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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与德的共生:智慧图书馆发展愿景*

2016-02-13刘亚玲

图书馆论坛 2016年1期
关键词:层面智慧价值

刘亚玲

智与德的共生:智慧图书馆发展愿景*

刘亚玲

智慧图书馆是在互联网和智能技术推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图书馆服务新模式。文章在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当前智慧图书馆研究中智技主义与智德主义两种价值取向的背离和局限,从道器合一、智德共生两个层面提出智慧图书馆发展的新理论框架,以促进智慧图书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智慧图书馆 图书馆技术 知识服务 图书馆价值

伴随“智慧地球”“智慧城市”等概念的提出,“智慧图书馆”成为图书馆界热点话题。当前智慧图书馆的研究注重智能技术应用及智能系统设计,忽视智慧图书馆“灵魂与精神层面的研究”[1],导致研究视野存在局限和结论比较片面等问题。从智慧图书馆发展形态看,一些以“智慧图书馆”命名的图书馆联盟、24小时自助图书馆、网络图书馆等并没有建立在智慧图书馆理论基础之上,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分歧也表明智慧图书馆在理论研究层面和实践探索层面都需要进行新的开拓。推动智德共生共融,强化智技主义和智德主义两种价值取向、两种话语体系之间的联系是智慧图书馆研究的重要课题。

1 重“智”轻“慧”——智慧图书馆发展之觞

智慧图书馆滥觞于智慧地球、智慧城市,虽经历了一定的发展流变,学界仍对其定义有不同的理解。张洁、李瑾认为,智慧图书馆就是智能图书馆,是把“智能技术运用在图书馆建筑之中形成的一种现代化建筑,它是智能建筑与自动化管理的数字图书馆的有机结合”[2]。严栋、董晓霞等认为,智能图书馆与智慧图书馆虽然都是信息技术推动下的技术型图书馆,但侧重不同,智慧图书馆是一种用更智慧的方法,通过新一代技术改变用户和图书馆信息资源交互的方式,从而实现智慧化服务和管理的图书馆模式[3-4]。前者形成于智慧图书馆早期探索阶段,表现为技术进步推动下的认知变化,客观上推动图书馆的局部变革,不足之处在于模糊了智能图书馆与智慧图书馆的界限,仅仅从技术维度探讨图书馆智慧化的局部解决方案;后者注意到智能图书馆与智慧图书馆的区别,开始从单纯的技术维度转向技术、管理、实践三维并重的理论探索阶段,反映出人文精神开始融入智慧图书馆的理论建构之中,但缺乏对三种维度在智慧层面上互联与融合关系的清晰认识,在理论建构上彼此割裂,失之于僵化与片面化,也不能揭示智慧图书馆丰富的内涵。王世伟发表系列文章,认为智慧图书馆必然成为未来图书馆发展的新模式。他认为,所谓智慧图书馆,就是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联、高效、便利为主要特征,以绿色发展和数字惠民为本质追求,注重信息技术支撑下图书馆在管理上的整合集群与协同,服务上的泛在、便捷和跨越时空,发展模式上的创新、转型和可持续[5]。王世伟不仅从信息技术支撑下的智能化建设、智能化管理、智能化服务等智技层面对智慧图书馆进行全面的理论构建,而且从绿色发展与数字惠民等文化层面对智慧图书馆发展理念进行诠释,完善了智慧图书馆的基本理论建构,而且开拓性地提出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是智慧图书馆发展的一体两面,标志着学界对智慧图书馆的研究已从重智轻慧转向技术与人文并重阶段。整体而言,理论构建需要在认识上进一步提升。

