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军统特务：“混迹”于群众中

王庆莲、祝仁波和戴以谦，三位如今看似普通的耄耋老人，却拥有共同的身份——曾经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几十年来，他们“混迹”于人民群众中，过得低调沉默，企图将曾经那个特殊的身份、那段特殊的经历埋进历史尘埃。

科室里最时髦的姑娘

作为中华民国最重要的情报机关之一，军统最多时拥有近5万名特工，专门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活动，外界对其怀有的恐惧感不言而喻。而到了抗战时期，军统在对日情报的搜集、以及对“汉奸”的铲除上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所以，数十年来，外界对军统始终有着毁誉参半的争论。

1943年6月，一辆载着20名少年男女的军车，在战火中从浙江江山奔赴重庆，他们是军统考试招收的新一批译电员和复印员，这其中就有15岁的王庆莲。

不到一岁就丧父的王庆莲，在江山县的外婆家长大。后来因为抗战爆发，读了六年书的王庆莲学业中断，靠卖香烟贴补家用。军统在江山招人时，母亲替她报了名，现在的她回忆起来不禁叹息：“也是运气不好，一考就考上了。”而在考试前，她根本就不知道军统是干什么的，她说当时就想着“日本鬼子把我们家的房子都烧光了，生活来源没有了，吃饭都成问题，能够找到一个饭碗就好了嘛”。

对军统一无所知的王庆莲，却被调入军统局最机密的部门——译电科。到了那里她才发现，译电科的人几乎都是戴笠从江山老家招来的。据说，江山拥有国内难懂的方言。“整个办公室都讲江山话，别人也听不懂”，据王庆莲说，因为可以看到情报，也有“混进”军统局的共产党想调来译电科，但不是江山人、不懂江山话，根本没戏。而译电员们亦被严令，各自经手的电文内容绝不交流。

尽管译电科氛围严肃，可这丝毫没有压抑王庆莲的少女天性，她爱美爱打扮，常偷偷跑出去跳舞，是科室里最时髦、最活泼的姑娘。不过，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质，王庆莲不可能和外面的人谈恋爱，跳舞认识的几个女朋友，也都不知道她在哪里工作。

当时王庆莲的直接上司是国民党里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姜毅英曾在1941年破译了日本军部无线电密码，提前侦知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深得戴笠赏识。在严厉的姜毅英手下，王庆莲没少吃苦头。

而如今的王庆莲，早已与世无争。昔日的灿烂和风采、动荡与不堪，仿佛就是一场梦。

三位“老军统”相聚合影。王庆莲站在最左边，她的江山籍同事、89岁的戴以谦拄着拐杖站在中间，最右边则是从宁波赶来的92岁的祝仁波

“戴老板”在军统内外形象截然不同

在军统内部，对于他们的顶头上司，无论公开还是私下，大家都称呼“戴老板”。每周一军统有例行的仪式，事务繁忙的戴笠常常参加，给工作人员讲解近期国际国内形势。王庆莲的同事祝仁波，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

祝仁波1920年出生于上海，父母早亡，12岁就做了童工。1937年，17岁的祝仁波经表姐夫——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电讯专家陈一白的引荐进入军统。1944年，远征军在腾冲的电台被日军炸毁，祝仁波临危受命，从重庆辗转两周前去安装新电台，为腾冲保卫战的胜利提供了通信保障。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军统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它的缔造者戴笠，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拥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也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

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严厉制裁，在战场上，则是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当时，日本人对这位军统最高领导者的人头悬赏金额，犹在对毛泽东的悬赏之上。而同时，街头巷尾也少不了戴笠的花边新闻，传言他风流成性，玩弄女明星。但是在军统内部人员眼里，“戴老板”却和外界的描述截然不同。

1944年，在浙江西部山区，一队200人的日本兵正摸向军统特务毛森的据点，原来，他们在那儿发现了戴笠的行踪。双方相距不足12里，当时戴笠的身边只有100名侍卫，和一名新调来的随从戴以谦。据戴以谦回忆：“毛森骑了一匹白马去通知戴笠赶快走，戴笠就骂了，他桌子一拍，说‘你一个指挥员擅离职守’。毛森说‘戴先生，为了你的安全，我要负责’。戴笠说‘我的安全不要你负责’。”

戴以谦当时19岁，是戴笠的堂侄孙。抗战后期，戴笠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布置情治系统，检查工作。在敌占区遇险可谓家常便饭。“戴笠不走，他怕一走就乱起来。天黑下来了，他才开始走。我们大概跑了二三十里路，毛森就派人通知，说日本人扑了一个空。”戴以谦回忆说。

“他一死，大家就像皮球泄了气”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据统计，从1942年至抗战胜利，军统总计侦抄各类电报737027份，破译密码839种，牺牲人数达上万人。抗战期间每年4月1日，军统都会召开牺牲人员纪念大会，戴笠会亲自主持，但1946年4月1日，却成了戴笠本人的追悼大会。

1946年3月17日上午，戴以谦像往常一样接到了戴笠密电，被告知当日返回上海，参加杜月笙儿子的婚礼，得知上海天气不好，戴笠命人给飞机加满了油，还外带了400加仑油料。

然而上海大雾，飞机盘旋很久无法降落。戴笠在飞机上再次电告戴以谦等人，他准备去南京降落，但因为南京大雨也没有找到机场。不久戴笠再次报告，找到一块平地准备迫降，此后大家便彻底失去了戴笠的消息。

次日一大早，戴笠的好友、中美合作所的梅乐斯将军，派出一架水陆两用飞机进行搜寻，上午8点多钟，戴以谦得到情报，在南京附近发现了尾号为222的飞机残骸，机组人员全部死亡——那正是戴笠乘坐的飞机。戴笠飞机失事的消息很快传遍军统，引起了极大震荡。

戴以谦称，“当时大家都哭了。他一死，大家就像皮球泄了气。”王庆莲也表示，“当时心情很沉重。蒋介石那一次来做报告的时候，简直是说不出话来了。”

“我可以挺起胸来堂堂正正做人了”

戴笠去世后，军统逐渐没落。内战爆发之后，王庆莲和祝仁波都辞职返乡，戴以谦被派往北平站当站长，随着北平和平解放，他也逃回家乡。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当时业已成家的三人放弃了组织提供的机会，选择留在了大陆。

1950年代，中共对留在大陆的军统进行肃清。祝仁波的姐夫陈一白被逮捕，1952年死于提篮桥监狱。祝仁波、戴以谦、王庆莲等人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祝仁波、戴以谦二人的妻子都因受不了政治压力而提出了离婚。1958年，王庆莲和黄埔军校毕业的丈夫一同被押送到塘栖镇劳动改造。

1980年，三人相继平反。王庆莲在塘栖镇又住了多年才返回江山，当年批斗她的人都成了街坊邻居。

改造加管制共20年的戴以谦回到江山老家务农，一直独自生活。如今，92岁的他在江山附近一所敬老院里住着。

祝仁波被判改造10年，因有机电技术，改造农场不愿放人，他继续“留用”了16年，直到1980年才走出高墙，此后他跟着狱友来到浙江宁海的小镇上。95岁高龄的他至今还在帮人们修机电，但他乐此不疲。

2013年初某媒体一篇《大陆最后一个军统女特务》的报道引发全国转载，采访的正是王庆莲。此后，她的故事渐渐被市民街坊们所知。王庆莲说：“网上有我的事情以后，95%的人都同情的。有人跟我讲一句公道话，我可以挺起胸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

（《法制博览》晓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