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平海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教学科研部，江西 井冈山　343600)



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工作及其经验借鉴

□贺平海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教学科研部，江西 井冈山343600)

[摘要]两万五千里长征征程，各级党组织和红军各部队在陌生的环境中，根据群众工作对象的新情况，积极寻找新的工作思路，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为长征胜利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长征胜利也是党的群众工作的胜利，长征中的群众工作经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长征；群众工作；借鉴

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工农红军，开始了漫漫两万五千里长征。各级党组织和红军各部队，面对严峻形势和陌生复杂的环境，坚持和发展党的群众工作路线，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为长征胜利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完成了史诗般的战略大转移。8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途中积累的群众工作经验，对当前的群众工作仍能起到重要借鉴使用。

一、红军长征中群众工作面临的新情况

红军长征中，群众工作是时刻处于流动行军作战的过程中，没有足够的时间做群众工作。长征沿途的群众缺乏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了解，不仅不支持红军，反而受反动宣传影响，对红军怀有深深的敌意。所以，从长征开始，实际上党的群众工作就面对着有别于以往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长征初期“左”倾错误的消极影响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把群众工作完全推给地方政府，对群众工作听之任之，不管不问，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削弱了党的群众工作，挫伤了群众工作者的积极性。

忽视群众工作让红军在长征准备及行军过程中处处被动、步步艰难。在准备阶段，有关长征的事务，严格保密，“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1]P263。长征，是事关红军乃至中国革命的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然而，如此重大决策并未在一定范围内讨论及征求意见，仅仅是极少数几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做出这样的决定。长征开始后，“左”倾路线执行者仍然没有把抓好群众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不仅没有对广大干部群众和官兵进行宣传解释，没有告诉广大干部和群众离开根据地原因及长征的目的地在哪里？长征初期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造成红军长征途中处处被动挨打。“左”倾错误领导人听不进指战员的合理化建议，一意孤行。由于决策错误和战斗中的错误指挥，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左”倾错误路线的恶劣影响，连续的作战失利，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红军指战员们的革命士气。

(二)长征沿途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缺乏了解

红军在长征中经过的地区大多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区域，且有不少地区属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地区。这些地区远离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核心区域，没有受过革命风暴的洗礼，党对这些地域的群众影响力较弱，群众对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等了解甚少。《红星》报指出，当时的主要困难在于红军不仅得不到如苏区群众那样的拥护、欢迎，而且还可能遭到被欺骗群众的敌视。对于当时群众工作的困局，许世友深有感触：尽管党和红军在发动群众和开辟根据地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因该地区系汉人和藏民杂居的地方，社情极其复杂，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和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的煽动下，民族隔阂较深，使我们红军在这一地区难以站稳脚跟”[2]P847。由于当地群众缺乏对共产党和红军了解，“要他们能够很快地从本质上理解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是很困难的”[3]P257。在这种艰难情况下，红军必须比以往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深入群众中间，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把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

(三)长途行军和流动作战增加了群众工作的难度

中央苏区时期，群众工作具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地域和工作对象，而红军在长征中长期处于流动和被“追剿”的危险环境中，原有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存在着不适应新问题新情况的方面，群众工作能力也有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发展要求的情况。

第一，缺乏在白区开展群众工作的经验。长征初期，大多数地方工作部与中央工作团的同志，是直接从事群众工作的干部，他们是在长期的苏区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干部。他们在苏区的群众工作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有较为成熟的工作模式和有效的群众工作方法。但在白色区域的群众工作中，出现了不适应新形势的情况。如在对白区群众宣传政策时，态度过于直接简单。在发展红军队伍时，采取强迫手段或用“当红军有猪肉吃”等口号来宣传群众等。第二，不能完整理解党的群众路线和政策。红军战士大多来自贫苦农民，识字不多，对党的群众工作政策难免理解不到位、执行不到位。有些沿途入伍的新战士，既不完全理解红军的主张，又不习惯红军部队严格纪律的约束，因而他们不仅不能严守军纪，更有甚者还有抽鸦片烟等不良现象，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不良影响。第三，没有充足时间做细做实群众工作。长征途中，红军队伍最主要的活动就是行军、打仗。军情吃紧时，连正常休息的时间都难以保证。红军很难在某一个地方久留，相当多地方仅是匆匆而过，没有条件和机会接触群众、宣传群众。《红星》报曾提到，“我们没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以及建立地方党与群众组织的基本工作。”[4]这是当时群众工作条件的真实描述。流动作战的环境改变了群众工作的外部条件，考验着党已有的工作方式。

