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讲话透露哪些重磅秘密

日前，媒体首次披露了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从怒斥党员补交党费就要退党，到透露六中全会有中央委员“请假”是因为中央决定对他们问责，其中透露出的信息量很大。

日前，王岐山在山西浙江调研时表示，“成立监察委员会，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今后，公职人员行使公权力的每一个动作，都有人来监督。图为11月17日，王岐山在山西省运城市大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装车间考察党建工作情况

透露中央委员“请假”有何深意

12月2日，中纪委官网刊登了《王岐山：全面从严治党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一文。这篇文章来自王岐山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是对六中全会的一种权威性的解读。

文章称，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党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巡视发现有的中央部委司局级干部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都答不全，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入党年份。还有的党员说，如果补交党费就要退党，党的观念淡漠到何种地步！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探索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最大挑战就是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不断强化党内监督，特别是发挥巡视利剑作用，深化政治巡视，推进巡视全覆盖，取得明显成效。截至目前，中共中央巡视已开展10轮，全覆盖完成率达80%，并对8个省市开展了“回头看”，即将开展第11轮。六中全会通过的党内监督条例，集中体现了“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的理念，把“重音”放在自上而下的监督上。

加强党内监督必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强化责任追究。全面从严治党，要靠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靠强化党内监督，靠选对人用好人，靠强化责任追究。党内监督是全党的任务，主体责任在各级党委。党的领导本身就包含着管理和监督，离开了监督就谈不上管理，领导也就会落空。管理监督不能大而化之，要有能看住人、盯住事的实招。领导的重要职责是领出好班子、带出好队伍。既要把严把牢选人用人的政治关和廉洁关，又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改进工作方法，通过约谈督促、报告工作、严肃问责等方式，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个。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案，衡阳、南充和辽宁拉票贿选案的相关领导干部，都被严肃问责。在六中全会上，有一名中央委员和一名中央纪委委员就“请假”了，实际上是被问责了，因为他们所领导的部门出现了系统性腐败，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通过问责强化责任、促进担当的态度和决心。

这是全面从严治党中释放的又一个重要和强烈的政治信号。六中全会明确了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党内监督体系，与此同时这次问责，对这个监督体系的实际运作也作出了生动的说明。甚至，通过此次问责，我们还能大致看出正在试点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实际走向。需要再次提醒注意的是，监督条例规定的监督内容并不只是腐败问题，还包括“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完成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部署的任务”等等重大内容。

通过这个讲话，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一点：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之所以上升到战略层面，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来回答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即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能不能解决腐败大规模蔓延的问题，能不能赢得这场事关政权生死存亡的重大斗争。

防“左”关键是防过

此次王岐山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坚持‘不断发展论’和‘发展阶段论’相统一，有理想但不理想化，防‘左’关键是防过，克服思想方法的片面性，进行历史、哲学和文化思考，不断坚定永远在路上的底气和自信。”

“有理想但不理想化，防‘左’关键是防过”，这句话很重要。熟悉党史的人们都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执政历史上，每当确定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大政方针之后，党总是要花很大力气去纠正或左或右的偏差。两种偏差看上去似乎完全相反，但在思想方法都是不讲辩证法的，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些左的或者右的偏差，如果不纠正，发展蔓延开来，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因此，哪怕出现的只是苗头，都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严肃对待，及时提醒，认真纠正。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强调要“防‘左’”，他曾经这样感慨：“‘左’，好像革命，实际是害死人。”今天的“左”，在内涵上当然和过去不会完全一样，但思想和工作方法却是类似的，就是看上去“革命”，或者说占领了话语的制高点，但在实际工作中，不是按照中央的决策精神办事，不是按照党纪国法办事，不是遵循客观规律办事，而是走极端，或者搞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看上去轰轰烈烈，实际上没有什么效果，甚至带来副作用。

其实，这也是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监督必然面临的一个考验。自上而下层层传递压力，那么反过来也就很有可能碰到自下而上的应付、变通、打折扣、搞轰轰烈烈的形式主义等等。这样不仅会使中央决策精神在落实中走样，更会使得任何制度设计也变成空转的架子。治党务必从严，这是时代的主命题，任重道远，但我们也要留意“防过”的问题，注意不断克服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在工作方法上纠正各种各样的偏差。

归根结底，通过完善制度和政策措施，固化十八大后的全面从严治党成果，实现反腐的常态化，是防止各种工作偏差的不二法门。

痛斥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

值得关注的是，王岐山上述讲话中最打眼的有一句话：更为严重的是，甚至还有人为实现政治野心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权力，搞分裂党的图谋活动，严重威胁国家政治安全。十八届中共中央严肃查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清除了党内“阴谋家”、“野心家”。

从公开报道来看，王岐山在讲话中点名批评的时候不多。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时，他说，严肃查处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案件，充分体现党中央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坚强意志，彰显了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深得党心民心。曾引发关注。

今年1月，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王岐山也曾点名。当时公报说，党中央严肃查处周永康、令计划违纪违法案件，消除了党内重大政治隐患，彰显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坚决查处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渗透，拉帮结派、搞利益交换，对抗组织、欺瞒组织等问题。

比较一下表述，1月份的时候，形容周永康、令计划是“党内重大政治隐患”，10个月之后，定调为党内“阴谋家”、“野心家”，除了这两人之外，还有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而这些这都是国家级领导人级别。

补充一点，11月8日，王岐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提到“周永康、令计划”是这么说的：严肃查处周永康、令计划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遏制腐败蔓延势头，防止形成特殊利益集团。

（《北京青年报》2016.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