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辉



市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基调

杨丹辉

无论是历史地看还是辩证地看，一国（地区）经济运行中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都是长期存在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供给和需求都有可能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过去30余年间，针对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中国经济改革也曾在供给侧或需求侧轮番发力，集中解决阻碍生产力进步的突出问题。数轮改革对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但就供给与需求之间矛盾的绝对性而言，渐进式的改革不可能一劳永逸，而是需要通过高强度、高质量的制度创新，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21世纪头1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主要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将经济总量带入世界第二的高位，赢得了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然而，伴随着压缩式的加速工业化和持续的规模扩张，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低水平的产能大面积过剩，库存不断累积，综合要素成本快速攀升。同时，高杠杆化导致银行业资产质量下降的风险加剧，实体经济的整体脆弱性进一步放大。这些经济运行中的“负能量”使得供给侧再度演化为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继而成为中央做出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依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转型升级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正向作用在很短时间内就在决策层和理论界形成了共识。毋庸置疑，中国经济的确需要来自供给侧的变革，特别是在实体经济领域，近年来，由于传统领域渐失投资吸引力、新兴产业发展存在不确定性，“低端锁定、资本抽离、成本攀升、人才缺失、要素分流”成为“中国制造”转型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化解这些难题既要下定“打赢一场优化供给攻坚战”的决心，也要有准备好“开展消除结构性顽疾的持久战”的耐心。在“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重点任务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短期压力显然更大，中央也已经确定了具体到各个行业的指标分解和明确的时间表，而“一降一补”则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通常意义上讲，“实行结构性减税、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政策工具和目标方向很难立竿见影，更具有长效的作用机制和特质。从这一角度出发，如何促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长期、可持续的成效，是考验政府定力和企业智慧的难点所在。

实际上，对于进入下行通道、供给能力和水平与国内外市场需求严重错配的中国经济而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少在决策层面不啻是一剂“强心剂”。找准问题，精准发力，无疑有助于自上而下提振信心。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对中央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存在不同的解读。一些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和学者，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作“政策筐”，什么都往里装。部分不符合改革导向的刺激措施，甚至是属于淘汰之列的落后项目，被重新包装，贴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标签，再度投放到各类“十三五”规划之中。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改善供给质量，而且有可能形成新一轮重复建设和低端产能。因此，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毫不动摇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主要采用市场化的手段攻坚克难，破除束缚形成优质供给的桎梏。在经济下行和系统性风险加大的巨大压力下，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更不能自乱阵脚，不该伸的手不能乱伸，不该出的招不能乱出。而是要冷静下来，等一等市场的判断，看一看市场的手何时伸、会伸向何处。面对结构转型的种种难题和困境，要深刻理解市场调节的规律及其发挥作用的阶段性特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力点落在理顺市场信号传导、释放的管道上，放到扫除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和阻力上。要坚决杜绝一切打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旗号、干扰市场机制运行、行“计划经济之实”的行为，任何不尊重市场规律的应激措施，都可能演变为中国经济的“不可承受之重”。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应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安排，而需要政府“自上而下”顶层设计与企业“自下而上”主动转型之间的双向配合。令人欣喜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最宝贵财富之一是形成了一批初步具备国际竞争意识的市场化企业群体，这一群体对市场变化已经有了一定的敏感度、耐受力和应对手段。随着传统比较优势由逐步弱化再到系统性减失，“中国制造”既受到新兴市场低成本出口的市场挤压，又要迎接美国、德国等制造强国主导的工业4.0的挑战。在这种“双重钳制”下，企业自主转型意愿普遍增强，正在为挣脱低端锁定和路径依赖的束缚砥砺前行。现实的情况是，部分地区、部分行业低端产能屡“去”不止、“僵尸”遍野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悄然转身，一批“隐形冠军”羽翼渐丰，在转型升级的道路上已经踏出了坚实有力的脚印。在广东、浙江等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地区，如今一边是服装厂、制鞋厂、玩具厂空空荡荡的厂房，昔日的繁盛渐行渐远；另一边则是机器人加速大规模替代劳动力，更多企业开始依靠技术创新和设备投资重塑成本结构，转型亮点不断涌现。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情势表明实体经济内部在加速分化，而这并不单纯是中国经济固有的“二元结构”的映射，更是转型和创新势力对旧体制的宣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企业的主体地位，尊重企业选择的升级方向，相信企业的转型能力。唯有形成政府与企业之间、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切实扩大有效供给，进而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需要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然要有优质要素的配套。要想从根本上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全面提升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制度在内的各类要素的整体素质是重中之重。从大的方向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对中国经济增长长期过度依赖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投入，技术、知识、信息、专业人才等高端要素投入比重偏低的路径和模式进行纠偏，逐步将供给结构建立在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之上，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但应该看到，把被锁定在低端供给的要素配置到新的供给体系之中绝非易事，这不仅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更需要大量的投入，甚至要付出一定的社会代价。其中，劳动力要素提质的任务尤为复杂而艰巨，不可能一蹴而就。东部沿海地区服装厂、制鞋厂、玩具厂的农民工因为工厂不景气，或返乡或转到其他地区的工厂试工，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拉低了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转型的社会成本，而要放到整个中国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下，这种社会成本却很难忽略不计。从主要发达国家产业转型的经验来看，开展形式多样的转岗培训以满足优质供给所需的职业技能、薪资水平是重要步骤，今后应由政府、企业和劳动者共同投入和承担。

同时，一批“僵尸企业”在“去产能、去库存”进程中破产倒闭在所难免。在不断凸显的结构性矛盾下，我国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传统行业亏损面快速扩大，全行业利润骤降，产能过剩日益严重。截至2015年，上述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负增长，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影响高达70%—80%。这些行业去产能、去库存任务艰巨，由此引发的煤炭、钢铁、石化等国有经济占比较高行业的职工安置问题，则成为这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矛盾焦点。按照国家“去产能”的方案，预计仅煤炭和钢铁两个行业就需分流安置约180万的在岗职工。应该看到，现阶段中国发展水平和财政实力与20世纪90年代“砸三铁”时期的下岗潮已经有了实质性变化。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所做的《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理论上讲，如果市场机制能够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落后产能中的“僵尸企业”绝不会残喘至今，但也必须承认，只要涉及人的问题，必然会有一定的复杂性，这也成为一些资源型产业高度集中地区的地方政府推动“僵尸企业”退出、落实去产能目标的最大顾虑和障碍。因此，应高度重视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在做好中央财政资金安排和投放的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创新工作思路和解决方案。一方面，大力发展新的接续替代产业，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尽快形成发展的“新动能”；另一方面，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清除要素跨区域流动的障碍，为转岗分流和再就业提供更大空间，进而有效地降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社会成本和风险。

另一个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败的重要步骤则是如何同步设计与之匹配的需求侧政策。中央将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之一。201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创下新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6%。考虑到经济下行对就业和消费的影响有一定时滞，消费对经济贡献持续攀升的局面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仍存争议。但未来如果不能适时、适度、有效地刺激消费，可以想见，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将很难消纳中国供给侧升级释放出的又一波产能巨浪。一旦形成只开花不结果或者空中楼阁式的供给架构，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市场的危害，有可能远超此轮低成本过剩产能这柄尚能称之为“双刃剑”的威力。因此，切不可忽视需求侧自身的深度调整。“十三五”时期应同步对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做出相应的政策安排，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促进外贸创新发展，引导消费升级，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力支撑。

（责任编辑：柳阳）

作者简介：杨丹辉，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资源与环境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