(四)国民党反动宣传的恶劣影响

长征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忌惮红军的群众工作。为最大限度削弱红军对沿途群众影响，无所不用其极。愚民政策是其惯用手段，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人民维护反动统治的固有手段。往往在红军到达某地之前，国民党军队就展开其反动宣传。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用恶毒语言诬蔑、丑化红军。在四川，四川军阀邓锡侯部大肆诬蔑红军“普烧普杀”、“共产共妻”、“青面獠牙”、“头长八只脚”、“专吃人脑花和小娃娃”等。在彝区，伪保长和甲长们对群众说：“红军来了要共产，共产党不管什么人的东西统统分个精光”，并强迫群众远离家园。受此宣传，部分群众把红军当成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对红军既深深恐惧又满腔敌意。红军过境时，要么是整个村寨没有人烟，要么群众用武力袭击红军队伍。在湘西大庸，“由于国民党的造谣、欺骗，群众对我们还不很了解。我们刚去时，群众大都躲着我们。我们把地主劣绅的浮财分送到群众家里，他们不敢要，向他们打听哪家是恶霸，哪家是劣绅，他们不敢说”。红军到达越嵩县时，“人们都传说着红军要来了。有人说红军是专整国民党和财主们，为天下穷人办好事的；也有说红军是杀人放火的……。难道世上真有专整国民党，替受苦人出气的队伍吗？”[3]P248可见，群众受反动派欺骗宣传影响之深，以至于贺龙等军团首长在与藏民接触中，问他们为什么跑上山。藏族头人们回答：以往汉族官员说红军青面獠牙，杀人放火，破坏寺庙。现在亲眼所见，红军是好人，以往汉族官员完全是对红军造谣中伤。红军所到之地，大多为偏远山区，和外界接触较少，消息十分闭塞，往往容易被反动言论所蒙蔽。

二、拨乱反正，遵义会议确定正确群众工作路线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党中央撤换了错误路线领导人，重新确立了新的领导集体，并及时拨乱反正，逐步清除错误路线在党内的恶劣影响。在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下，群众工作重新走上正轨。

1935年1月15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红军对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联系，必须更加密切与打成一片。极大的加强对地方居民的工作，红军应该是苏维埃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目前的环境要求党与红军的领导者用一切努力，具体的确实的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5]P24在对博古《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的集中讨论中，“红军总司令朱德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党中央统治中央苏区以来，把红军的三大任务改作单纯的打仗，不做群众工作，不筹款，使红军脱离了群众，又得不到给养补充”[6]P37。遵义会议初步纠正了党内的“左”倾错误，恢复了毛泽东正确的群众工作路线，强调了正确的群众路线和扎实的群众工作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在遵义会议精神指导下，各级党组织和红军各部队积极采取措施，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党的群众工作重新活跃起来，在一线从事群众工作的同志们重新振作起来，鼓舞了士气，坚定了做好群众工作的信心。遵义会议既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也同时是长征时期群众工作的重要转折点。自此，群众工作开始了新的篇章。

三、重振士气，做好红军指战员思想工作

各级基层党组织和红军各部队是长征途中克敌制胜的主力军，也是直接做群众工作的主力军，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提振其士气是提高他们做好群众工作积极性的前提。丢失根据地和长征初期连续的战斗失败，让红军指战员士气低落，由此产生的怀疑、焦虑情绪在一定范围内蔓延。部分指战员丧失信心，信念动摇，甚至出现士兵逃亡现象。长征亲历者在回忆录中提到，“战士们回到自己住地，各种议论和不满情绪就更多了，部队开始出现了逃亡现象。各级领导干部心里也有疑问和疙瘩，所以尽管日夜奔忙在连队做说服动员工作，也无济于事，也说不出多少道理，只得硬着头皮反复地对大家说：‘要相信党的领导，相信革命最后一定会胜利’。这些本来很能鼓舞人的道理，这时显得那么平庸无力。”[7]P121-122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近来落伍人员太多，有真正失去联络的，有借故掉队的，不一而足，对我之行军计划真是莫大障碍。”[8]P325

