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立遥

城乡话语体系下的城镇化路径选择

阮立遥

近年来，贵州省剑河县供销合作社充分利用供销合作社社员股金服务社平台，采取“信用社+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贫困户”的发展模式，解决贫困户在获得“特惠贷”扶贫资金帮扶后，资金无投向的问题，实现助农增收。

城乡问题起源与解决路径

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始终与这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进入新中国后，农业依旧是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一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是打响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枪。然而，在之后的数十年中，城乡之间的差距却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拉大，甚至在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了惊人的3.36:1。在居民收入水平、教育、卫生、文化、交通、就业等方面，城乡之间形成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城乡之间的割裂已经成为时下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社会问题。

事实上，农村在现代化过程中，长期处在一个“稳定器”与“调节器”的位置上，甚至早于改革开放。尤其是在中国建国初期，在没有足够资金的情况之下面对发展重工业的要求，中国只能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通过征购制度将财富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在长期的输血之下，农村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农业剪刀差更是分去了农村极大的一块收益。在改革开放之后，农业部门改革对于经济推动力的释放殆尽，与城市工业部分的飞速发展，更是彻底拉开了城乡的差距，最终形成了当代日益严重的城乡问题。

城市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对理论构建的影响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开始着力推动城市化，城市被赋予了现代文明终究形态存在的重要意义，农村成为了“问题”的同义词，城市化成了解决问题的出路。因此人们往往认为中国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农村，全域都市化。而这种认识，使得我们在考虑发展问题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将农村看低一等，并会简单以为，农民升级为市民，农村升级为城市，中国的问题就将解决。这种以城市为建设的核心，以城市为最终发展方向的情况，即为城市话语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城市话语体系又是如何构建而成的呢，其存在是否是合理的呢？建国初期的重工业化有不少中外学者曾将重工业化归结于“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却没有考虑到当时整体的背景。重工业的发展既源于历史逻辑，又源于经验借鉴，从历史上看，中国近代以来的烂摊子留给共产党的是几乎为零的工业积累，从经验角度来看，苏联凭借重工业抵挡住了纳粹德国，也反映了重工业的重要作用。因此，大力发展重工业的思想，使与重工业息息相关的城市成为了政策青睐的对象，农村的发展临时让位于城市，优先发展城市是这个时代的特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殊时期的政策竟被视作长久的政策，以城市为主导的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改革开放之后，农业部门改革对于经济推动力与城市工业部分的飞速发展彻底拉开了城乡的差距，形成了某些“唯城市主义”倾向。

在未来的发展之中，农村是需要“升级”成为城市，而不是最终成为和城市平等的存在。城乡之间的鸿沟是由于城乡之间本身属性所决定的不可逆转的存在，无数问题也被强行视作了农村病症。以城市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建成所造就的城乡关系，城乡差距不是城乡本质天然优劣所导致的，而是历史遗留的产物。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少学者将特殊时期政策视作长久政策，将城市视作所有地区发展的终点，更是加剧了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这种以工业化与城市化为主的观念，站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抑或是城市的角度，或许并没什么问题，但是它对于农村的漠视，使得中国近半的农业人口丧失了他们在政策制定与理论构建上的话语权，成了任由“科学发展”的城市所摆布的玩偶，这无疑是十分可怕的。没有站在农村角度的合理规划，仅仅寄希望于城市或者都市的所谓“辐射农村”或是转移人口，中国城乡问题将难以有效根除。

城乡话语体系的兴起与城乡一体化

显然，城乡一体化理论之所以能够确立，本质是现实倒逼政府改变旧有工业化思想的结果。在过去的实践中，依靠以城市为单一核心的话语体系制定的政策，在近年来逐渐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以城市为单一核心的话语体系所制定的政策的实效，使得政府与学界开始反思，从而促使了新兴的话语体系的产生，即所谓城乡话语体系。

城乡话语体系与城市单一话语体系的区别在于，城乡话语体系不再将城市看做乡村的进化版，而是首先承认了乡村与城市的平等性，并有耐心地站在农村角度考虑问题。换而言之，乡村有了表达诉求的权利，而不再单纯受城市摆布。乡村被纳入话语体系之后，政策的制定者才有机会去倾听农民的心声。而随着城乡一体化，就地城镇化代替了异地城镇化成为了主流，离土不离乡也受到了广大农民的好评。

城乡话语体系的兴起，意味着中国数亿农民与广大农村摆脱城市的阴影，可以名正言顺地提出其自身独立的发展要求。中国的发展除了提高经济水平之外，也必须开始将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作为目的，且这种提高将尊重农民的个人意愿，而非以城市标准的提高武断地施加于农民头上。