鲁洁在研究教育弊端时指出:“当今世界的危机,塑造知识人的教育成为这场危机的酝造者之一。”[6]当知识扩张为教育的全部,人性的其他成分,如伦理道德、审美情操等都被虚无,这是不可取的。人作为主体性的存在,是知情意的统一。技术理性只是其本质规定性之一,并不能代表人类的生存样态、意义规范、终极价值和最高目的。教育必须在更广泛的视野中拓展人的主体价值,着眼于“完整人”的塑造,不仅重视知识教育,也重视“情意”教育,致力于人格的全面开发与培养。图书馆不仅是知识服务机构,也是社会教育机构。刘国钧说:“图书馆在教育的价值,有时竟过于学校。”图书馆比其他社会教育机构更具有全民性、全程性和灵活性的优势。知识传播与文化普及固然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能,“人文化成”“化民成俗”更应是图书馆的使命。

2 道器合一——智慧图书馆发展的应有之义

知识与智慧在中西方哲学史上一直是两个论域不同的概念,有着严格的界定和划分。知识是有分别的“名言之域”,它所把握的是具体的事实与道理,而智慧属于“超名言之域”,以探求事物、人生第一因和最高境界为目的,以期获得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道德经》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这里的智慧实质指的是智巧,即计巧心,也即形而下层面的知识,用佛教的话说就是世间智、世俗智,即俗人对世间事务的认识。在佛、道看来,这种“智”从根本上说是雕虫小技,不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对“道”的体认。儒家对此还做过严格的区分,孟子是最早使用“智慧”这个词也是最早区分这两种“智”的人。他认为,智有两种,一种是知性之“智”,即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能力;另一种是良知,也就是德性之知。在孟子看来,德性之知才是可“达天下”的真正之知,只有获得这种知才可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理想境界。对于知识与智慧的界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希腊哲学家都有很清楚的认识,苏格拉底“善即知识”“自知自己无知”等观点都强调真正的知识即智慧不仅仅是纯粹知性的,还包括人生的美德、德行、善等内容。柏拉图更是用几何学的方式论证“理念”才是真正的智慧,经验层面的知识都是“理念”的影子,不是真正的智慧。以上种种概念表明,智慧更多应用在哲学及伦理道德领域,尤其在我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智慧是一个德性概念。

智慧图书馆(sm art library)中,“sm art”一词起源于现代西方,最初被解释为“智能型的并具备独立工作的技术设备”,后来被解释为“对事物认知、应对和创新的聪明才智和应用能力”。它是一种“智慧力”,而不是“智慧”。它仅仅是智慧的一层涵义,“智慧”的另一层涵义是“关于善的知识和选择”,与德性关联。智慧是褒义词,而“智慧力”是中性词。比如,许多智力犯罪都是通过高科技手段解决了很多高难度问题,从而使犯罪得逞,但不能称这种犯罪是一种“智慧”。相反,一个警察面对穷凶极恶的犯罪团伙,斗智斗勇,最终使歹徒伏法,虽然没有使用高科技设备与技术,但依然可以称为“临场智慧”。因此,智慧包涵但不止于“智慧力”,更不囿于“智慧力”。《牛津英语词典》给智慧的定义是:“指在与生活和品行有相关的问题方面正确判断的能力;指在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中判断的圆满性;指实践事物的圆满性;指知识,尤其是高级、抽象的知识。”[8]《哲学百科全书》对智慧的解释是:“对生活行为做出合理的、满意的判断,可以伴之渊博的知识、敏锐的理智和深刻的预见,但它并不是这些中的任何一种,而是在它们不在的地方显现。智慧涉及理智的理解或洞察,但与其说它关注对事实的肯定或理论的严密,不如说是关注实践生活的手段和目的。”[9]在这些对智慧的定义中,除类似智慧力的能力之外,还有判断、选择、满意、圆满等道德层面的规定性。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契则从宇宙人生的“超名言之域”对“智慧”内涵进行论述,认为智慧是指对世界及人自身存在的一种形而上的本体意义上的追问与思考,有两层涵义:一是对外在世界存在之道的整体的形而上的把握;二是对人的存在意义的追问,包括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人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问题等[10]。因此,智慧是关乎价值合理性的概念,而智慧力是关乎工具合理性的概念。价值理性根植于人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认识,关乎人生根本选择和人类文明的根本走向;工具理性根植于人对外部世界及人的工具价值的认识,以实效性、功利性和工具性为特征,关乎目的和手段实现的有效性、实用性和经济性。从这个认识来看,学界对智慧图书馆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智慧力层面,其局限性在于缺乏对人主体世界及精神价值的观照。智慧图书馆是道器二维结构层面下的重要课题,关系着图书馆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地位、价值功能的自觉以及未来发展方向。长久以来,由于单纯追求“系统世界”的理性化(如追求效率、设备更新、技术更新、馆舍面积扩大),忽视其作为根基的形而上层面的理念、精神文化建设,诸如图书馆的使命、本质、持续发展、终极关怀等问题,导致“图书馆学界出现将目的和手段混为一谈的错误倾向”[11]。正如谢拉克里夫兰所说:“在谋求人类知识的进程中,不仅仅存在着技术,而且面临着文化的、哲学的、心理的各种障碍。”图书馆反哺于社会,不仅仅是知识与技术,更包括道德涵养,风气教化、文化创造。因此,智慧图书馆不仅需要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更需要新一代价值理念的锻造。