为解决红军内部思想混乱、士气低落的问题，党中央和红军总部要求各部队和各个方面加强对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宣传教育和鼓动工作，克服思想上的怀疑和焦虑情绪。1934年10月10日，总政治部发文要求各部队“进行充分的政治教育与鼓动，提高部队的攻击精神”。要“以紧张的政治工作，发扬部队高度的战斗情绪与攻击精神，争取当前进攻战斗的完满胜利。”[9]P396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要“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大的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坚强他们作战的意志与胜利的信心。……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10]P151总政治部发布文件指示各部队，“针对着对我们行动的误解与曲解，在各连队战士中解释我们的胜利以及目前的形势与任务。”“要反对一切惧怕敌人无战斗决心与战斗勇气而企图避逃敌人的逃跑倾向，……放下肩担苟安休息的情绪”[11]P89。各级党组织和红军各部队广泛宣传遵义会议精神，宣传中央和红军总部的各项指示精神，让广大红军指战员明确了奋斗方向，找准了群众工作的着力点。加之战场上逐步扭转连战连败的颓势，广大红军指战员看到了胜利的希望，重新提振士气，坚定了长征必胜的信念。

四、增进理解，做好沿途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

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区，当地群众大多对共产党和红军队伍缺乏了解，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加剧了当地群众对红军的怀疑、焦虑和恐惧，造成红军在白区无论是行军作战、粮食和弹药补给、还是兵员损耗补充方面均困难重重。做好沿途地区群众工作是克服困难、摆脱国民党军阀队伍围追堵截并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出路。

(一)认真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1934年10月9日，总政治部指令指出：要“使每个连队的地方工作干事与‘地方工作组’能积极的进行居民工作。……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特别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领导群众斗争。尽可能的应在沿途建立秘密的群众组织与党的支部”[12]P12。

《红星》报作为党中央、中革军委主办的唯一报纸，担负起宣传群众的重要责任。1934年11月4日，《红星》报发表社论《红军是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社论指出：群众工作中宣传与组织仅仅停留在“满足一般口号”，习惯在苏区群众中进行工作，不适应在白区进行群众工作。红军现实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应该“首先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开始，然后逐步进入到苏维埃的基本主张的宣传”，“建立地方党与群众组织的基本工作”。

行军途中，红军战士为了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和策略、苏维埃的各项政策，沿途书写标语，画漫画、散发宣传品。红军长征经过的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至今还保留着许多红军在长征中散发的宣传品。红六军团长萧克对此深有感触：“我们进入贵州，那里群众没有受到我党和大革命的多少影响，对我们不大了解，有时碰到很多笑话。”[13]P330通过积极宣传工作，广大群众懂得中国共产党是为着穷人的，中国工农红军是穷人的军队，转而对党和红军以无私的支持。萧克认为红军队伍不断壮大、胜利进军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和红军纪律，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财物，得到广大群众拥护”[14]P352-353，真正让群众明白共产党和红军为谁闹革命，为谁打仗。

(二)严明党的群众纪律

严明的纪律，让红军队伍对群众利益秋毫无犯。每到一地，即便寒冬腊月，大多数红军指战员仍然能顶风冒雪，坚持住在群众的屋檐下或露宿街头、路边，尽量不打扰当地群众。

1934年10月27日，《红星》报发表了《加强连队的地方工作》，文中强调“各连的地方工作组应当经常注意纪律的检查……以自己遵守纪律和坚决执行苏维埃政策的模范，给居民一个强有力的现实的亲眼所见的经验。”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以“违反纪律脱离群众的家伙——一个枪毙，一个罚做苦工”为题，公布了某部战士行军时，故意滞留在后方，枪杀群众的猪鸡，乱拿群众的东西，经察觉纠正，竟不服从命令，仍故意自由行动，破坏红军纪律，经上级机关批准，对其执行了枪决。某部工兵连指导员私拿土豪谷子换鞋子，自行没收土豪财产，被撤职并罚做苦工。

