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翀，李伟

（国家图书馆，北京　100081）

国家图书馆实施出版物与书目数据捆绑交换之设想*

罗翀，李伟

（国家图书馆，北京100081）

出版物国际交换是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献搜采的有效补充渠道，对于丰富收藏，完善馆藏体系具有独到精妙之处。面对图书馆数字化发展的新形势，出版物交换也必须突破传统工作模式的桎梏，不仅在交换文献范围上有所拓展，更应在用户服务领域焕发生机。以国家图书馆出版物交换工作为切入点，探讨了出版物交换工作在目前开展资源交换的同时，适度开展出版物与书目数据捆绑交换的可行性，分析了数据捆绑交换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国家图书馆；出版物交换；书目数据交换

1引言

出版物国际交换是指图书馆或其他文献收藏单位之间相互交换出版物，以实现馆藏文献建设的双边或多边行为，具有文献积累和文化交流的双重属性［1］。我国出版物交换工作的历史已超过60年，在风雨岁月中，出版物交换工作从无到有、从零星到系统、从几经周折到步入正轨、从覆盖个别国家和地区到延伸至全球逐步发展壮大，在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中，其文献积累的属性充分显露无疑。随着国家加大对文化软实力的投入，出版物交换工作的另一属性“文化交流”也日益凸显，其以资源为载体，以交流优秀文化和展示先进文明为内核的独特工作模式越来越引发各方关注。如何充分发挥这块文化阵地的独有优势，以更包容开放的心态做好“窗口”工作，在吸引先进文化走进来的同时，加大优秀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度，“润物细无声”地与世界各国交流思想、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有效地推动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是当代出版物交换工作必须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在数字化环境下，整个图书馆工作都面临着变革与挑战，出版物工作也不可能游离于数字环境之外而独善其身，唯有与时俱进，思用户之需求，谋服务之改进，拓展交换工作的外延，方能使交换工作在新时期获得不断发展繁荣的新动力。

国家图书馆出版物交换工作成果丰硕，已与全球117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等500多家单位建立了出版物交换关系，馆藏中许多宝贵的文献都是通过交换渠道获得的［2］。为了应对数字时代的诸多挑战，近几年国家图书馆的出版物交换工作不断创新思路，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改进服务模式，推出了许多新举措。首先，在交换范围上除保证原有优势纸质文献的交换之外，还将数字化资源纳入交换范围。例如，从2011年和2016年开始，国家图书馆分别与匈牙利国家科学院图书馆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开展数字交换业务。其次，借助数字化技术构建交换服务媒介。2011年，国家图书馆上线了自主研发的出版物自助选书系统，该系统节省了用户需求应答的时间，提高了文献交换的效率，使交换工作由过去点对点的传统服务模式转变为现在的点对面的服务模式，获得了用户的高度评价。

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交换用户的需求并没有止步于此。对于浩如烟海的图书馆资源来说，其利用有赖于“图书馆地图”的编制，即创建用于揭示资源的书目记录。可以说，各个图书馆文献资源库的建设与书目数据库的建设如并蒂花一般相生相依。交换用户在获得资源的同时也希望获得与之配套的书目数据，数据捆绑交换的设想应运而生。

2数据捆绑交换的意义

顾名思义，数据捆绑交换就是指在出版物交换工作中，除了按“以我所有，换我所需”的原则交换实体或虚拟的资源之外，同时还将书目数据作为附属品一并交换给用户。数据捆绑交换有效地实现了出版物交换工作的拓展，将实物交换拓展为实物并数据的交换，将采访环节的交换拓展为采访并编目环节的交换。数据捆绑交换对于提升用户的交换意愿、共享劳动成果、节省人力资源、提升编目工作水平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1数据捆绑交换有利于提升用户的交换意愿

交换意愿是指交换用户开展交换活动的兴趣。交换意愿除了主要来自于对输出馆交换资源的需求之外，还与书目数据相关。各图书馆交换到的文献都是作为馆藏进行组织与管理的，这就需要为其编制书目记录，并与本馆其他资源的书目数据一同组成书目数据库，用于揭示馆藏。但是，国家图书馆交换出去的资源主要是中文文献资源。囿于图形文字输入等原因，对中文资源进行信息组织对国外交换馆来说始终都是难题［3］。如果不能对交换到馆的中文文献及时进行编目处理，这些资源将被束之高阁而无用武之地，因此，可以说中文资源的编目问题是交换馆在开展交换过程中的一个顾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用户的交换意愿。如果实施数据捆绑交换，在提供中文资源的同时，国家图书馆也提供质量优良的书目数据，将彻底解除交换馆的后顾之忧，大大提升用户的交换意愿。这对于吸引更多的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建立交换关系，扩大交换的覆盖范围大有裨益。