3 智德共生——智慧图书馆发展的价值取向

3.1 智慧图书馆的两种价值取向

智慧图书馆的研究存在两种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价值取向:一是智技主义智慧观,二是智德主义智慧观。智技主义智慧观根植于认知型思维范式,强调知识的客观性、精确性、系统性,以科学认知为基础、智能技术为保障,擅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图书馆问题,把图书馆视为知识管理、知识组织、知识服务的智能化运营机构,认为图书馆管理的核心就是保障这架机器快速、便捷、和谐的运行,实现其使用价值的最大化。智德主义智慧观根植于生成性思维范式,强调知识的主观性、建构性、动态性、境遇性,注重图书馆的社会使命和文化象征意义,视图书馆为“以文化人”“化民成俗”的社会教育机构,认为管理的核心是最大化地实现图书馆教化功能和精神价值,以“润物细无声”或“惊风飘白日”的方式化育人格,促进、改善读者内在心智的建构。智技主义促进了图书馆学科的现代性、科学性、技术性以及工具层面上的易用性,在“智慧力”的层面上完善了图书馆发展的手段、方法问题。智德主义认识到图书馆文化价值、精神建设的重要性,在“智慧”的层面上明确了图书馆发展的目的、方向问题。只有将两者建构在一个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之中,保持技术与人文精神的平衡,才会实现目的与手段、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3.2 两种价值观的扬弃与融合

《周易》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之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图书馆事业就是依托在图书馆“形器”层面上的一种人类文化现象,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担当“大道”。从人类文化建构的横向上讲,它不仅担负有搜集、保存、传承人类文化遗产的重大责任,还有致力于保障民众日益增长并日趋多元化、多样化的信息文化需求与权益,构建人类公共“精神家园”的文化使命;从纵向上讲,图书馆本身也是浓缩了人类过去、现在文化的大化身,具有文化象征意蕴,有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整合中外多元文化、发展顺应时代潮流的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包容文化的责任与义务。因此,图书馆既是功用层面的形而下之“器”,也是文化层面的形而上之“道”;它不仅是一个冷冰冰的智能化运转的知识服务机器,也是一个有血有肉充满张力和活力的文化教育机构。图书馆服务不仅体现对知识的观照,更应体现对人本身的观照,特别是人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心理健康等方面;它提供给读者的不仅是有形或无形的知识,也是具体的、感性的、鲜活的科技、人文、生态融合统一的生命体,其间灌注着图书馆人及读者浓郁的生命体温和人文气息。读者与图书馆不再是数字、知识的对话,而是德性、心灵的对话[12]。图书馆的核心功能不仅在于对知识的收藏、组织和获取,更在于对知识的引导和转化,即使知识活化、人格化和智慧化,这才是智慧图书馆发展的应有之义。