红军指战员严明的群众纪律，就连国民党官员也不吝赞美之词。在转战川黔边期间，红三军的表现，让国民党沿河县邮政局局长戴德初惊叹不已，在写给贵州省邮政局局长的报告中，他叙述了红军攻打沿河时的所见所闻：“该‘匪’内部组织异常完密，命令贯彻，士卒强悍，官兵享受一律平等，纪律之佳出人意外”。

严格群众工作纪律，让广大群众从各级红军指战员的实际行动中，认清了革命队伍是为穷苦百姓利益着想的，是真正属于穷苦人的队伍，因而消除了对红军队伍的恐惧感，为群众工作顺利开展扫除了心理障碍。

(三)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

土地问题从来都是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根本问题。各级党组织和红军各部队在长征经过的地方，只要条件允许，都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让当地群众分到土地。

长征时期，各路红军部队在西南诸省区中，以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有400余天，先后创建了黔东、黔北和黔西南三块革命根据地，并在各根据地开展了广泛的土地革命。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各地根据具体情况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总结经验基础上，相继制定颁布一系列文件。如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颁布的《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农村工人保护条例》等文件；遵义县革命委员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告农民书》、《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等文件；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颁布的《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公告》等文件；这些文件回答和规定了土地革命的基本问题：没收什么样的土地？如何分配土地？土地革命中的基本遵循是什么？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正确执行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合理分配土地保障农民利益，顺利开展土地革命起着重要指导作用。

土地革命开展以后，贵州大部分地区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当地土豪劣绅统治受到沉重打击。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满足了农民对于土地的基本需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投身革命、支持革命积极性。根据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于1934年12月制定的扩大红军工作计划，根据地内广泛开展了扩红运动。在“保卫分粮分田胜利果实”“工农武装上前线”等口号鼓舞下，根据地内涌现了大量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报名参加红军的动人事迹。各级苏维埃政府也制定了对红军家属的优抚政策，坚持给红军家属分好田，农忙时派人帮助代耕等等。

五、重视民族工作，做好少数民族群众团结工作

红军长征经过的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今属四川)、甘肃、宁夏等省(区)，历史上生活着壮、瑶、苗、土家、侗、布依、仡佬、彝、白、纳西、傣、羌、藏、回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世代生活的区域也是长征途中环境最艰苦、斗争最激烈、战斗最频繁的地区。离开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红军难以走完漫漫征途。因此，必须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工作，争取少数民族群众对革命的支持。

(一)制定和宣传党的民族工作政策

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合乎实际的民族政策并开展积极宣传，以便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理解它、接受它，让党的民族政策在民族地区“生根发芽”。

1934年11月，红一方面军进入广西前夕，中共中央预见到民族问题在战略大转移中的重要地位，随即告诫各军团：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对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瑶苗民族中各族的原则指示》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不知疲倦地解释汉族的劳苦群众同样受着帝国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军阀、官僚、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压迫。”[14]P981。1935年5月19日，为提高红军指战员对民族工作的认识，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指出：“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广大的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要“利用少数民族对于刘文辉及当地汉族统治者的仇恨，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口号，动员他们帮助红军，反对刘文辉及当地的汉族统治者”，“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15]P344-345。

为方便少数民族群众了解党的民族政策，各个方面制定了具体详细的措施。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瑶苗民族中各族的原则指示》明确提及“各级政治部必须照各地不同的环境与不同的情况，加以具体化通俗化”[15]P982。《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指出：“最近我军经过之地，地瘠民贫苗民甚多，各部队更应向战士详细解释，严格督促”[15]P992。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关于党在番人中的工作决议》，决议指出，番人工作“一开始首先就要去细心了解番人里边的政治经济状况，……根据这些实际材料，要立即提出适宜于当地群众要求的口号和斗争纲领”[16]P36。1935年5月下旬，为了顺利通过彝民聚居地区，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17]P29。布告以生动的形式，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方式既揭露了国民党军阀的罪行，又向群众宣传了党和红军是怎样的党、是谁的队伍。

(二)严守民族工作纪律

少数民族因为自己独特的民族风俗习惯受到歧视和侮辱，加之封建剥削制度和大汉族主义的长期剥削压迫，造成少数民族内心深处的民族隔阂。红军的群众工作从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严守群众工作纪律入手，成功找到化解开民族矛盾、民族隔阂的“金钥匙”。

