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华　王秋杰/文



检察机关对非法供述排除范围之认知

●杨永华*王秋杰**/文

内容摘要：随着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的正式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已有三年多的时间。为了解和掌握检察机关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本文选取了北京市3个检察院，对200名检察官进行了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通过刑讯逼供、威胁、引诱等方法取得犯罪嫌疑人供述是否需要排除，调查结论为针对不同的方式获取的供述给予不同的处理，并给出明确的态度。

关键词：非法供述检察机关问卷调查认知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02600］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助理检察员［102600］

“概念是对事物的简单抽象，是过程规则和制度的基本元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亦不例外，同样需要实体法清晰地界定非法证据、刑讯逼供以及威胁、引诱、欺骗等概念的基本范畴。”［1］1996年《刑事诉讼法》并未出现非法证据的字眼，2010年7月施行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概念进行了界定，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基本上重申了上述内容，将非法口供的范围界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可见，两者对“非法供述”的界定为“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其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进行了解释。［2］

那么，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于非法供述排除的范围是如何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