2.2数据捆绑交换有利于互惠互利节约人力资源

在图书馆管理中，人力资源是核心要素之一。各馆在运作中都想方设法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力求效率最大化，联合编目、套录编目、集中编目都是出于人力成本的考虑而形成的编目工作模式。一般而言，向外输出的资源是输出馆馆藏的一部分，很多情况下是复本用于交换，因此对于这些用于交换的资源，本馆的书目数据库中存在为其编制的书目记录。国家图书馆的出版物交换工作，一部分利用复本进行交换，还有一部分为了充分推广中华文明采用了新书交换的工作模式。尽管如此，由于国家图书馆是国家总书库、国家书目中心，因此理论上所有我国出版的出版物在国家图书馆都有相应的书目记录。因此在实施数据捆绑交换时，利用这些既有的数据成果，双方可以互惠互利，按本馆规则对配套交换的书目数据进行简单修改和审核就可直接导入到本馆数据库利用，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成本。数据的交换是表象，人力资源的共享才是内核。

2.3数据捆绑交换有利于共享编目成果和经验

编目工作是图书馆的核心业务，各馆在编目工作方面本地化特色突出。虽然这造成了编目规则存在差异而使编目数据难以完全统一的问题，但正是因为差异也使各馆数据编制的优势清晰可见。RDA等新的编目规则引发了编目界的诸多变革，编目工作也应走出藩篱，更多地共享各馆编目工作的先进经验。如果实施数据捆绑交换，各馆在接收与交换资源配套的书目数据时，也能从书目数据的编制中对交换馆编目工作的情况窥知一二。特别是从质量高的数据中能对该馆的编目规则和规范有所了解，如各馆对RDA条款的执行程度。这些信息对于接收馆学习借鉴他人之长，提高自身的编目水平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3数据捆绑交换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数据捆绑交换虽然对提升出版物交换工作的吸引力，更好地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数据捆绑交换的实施还需面对不少现实问题，也需要在操作层面探讨对策。

3.1交换双方编目规则林林总总

尽管1973年IFLA提出的 “国际书目控制计划”（Universal Bibliographic Control，简称UBC）明确将“世界范围内书目控制的组织、协调与合作”列为其主要内容之一，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一本书只编目一次”的目标［4］，但是长期以来，这种理想状态始终没有实现。各国编目思想激励碰撞，各国执行的编目标准更是林林总总。在UBC的影响下，ISBD著录标准家族陆续推出，但是作为编目规则的 《英美编目条例》（Anglo-American Cataloging Rules，简称AACR）只能作为地区标准影响英美的编目工作，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诸国仍然在编目上讲求本地化特色。2010年6月，以ICP为指导纲领、AACR2为前身、以FRBR为构建基础的国际最新编目标准 《资源描述与检索》（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简称RDA）正式面世，从它的名称就表达了征服世界、超越图书馆界的远大抱负。此后，研究和实践RDA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以美、英、加、澳为首的RDA编制国率先实施了RDA，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也一改传统，成了RDA忠实的推崇者。虽然编目规则趋同的趋势日益显现，但真正实现完全的统一尚需时日。

首先，RDA推出后，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表示认同和接受RDA，法国和俄罗斯等国明确表示暂时不会实施RDA。日本、中国等在语言文字方面与英美体系存在较大差异、本国编目传统深厚的国家，对实施RDA更是踌躇不前。所以目前真正宣布实施RDA的图书馆仅有十几个，并没有形成全球化的状态。其次，RDA推出后，那些支持实施的国家也纷纷制定了反映本地化特色的政策声明，这些声明明确了对RDA中诸多可选条款的执行程度。此外，从格式规则上看，MARC21尽管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是仍有不少国家还在编目中使用本地机读格式，例如，我国中文编目即使用源自UNIMARC的CNMARC格式标准。而且，MARC将被一种新的元数据标准所取代的呼声不绝于耳，书目框架计划的推出（Bibliographic Framework，简称BIBFRAME）更是让人们看到了可预见的未来。

综上，编目界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变革时期，各馆在编目上的操作很难取得完全的一致。数据捆绑交换的首要难题就是如何应对交换馆编目规则不同所带来的挑战。如果输出馆的编目员完全按各馆不同的政策编制数据，这要求恐怕难以达到。例如，国家图书馆的交换户有500多家，编目员不可能按500多种标准编制相应的记录。一是获得500多个馆准确的编目标准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是即使获得，编目员也不可能全部掌握这500多个标准。既然目前国际编目一体化的趋势明显，所以，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思路在于，输出馆的编目员尽可能编制符合国际通行标准的书目记录，对于重要交换户，编目员应通过OPAC等途径了解交换馆的编目特点，尽量在大的方面予以提供相关信息，而对细节予以忽略。例如，可按RDA的通行规则编制书目记录，重要的交换馆如果要求DDC分类号或LCC分类号，编目员可予以满足，但是一些编目细节可不予关注。再如，对于国外大多数机构，中文资源的编目往往采用多文种记录的编制方法，即书目记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按中文（非拉丁文字）转录的形式，另一部分是与之对应的拉丁化后文字表示的形式 （汉语拼音），即音译形式，两部分通过连接字段（880）和连接子字段（$6）相互连接，确保对应关系。而国家图书馆目前中文资源编目无论是内容规则还是格式规则都不符合国际上通行的标准，中文书目记录无法直接用于交换。因此，在捆绑数据交换中，为中文资源编制多文种记录是工作的重点。