红军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全体指战员做到“严格的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绝对地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16]P344-3451935年9月底，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规定指出：“遵守回民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红军的模范纪律，是有重要和决定的意义，红军必须严格遵守颁布的对回民之三大禁条。三大禁条：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各级政治部必须经常检查与督促执行，如有违犯应给以纪律制裁。”[18]P939

长征途中，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带头遵守民族工作纪律，自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贺龙总指挥给红二方面军下命令：帮助少数民族剿匪；不经房东许可不得进屋；对少数民族的衣着不得干涉。吴焕先、程子华率领红二十五军进驻宁静县兴隆镇，该镇为回族群众聚居区。为了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军政委吴焕先对部队进行了民族政策教育，并严令队伍：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打回族的土豪，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荤。要求部队注意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注意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

红军队伍严守民族工作纪律，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赢得各少数民族群众的理解和信任。这是党和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保证。

(三)争取群众武装群众

少数民族群众一直是红军争取的重要力量，既可以直接壮大红军队伍，又能扩大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也成为国民党和少数民族地区反动势力极力威胁拉拢的对象。积极争取少数民族群众，沉重打击反动势力，是摆在党组织和红军部队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何最大限度争取少数民族群众加入红军，成立少数民族自己的武装？总政治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对少数民族群众加入红军、组织武装队伍，基本的态度是既欢迎，又要加强政治教育。《关于瑶苗民族工作中的原则指示及对苗瑶民的口号》指出：“我们欢迎瑶民同志大批地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为着瑶民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19]P84《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中提出：“政治部对于这些分子在生活上、政治教育上都应加以特别的注意，在人数较多时，应成立某个少数民族的单独的连队，并特别注意与培养他们自己的干部。”[16]P344而在少数民族武装组织方面，可根据少数民族群众独特习惯，具体考虑。在《夏洮战役政治保障计划》中规定：“红军对于回、番及其他少数民族新战士，为估计其习惯，可以成立单独的连队，而派得力的干部去工作。”[16]P635

各地党组织结合具体情况，颁布了具有针对性工作指导文件，以动员并教育群众。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关于党在番人中的工作决议》强调：“应当用一切方法动员番人参加红军，同时组织番人自己的红军、游击队、自卫军。这些民族的军队中间，必须以本族的穷苦群众做领导骨干，同时要设法选择穷苦番人中的积极分子到红军大学受训练，养成番人军队中的干部。”“对于番族中原有的武装组织，只要他赞助番族的独立解放，愿意打国民党军阀，我们可和他们建立有条件的军事同盟，派人到里边工作，逐渐转变他里边的领导成分，并加强对里边的政治训练。”[17]P40

各少数民族群众在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实际行动感召下，逐渐认识到只有红军才是为各族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军队，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获得解放。各族群众主动要求加入红军队伍，各地掀起了扩红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长征中四川参加红军的各族青年达4.5万多人，居各省首列。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在云、贵、川扩充了近两万人。云南的宣威、会泽、曲靖、祥会等地有彝、苗、回、白等族新战士两千多人。甘肃也有上千回族青年参加红军北上抗日。羌族土司安登榜，深受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教育和感染，毅然放弃家业率200名羌族勇士随红军踏上征途，成为红军中唯一一位土司出身的指挥员。

红军部队的民族工作，引起了国民党军队高度关注。1935年3月，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在一份抄发高珙十二县联团办事处电呈的训令中供认：红一方面军入川后“实施不住民房，不拉民伕，赈恤贫乏”的政策，与川军、民团“征发便利，拉伕指价”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川南各族人民，“不畏匪(作者按：指红军)而畏团队”，使蒋介石大为惊恐。他在三月六日给刘湘、潘文华的密电中，严令刘湘、潘文华整顿军队、民团，借以消除红军在各族人民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六、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做好团结信教群众工作

