余万字。

郑玄一生著述不辍，他所整理的经学文献，力图融合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除转写改读，还用今文本参校，对两种本子，择善而从，不主一是，因而属于今古合璧的本子”，［4］成为汉代融汇古今、空前绝后的经学大家。诚如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所言：“从过去两千年间的中国学术界来看问题，不独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秘阁是整理文献，即如郑玄遍注群经，也是整理文献的部分工作。”［5］

除大量著述和编辑活动之外，郑玄在传播和出版方面的成就也粲然可观，不可小觑。郑玄有感于“所好群书，率皆腐敝”，而欲“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这一主张和实践当可看作出版的早期形态。“写定”即整理誊写而成定本，“传与其人”即广泛地进行传播，实际上已表现出图书出版和传播的强烈意识，可以视作历史上图书出版界的先驱。

郑玄的纂述、注疏、整理的著作，经过千百年依然大量保存下来，这当与郑玄有意识的出版和传播有关。郑玄门徒数量众多，在他客耕东莱时，“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死后“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缞绖赴会千余人”，人数可观。门徒生前如影随形，殁后亦谨承其志。《郑玄传》称：“门生相与撰玄答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说明在郑玄死后，其下门徒做了大量整理其遗著的工作，能够将郑玄的思想和著作传之久远。历代学者特别是清代学者曾对郑玄的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辑佚。据杨天宇先生考证，共有注疏类31种，包括经注15种，纬注10种，杂注6种；著作类23种；另有门下弟子所辑2种。［6］而据张虎先生统计，各代所辑郑玄佚书达43部，119种。［7］著述整理和出版数量之丰赡，汉代之学者无人能出其右。

郑玄在图书纂述、注释、整理等方面都做出重要贡献，而出版、传播方面亦是导夫先路，成绩卓然。故段玉裁《经义杂记序》有云：“而千古之大业，未有盛于郑康成氏者也。”［8］以郑玄毕生的图书事业观之，洵非虚言。

二、北魏时期郑氏家族图书整理

汉魏更迭，郑氏家族图书整理活动仍然绵延不绝。北朝是历史上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魏书》卷八四《儒林传》：“自晋永嘉之后，运钟丧乱，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唯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9］然而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学者的传承，图书整理的事业仍有所发展，这其中以郑道昭为代表。郑道昭是活跃于北朝时期的重要学者和书家，长期掌管国家最高图书机构秘书监和最高学府太学，致力于图书文献的整理和传播工作。

当时，随着魏孝文帝的提倡和推动，洛阳经学风气尤盛，为图书整理和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魏书》卷七《高祖纪下》云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10］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五“北朝经学”条也谈到：“孝文帝尤重儒学，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刘芳、李彪诸人，皆以经书进用。……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争务于此以应上之求，故北朝经学较南朝稍盛，实上之人有以作兴之也。”［11］

同时，郑氏家族因其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影响，也为图书出版及经学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郑羲、郑道昭父子是北魏重臣，《郑道昭传》中记载，他“少而好学，综览群言。初为中书学生，迁秘书郎，拜主文中散，徙员外散骑侍郎、秘书丞、兼中书侍郎。……迁秘书监、荥阳邑中正。出为平东将军……复入为秘书监，加平南将军。”［12］又《郑严祖传》：“述祖弟遵祖，秘书郎。”当时百姓歌曰：“大郑公（道昭），小郑公（述祖），相去五十载，风教犹尚同。”郑道昭为郑羲之子，郑遵祖为郑羲之孙，祖孙三代皆在秘书省任职，而这个机构“是连接官府与民间文献整理活动的中枢纽带，在北朝文献整理活动中处于不可忽视的关键地位”。［13］

郑道昭致力于国家典籍传之久远，他在任国子祭酒期间，曾多次上表，请求“树旧经于帝京”。在此之前，《石经》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刊刻，一次是汉熹平石经，汉灵帝熹平四年立于洛阳太学东侧，包括《易》《礼》《春秋》等七种；一次是魏正始石经，曹魏正始二年立于洛阳太学西侧，用古文、隶书、篆书等三种文字刻成，又称《三体石经》，包括《尚书》《春秋》《左传》。由于四海分崩，兵燹未息，汉魏石经至于当时均已残败不堪，郑氏心忧于此，故有“树旧经于帝京”之动议。之后又两次上表，一是“请学令并制”，二是“请依旧权置国子学生”，［14］其目的皆在于“使播教有章，儒风不坠”。在当时国家尚且维艰的环境下，郑氏上表多无疾而终，但无疑对当时尊经崇儒的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

延至隋唐两宋，历代均有刻经活动。唐开成石经，文宗大和七年于长安开刻，用楷书刻成《易》《书》《诗》、“三礼”等十二经。后蜀广政石经，用楷书刻《易》《书》《诗》、“三礼”等于成都，并有注。北宋嘉佑石经，用楷、篆二体刻《易》《书》《诗》等九经于汴梁，又称《汴学石经》或《二体石经》。南宋绍兴石经，宋高宗刻《易》《书》《诗》《左传》等于临安。郑氏主张修葺石经，可谓有识之举，在经学文献的传播上承前启后，意义重大。

值得一提的是，郑道昭图书整理的相关事迹，在其所书丹的《郑羲碑》也有所反映。该碑又称《郑文公碑》，告竣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年），摩崖刻，分上下二碑，内容大同小异。碑文于郑氏图书整理活动有所涉及，但关于文义，争议较多，久无定谳。上碑云：“季子道昭，博学名俊，才冠秘颖，研注图史。”下碑云：“季子道昭，博学名俊，才冠秘颖，研图注篆。”

“研注图史”，义较显豁，即研注图籍和史册。而下碑作“研图注篆”，则颇为费解。笔者认为，从《魏书·郑道昭传》中“臣学陋全经，识蔽篆素，然往年删定律令，谬预议筵”一文可以推断，“篆素”并非以篆书书写的绢素的实物形式存在，而当表示传之久远的“古籍”或“史书”，可见郑道昭延续的依然是传统的述而不作的纂述方式。

除主张官方修葺石经和进行“研图注篆”的图书整理工作外，郑道昭也有意识地创作和保存诗文。《魏书》卷五六《郑道昭传》说他“好为诗赋，凡数十篇”，其中所存文3篇，诗4首，辑入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而郑氏所书《论经书诗》《观海童诗》也铭刻于云峰山、天柱山等摩崖之上，诗书双绝，千载之下，令人神往。

三、结论

综上所述，汉魏六朝时期经学书籍传播方式和书写形态都发生了剧烈的变迁，郑氏诸家顺势而为，表现出了强烈的家族延续性。东汉时期，郑兴、郑众、郑玄等的纂述、整理、出版活动，推动了图书事业的发展。北魏时期，郑氏家族成员长期掌管国家北魏最高图书机构秘书监和最高学府太学，特别是郑道昭，他的“研图注篆”“树旧经于帝京”等活动与主张，承流接响，其功有焉。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1］［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545，1224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967

［4］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M］.北京：三联书店，2004：240

［5］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前言

［6］杨天宇.郑玄著述考［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1）

［7］张虎.郑玄经学著述考［J］. 榆林学院学报，2012（3）

［8］段玉裁.经韵楼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88

［9］［10］［12］［14］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841，187，1240，1241

［11］赵翼.廿二史札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250

［13］ 康倩.北朝文献整理活动综述［D］.长春：吉林大学，2012：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字发展通史”子项目“魏晋南北朝汉字史”（11&ZD126），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魏晋南北朝汉字史研究”（10YJA74007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