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光宇，何朝晖

异曲同工：中外两种明代藩府刻书研究成果比较

宋光宇，何朝晖

中国学者陈清慧的《明代藩府刻书研究》与法国学者热罗姆·凯卢埃甘的《为声望而刻书？明代藩府出版业和出版物》均是研究明代藩府刻书的成果。陈清慧主要利用文献学方法研究藩府刻书的概况以及藩府刻书在内容、时间、地点上的规律，着眼点在于物质形态的“书”；凯卢埃甘从书籍史角度，将藩府刻书置于宗室的社会和文化史大环境下，围绕藩府刻书的动因、来源、过程、主体、流通等论述。文章比较两书，以管窥中外学者在藩府刻书研究上的同异。

明代宗藩 藩府刻书 书籍史 出版史

朱元璋建立明国后，为巩固江山，大规模分封，藩王“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明成祖以藩王之身“靖难”而有天下，对藩府防范愈严，藩王领兵、参政之权大受钳制。自是藩王宗室，或优游卒岁，沉溺于声色犬马；或“述学继前修”，刻藏书籍。除中央赐书外，又收罗民间藏书，择其善本、秘本加以雕椠，于是明一代藩府刻书、藏书蔚为壮观，超越历代王朝。明代藩府刻书校勘精审、版印精湛、纸墨精良，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笔重彩。

明清各家书目，如周弘祖《古今书刻》、高儒《百川书志》、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朱睦挈《万卷堂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徐勃《徐氏家藏书目》、叶德辉《书林清话》和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等皆著录藩府刻书；许多文献学和出版史的研究著作，如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论》、张秀民《中国印刷史》、陈彬龢、查猛济《中国书史》、傅璇琮《中国藏书通史》等设有明藩刻书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