少数民族大多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红军经过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多信仰宗教，藏族信仰佛教，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白、瑶等族信仰道教，苗、彝、傈僳等族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等。宗教观念深深扎根于信众的思想意识中，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左右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每家番人都有精致的经堂、经书，无怪乎捣毁了他的经堂比挖他的祖坟还要厉害，要和你拼个死活。”[17]P208因此，能否真正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尊重信众的宗教情感，是决定红军能否赢得宗教信众支持的关键。宗教工作稍有疏忽或者怠慢，必将影响红军队伍和宗教信众的关系，甚至招致二者之间严重对立。

(一)充分重视宗教工作，制定严格宗教纪律

红军各部队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之后，就注意到少数民族群众中宗教信仰问题，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严格的宗教政策。总政治部《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强调：“在宗教问题上，我们仍然应该不侵犯其宗教自由，但人民有信教的自由，同时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17]P454根据长征以来积累的经验和宗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总政治部把涉及宗教问题的工作方法细化。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的哈达铺、通渭回民区。到了甘南之后，红一方面军颁布《回民区域政治工作》规定：获得许可后，才准进入回民乡村宿营，否则应露营；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自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各部在回族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20]P305。总政治部颁布的《关于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明确规定了一些具体措施：保护喇嘛和喇嘛寺以及经书神像；喇嘛寺土地不没收，可以出租；信教自由，不得强迫信教，已当喇嘛的，有还俗的自由，并可分得土地；政教分离，喇嘛寺不得干涉政府行政，但喇嘛个人有参加政权的权利等[17]P494。

(二)尊重宗教习俗，保护宗教活动场所

宗教习俗因宗教信仰而产生，宗教色彩浓厚，也因约定俗成而为民间所接受。宗教习俗渗透着信众的宗教情感。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习俗，就会伤害这个民族的感情。寺庙、观宇、教堂、清真寺等宗教活动场所，对于宗教信徒来说是极为神圣，容不得任何人亵渎。尊重信教群众宗教信仰就必须尊重其宗教习俗，保护宗教活动场所不受破坏。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藏区以后，派人调查当地藏民的风俗、语言、宗教、禁忌、人口、经济等方面的情况，整理资料发给各个部队。要求各个部队要尊重藏民的风俗和信仰，不得进入喇嘛寺庙，不动藏民供奉的神像、神龛、香炉等，不准撕毁藏民贴在门上封门的“神符”和插在房顶、寨边、山上的经幡，确保藏民的宗教习俗不受亵渎。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要求各部队“遵从回、番民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信教自由，男女一律平等”。“对回民清真寺应遵守他们的规矩，不准随便进行东摸西搞，一切要切实遵守他们的风俗习惯。对回、番妇女更要绝对遵守她们的礼节”[17]P22。总政治部发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全体指战员“绝对地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如回教之不吃猪肉，夷民的男女授受不亲，黑夷之敬重灶君等等)。”[16]P344

1936年2月7日，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关于处理公共机关的决定》指出：“下列各机关不论其如社会团体或个人的均不得没收、侵扰与驻扎部队，并应保护之……宗教机关如喇嘛寺、清真寺、群众有相当信仰之庙宇，同善社等。”[21]P2681936年3月，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炉霍县为保护白利喇嘛寺发布布告：“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扰，违者严办切切此布。”红三十军在甘孜地区发布了保护寺院的布告：“此系合则觉母寺院，凡一切人等不得侵扰，此告。”

1936年4月25日，红二、六军团进入滇、康交界的中甸地区。在休整期间，贺龙等领导人还亲自到此地最大的中甸喇嘛寺拜访喇嘛，向他们赠送了“兴盛番族”的锦旗。红六军团进入定乡县城时，对喇嘛寺也以礼相待，不准部队进驻喇嘛寺。红六军团肖克、王震等军团领导还亲自到喇嘛寺去参观访问，赠送礼物。