以知识本位、科技本位的智技主义不是智慧图书馆发展的理想选择,以价值本位、人文本位的智德主义也不是智慧图书馆发展的必然归宿。“知识+技术+德性=成智成德”的智慧化服务才是图书馆的价值面向,它既是对以上两种价值取向的扬弃,也是二者共生共融的新样态。知识是人类经验与文化的系统化与符号化,而经验与文化恰恰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与智慧具有同一性,知识是智慧形成的基础与媒介,而智慧则是知识的一种高级表现形式。科学技术是智慧形成的有力保障,没有科技,人类永远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生存状态,所谓的智慧也是原始、蒙昧的,根本不可能产生有价值的智慧。因此,科技是推动人类智慧的有生力量。人作为价值性存在,德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也是智慧的本质规定性。借用苏格拉底的话说,“美德即知识”,德性与智慧相伴相生,相互构成。个体运用知识在实践当中反思、甄别、判断并最终做出合理选择和行为时,既是知识上升为智慧的过程,也是德性生成的过程,因为智慧有向善的维度。因此,智慧图书馆有两个维度,一是从形而下的技术层面考量其知识组织、知识管理、知识服务等方面的智慧力,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形而上的文化、精神、价值层面思考其智慧性。

4 结语

学界在对智慧图书馆的研究过程中,虽能够站在国际视野的高度审视其愿景:全面感知、立体互联、深度协同,但也存在专注于“器用”层面,忽视了图书馆作为一个生命“道体”建设的局限。图书馆是一个智慧共同体,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知识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智慧共同体。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困境在于能够成功移植西方图书馆学的理念、制度,却不能很好地继承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精神,比如藏书楼文化、书院文化,致使传统人文精神被高悬云端,无法介入现代化图书馆制度创新之中,图书馆沦为单纯的知识服务工具,社会教化的功能未能完全展现。“数字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致使图书馆追求客观数据与数字分析,忽视精神渗透与图书馆建设、服务、管理之间的张力与平衡,图书馆发展呈现同质化、单一化、板块化现象,导致小型馆因缺乏特色而服务乏力,发展空间萎缩;大型馆之间资源重复,人性化服务有待提升[13]。因此,智德共生共融、体用合一才是未来智慧图书馆发展的趋势。

[1]王世伟.未来图书馆的新模式——智慧图书馆[J].图书馆建设,2011(12):1-5.

[2]张洁,李瑾.智能图书馆[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0(6):2-5,31.

[3]严栋.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图书馆[J].图书馆学刊,2010(7):65-68.

[4]董晓霞,龚向阳,张若林,等.智慧图书馆的定义、设计以及实现[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11(2):76-8.

[5]王世伟.论智慧图书馆的三大特点[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11):22-28.

[6]鲁洁.一个值得反思的教育信条:塑造知识人[J].教育研究,2004(6):3-7.

[7]刘国钧.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C]//图书馆学论文选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1-3.

[8][9]江畅.德性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304,308.

[10]冯契.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413.

[11]刘亚玲.人文化成——图书馆社会教育功能的理性回归[J].图书馆建设,2014(9):7-10.

[12]段小虎,王稳琴.基于体验的认知:图书馆文学中的学术思考[J].图书馆论坛,2015(4):40-46.

[13]刘亚玲.走向主体间性的图书馆价值评价[J].图书馆,2014(6):20-25.

Coexistence of Smart and Morality:New Vision of Smart Library Development

LIU Ya-Ling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of smart library,a new library service,is propelled by Internetand smart technology.On the basis of related research,analyses are done on the deviation and limitations concerning value orientationsof intellectual skill and wisdom of current research on smart library.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unity of Tao and Qiand the coexistence ofwisdom andmorality,this paper brings forward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smart library development,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n smart library.

smart library;library technology;knowledge service;library value

格式刘亚玲.智与德的共生:智慧图书馆发展愿景[J].图书馆论坛,2016(1):31-35.

刘亚玲,女,副研究馆员,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信息部主任兼西北政法大学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研究人员。

2015-05-27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基础研究”(项目编号:13A023)、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实证分析的陕西图书馆职业伦理规范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15M002)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基层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4YJA870002)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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