国外交换馆交换给国家图书馆的资源以外文资源为主。由于外文编目一直遵循国际编目标准，因此与国外各馆编目差异相对较小，当国家图书馆编目员获得捆绑交换的数据后，按本地政策经过简单修改后即可直接采用。

3.2中外文数据库建设泾渭分明

在国际编目界，大多采用一体化目录的建设模式，即所有语种和所有载体的文献均采用统一的编目规则和方法，在一个数据库中编制书目数据，实行统一化的管理［5］。而在我国，中外文编目无论是内容规则还是格式规则都遵循不同的编目规则，形成了分立式的目录体系。国家图书馆的中外文编目状况是我国编目界的一个缩影，即中外文编目工作隶属两个部门，分别独立建设，彼此泾渭分明。

如前文所述，国外对于中文资源要求采用多文种记录的编制方法，而在国家图书馆中文数据的编制完全是本地规则，没有采用国际普遍的做法。外文编目虽然遵循国际通用规则，但是中文资源的编目不在外文编目的管辖权限。这种状况对捆绑数据交换工作的影响在于，中文资源对应的数据存在于中文书目数据库，采用中文编目方法，但是国外交换户对这种数据不能接受，中文编目员对中文资源采用多文种记录的编目方法完全不熟悉，也无法编制。而外文编目员虽然对国际规则有所把握，但是由于平时很少对中文资源进行编目，对多文种记录的编制方法也不了解。而且，另一方面，中文现成的书目数据无法直接用于交换，客观上造成了人力的浪费。目前，国家图书馆与OCLC开展中文书目数据上传的合作项目，在上传前也需将CNMARC的记录转成MARC21的格式，即多文种记录的编制方法。但是由于MARC21和CNMARC无法一一对应，因此转换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综上，笔者建议，能否将用于交换资源对应的中文书目记录利用转换系统转成基础MARC21数据，外文编目员再根据转换结果进行部分人工修改之后生成用于捆绑交换的数据。

3.3交换领域需要江山代有才人出

国家图书馆编目业务庞大，编目员往往仅负责某个文种（英、德、日、韩等）或某种载体（印刷型资源、电子资源、缩微资源、音像资源等）或某种发行方式（专著、连续出版物、集成性资源等）资源的编目工作。这样，编目员工作比较单一，专业性强，但是对于数据捆绑交换来说，这种专一型人才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用于交换的资源除纸质图书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类型、其他载体的文献，仅掌握单一编目技能的专才无法完成所有交换资源的编目工作。其次，平时仅熟练掌握本馆政策的编目员视野窄，无法放眼全球编目发展，从众多琳琅满目的编目本地规则中握其本，舍其末，以“万变不离其宗”的能力编制捆绑交换的数据。捆绑交换数据的编制呼唤编目全能型人才的培养。笔者建议，目前从事出版物交换的人员可作为培养对象，对他们进行专业编目培训，使其掌握综合编目的方法，特别是编制多文种记录的方法。而对于从交换馆获得的捆绑数据则按照文献所属工作范围交至相关人员处理即可。新的工作需要培养新的人才队伍，不仅要懂交换、懂服务，还要懂编目。

4结束语

出版物数据捆绑交换是全新的工作领域，虽然有理论上的支撑，但更需要实践的检验。任何工作在新形势下都变得不再孤立，需要融合更多的环节和要素。出版物交换和编目两个在图书馆一直各自独立的工作，今后将在捆绑数据交换的聚合下带给用户新的体验。

［1］李伟，马静.公共外交视角下的出版物国际交换策略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15（3）:169-172.

［2］出版物国际交换与捐赠.［EB/OL］.［2015-12-22］.http:// www.nlc.cn/chubanwu/jhyw.html.

［3］黄亮，李伟.中美国家图书馆出版物国际交换比较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5（5）:125-130.

［4］倪莉.国际书目控制：历史和未来的分析［J］.四川图书馆学报，2000（2）:47-49.

［5］罗翀.试论国家图书馆外文文献资源RDA本地政策声明设计思路［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5（3）:50-54.

（编发：王域铖）

The Conception of Exchanging Publications with Cataloging Data in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LUO Chong，LI Wei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is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document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an effective supplementary channel of document acquisition，which specialized in enriching collection and perfecting the system.Facing the new circumstance of library digitalization，our publication exchange pattern needs to be transformed not only in exchange scope but also in user service.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ossibility of carrying out data binding in practical work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also analyzes the challenge and countermeasure on data binding exchang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cataloging data exchange

G253.3

G253.3

A

2095-5197（2016）03-0040-04

罗翀（1976-），女，硕士，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信息组织；李伟（1983-），男，硕士，馆员，研究方向：出版物交换理论与实践。

2016-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