(三)团结宗教人士，打击反动宗教势力

红军途径地区少数民族的宗教人士，尤其是上层人士，如伊斯兰教的阿訇，藏传佛教的大喇嘛、活佛、堪布等，被信教群众视为神灵的使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在社会生活中，宗教界上层人士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对宗教信众的各项工作。因此，争取和团结宗教界上层人士并通过他们出面去做信教群众工作，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白利土司家庙主持活佛格达，是格鲁派的虔诚信徒。红三十军所部进驻白利寺土司官寨前夕，他听信诺那对红军的污蔑宣传，悄悄在寨子里隐藏起来。红军进驻后，他见红军秋毫无犯，保护寺庙，渐渐打消疑虑。当他从几位红军领导干部口中了解了红军宗旨后，甚为感动，对他的随员来来说：“我作为活佛，是用佛经超度人民的灵魂到极乐世界中去，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穷人。”[22]P360他亲自出面召回逃匿深山的村民，要他们安心生产；动员白利寺所属农奴，把粮食拿出来支援红军；到附近的更龙、亚拉等喇嘛寺，宣传红军宗旨，要求他们尽力支援红军。朱德总司令到了甘孜后，亲自到白利寺看望格达，鼓励他为藏族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一九五〇年西康省解放不久，格达活佛受中央委托前往西藏做噶厦地方政府的工作，于昌都圆寂，为西藏和平解放贡献了宝贵的生命。

七、长征中群众工作的启示

长征时期，红军各支队伍从相对稳定的根据地踏上新的征程，面对陌生环境和从没有接触过的少数民族群众和宗教信众，各级党组织和各红军队伍解放思想，创新群众工作方式、方法，赢得沿途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今天，长征过程中的群众工作经验还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对处于大变革时代中国的群众工作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群众工作的“法宝”

毛泽东曾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把人民群众看作是伟大历史的创造者，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在历史进程中的重大贡献，重视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并在群众工作实践中，形成党的群众路线，发展了党的群众工作理论。强大的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的根本条件。中国的革命成功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最好的明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同样不能放弃群众工作这个“法宝”。习近平同志说，“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

(二)任何情况下群众工作都是打开困局的“金钥匙”

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顶层设计力度，在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领域推出多项重大举措，全方位深入推进改革。种种改革措施的背后，是全社会范围内利益格局的深层次调整。一种改革措施出台，会让一部分群体收益，同时可能使另一部分人利益受损。因此，相关改革措施可能会引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甚至引起激烈的群体事件。除继续完善制度设计外，做好群众工作就是打开改革困局的基本保证。当前，应该让广大群众正确对待和处理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国家深化改革的大局。因此，要做好群众工作，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

(三)群众工作要根据时代情况发展创新

进入深化改革的新阶段，社会利益分化加剧，多种利益差别的利益主体不断涌现，各社会群体间利益关系日趋复杂，不同社会利益群体间矛盾积聚，甚至尖锐化。社会关系中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与之剧增的矛盾，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前所未见的。这些新问题、新情况对传统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提出严峻的挑战。靠“吃老本”，完全沿袭以往的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必须在提高群众工作本领，保持与群众“真感情”的前提下，在创新群众工作的组织形式、工作思路、工作方法上苦下功夫。

[参考文献]

[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2]许世友.长征档案：中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3]蒋风波，曾庆洋.回顾长征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会师五十周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红星[N].1934年11月第3期.

[5]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朱存福.中央红军在遵义[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

[7]红军长征会议史料(1)[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8]陈伯钧.陈伯钧日记(1933——1937)[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9]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5册[R].

[10]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刘永利.红军长征中的群众工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2]中央档案馆.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13]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14]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1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16]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17]朱德.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8]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编印.军事文献(三)[R].

[19]中共桂林地委《红军长征过广西》编写组.红军长征过广西[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20]蓝宇翔，周锡银主编.四川少数民族红军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21]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3)[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22]四川省博物馆编.红军长征过四川[M].成都：四川省博物馆出版社，1978.

(责任编辑：胡硕兵)

The Mass Work of the Red Army in the Long March Period

and Its Reference Meaning

HE Ping-hai

(DepartmentofTeachingandResearch,CELAJ,Jinggangshan,Jiangxi343600China)

Abstract:In the Long March of more than ten thousand kilometers,the party organizations of all levels and the troops of the Red Army,in the unfamiliar environment and according to the new conditions of the objects of the mass work,actively found out new thinking and created new methods of mass work,thu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victory of the Long March.The victory of the Long March was also the victory of the Party’s mass work,and the experiences of mass work in the Long March still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nowadays.

Key words:Long March;mass work;reference

[作者简介]贺平海(1969—) ，男，安徽寿县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领导科学。

[收稿日期]2015-10-10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1-009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