城乡话语体系下的解决路径选择

考虑到当下的中国国情，在城市方面需要产业结构转型，解决大城市病与环境污染，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在乡村，则需要解决农民收入、教育资源、卫生环境等与城市差距较大的资源缺乏问题。因此，脱离农村考虑城市，抑或是单独考虑乡村脱离城市，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城市层面，可继续发展都市群。但在都市化的同时，还应保障城乡一体化的同步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城乡一体化可以从就地城镇化的形式开展。然而，这可能会迎来两个方面的质疑，第一，如何规避肆意城镇化导致的资源浪费与产能过剩，第二，如何确保就地城镇化健康平稳的长期有效发展？90年代的盲目城镇化殷鉴不远，就地城镇化能否成功也确实引起了很多人担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地城镇化与之前的盲目城镇化不同之处在于，就地城镇化首先是与都市群进行配套的，这也就意味着就地城镇化的产业结构将根据都市群的区位分工合理有效的构建，这就很好地保证了资源与产出的配置，确保了就地城镇化的当地乡镇企业长远的发展，并充分发挥了都市群减少资源耗散的优势。其次，就地城镇化以县城为依托，既聚集了农村分散的人口，也照顾了农民的乡土情结，达到了离土不离乡的效果，使得农民在情感上自发投入。

作为综合都市群与城乡一体化下的就地城镇化的实践，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可视为样本。依托中国三大都市群之一的长三角城市群，在推动就地城镇化方面，海盐县从农民权益城镇化、就业方式城镇化、公共服务城镇化三个方面入手。在权益方面，海盐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围绕村集体资产股份收益权、集体土地承包权、集体土地经营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房屋所有权等“五权”，开展了以确权、赋权、流转、抵押、置换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使农民的“死资产”变成“活资本”，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解除农民的束缚，让农民在城乡之间自由迁徙。海盐县规定，在农民已有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基础上，增加集体资产股份收益权和农村房屋所有权。即以户为单位对承包土地确权颁证，每家土地都固定，并可以继承。对农房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农房成为农民的重要资产，可以抵押贷款。在此之后，推进农房改造集聚，加快现代新市镇和城乡一体新社区建设，即所谓“两新工程”。以该县百步镇得胜村为例，该村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启动实施以来，274户农户搬迁集聚至附近的农村新社区之后，不仅改善居住环境，同时确保了土地收益。

在就业方面，依托长三角都市群，海盐县建立了四大工业园区，并在交通上确保与上海、杭州等地的畅通，以此发展物流。海盐的乡镇企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2014年，仅海盐县下辖的百步镇的乡镇企业个数就达到528家，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80%，占总常住人口的50%左右。

在公共服务方面，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全覆盖。海盐县规定，对年满16周岁的农业人口，凡未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全部纳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范围，覆盖率达97.6%，从制度上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城乡全覆盖。全县实行统一的城乡居民合作医疗筹资标准，参保率达99.37%。海盐县还将外来打工者纳入新市民，享受同等待遇。海盐县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村村通公交”，并不断加大教育、卫生、文化等建设，注重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在海盐县发展的过程中，尽管没有大量的人口迁移，城镇化水平却在不断提高，居民的生活指数更是在不知不觉中向城市靠近，说明城乡一体化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发展，在发展中逐步达到城与乡的靠近，最终达成完美均衡。

当然，海盐样本中也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作为处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浙农村地区的乡镇，海盐等地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备，劳动力市场充沛，且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显著，城乡人均收入仅在2:1左右徘徊，远低于其他地区；第二，中国仅有的三大城市群都位于沿海地区，其辐射范围远远不能涵盖全国。这就使得海盐样本以及其代表的都市化与就地城镇化发展的方式对于中西部乡村的借鉴作用有所缩减，但其本质上的就地城镇化思路，依然值得学习借鉴。

因此，出于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对于较为贫穷的中西部乡村，同样应当鼓励合理的城市化，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内陆地区的都市群。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则同样可以推行城乡一体化下的新型城镇化，依托附近城市的主要产业结构，合理规划。与以往城市化不同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并非只是城市单纯的输血工具，而是同样可以依据离土不离乡原则，鼓励散落的农民聚集到家乡附近的乡镇，在减少因分散造成的资源耗散的同时，以乡镇为单位提供优质的公共设施与科教文卫机会。

综上，城市化、都市化与城乡一体化之争源于乡村的定位以及话语权由城市独掌与城乡共掌的分歧，而当以中国现阶段发展要求为依据，确立了城乡双重话语体系之后，城市化、都市化与城乡一体化的争斗也在无形之中消解了。城乡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站在城市与农村的双重视角下，以城乡共存而城淘汰乡为最终目的，合理运用三种方法，因地制宜，在内陆地区合理发展城市化并朝着建设都市群努力，在现有都市群的作用下有效促进周边乡村与中小城市发展，在农村层面有效运用城乡一体化与就地城镇化，最终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城乡生活水平的趋于一致。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