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华　张　强

(四川农业大学 政治学院，四川 雅安　625014)



困境与路径：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郝建华张强

(四川农业大学 政治学院，四川 雅安625014)

[摘要]中央苏区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编译图书、发行报刊、发展多层次教育、开展文艺宣传等多种传播路径，克服了多元意识形态的冲击、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社会风俗落后、广大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等困难，成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成功实践对于推动当今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化具有重要的实践借鉴和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困境；传播路径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历史，不仅是持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相伴于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是中国共产党的永恒使命。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1]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仍是当前思想理论战线的重大任务。近年来，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和历史经验方面的梳理，研究成果丰硕。但对于如何结合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困境来探讨传播路径这一视角却鲜有涉及。鉴于此，笔者通过对中央苏区相关史料的考察，重点分析当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的困境，在此基础上着重考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路径，解析其在当时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并以史为鉴，挖掘其对推进当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现实意义。

一、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的困境

(一)生存环境严酷，多元意识形态冲击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重心逐渐向广大农村地区转移。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于严酷的生存环境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与国民党的专制主义及苏区农村的宗族主义“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2]P115

国民党为了巩固自身的反动统治，一方面积极宣扬并推进其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一方面进行大量针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反面宣传活动，如“铲除共匪救良民，抚恤民众救良民”，污蔑共产党红军“共产共妻，杀人放火”[3]。蒋介石还发布《训县长书》、《告江西各界通报书》、《剿匪期内行政人员奖惩条例》等反动文告，并把他亲笔写的劝降信印成传单，用飞机在苏区散发，蛊惑人心。[4]P134这些负面宣传对广大民众特别是对许多未曾见过或接触过共产党的民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对于共产党、红军有着内心的惧怕，不愿与其发生任何关系。

苏区一般位于封闭而落后的山区，那里封建宗法观念、家族意识非常浓厚。“各姓氏之宗祠家庙，林立栉比，颇饶宗法社会之意识。……家族制度，亦较严密。各姓宗祠，计有三四十所，所用门联，多以‘皆以明伦，庙中何殊庠序；是亦为政，门内等若朝廷’等口气。”[5]P25宗族势力的广泛和强大很可能对中共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造成干扰，毛泽东对此忧心忡忡：“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庭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2]P74

(二)非无产阶级思想充斥党内，党的宣传工作一度陷入停顿

就党内而言，由于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再加上“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6]P808这一具体国情，由此，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就成为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这种情况必然会加深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1929年6月17日《江西省委通告》指出：“江西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至今还是十分薄弱，党员成份中工人同志仅仅百分之二，党的质量还是没有改变，非无产阶级的意识还在逐渐生长。”[7]P535闽西党的组织也表示：“目前党内农民成份太多，农民意识支配了一切。地方主义、保守观念、封建思想、家庭观念、享乐主义、金钱主义、不拿枪等现象无奇不有。”[8]P582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2]P85

此外，大革命的失败使党的宣传组织系统受到破坏，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一度“陷入停顿状态”。[9]P95“政治宣传形式至多止于发宣言散传单”，不知在日常实际斗争中“引导群众去认识本党的政策和提高其政治意识，而只知凭空去做政治宣传，以致使党的政治影响不能深入群众并不能取得群众”。[10]P614

(三)社会风俗落后，广大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低下

苏区大都位于山区，是封建迷信最为盛行的地方，当地的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各种落后腐朽的思想道德和风俗习惯。“迷信鬼神，可说应有尽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天不是在迷信鬼神中。”[11]建房或丧葬“无不先请阴阳家择定时日方位，方敢进行”，信奉神灵，各种“吃斋”，名目很多。[12]P233

由于长期处于封建思想的毒害下，更由于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机关“一方面实行反动的武断宣传，以消灭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思想，一方面施行愚民政策，将工农群众排除在教育之外”。[13]P328致使中央苏区的民众90%以上都是文盲。[14]P9这都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在苏区的大众化传播，也决定了中央苏区党和政府必须花大力气做好路径抉择工作以解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困境。

二、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路径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意识形态，要成为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普遍信仰，只有通过科学的传播才能实现。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重重困境，有针对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路径。

(一)编译图书、发行报刊，抢占新闻舆论阵地

中央苏区时期，为巩固苏维埃建设，克服多元意识形态的干扰，抢占新闻舆论阵地，中国共产党以革命书籍、革命报刊为传播媒介，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由此无产阶级的图书报刊事业蓬勃发展。

在图书事业方面，成立了中央出版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编译部等机构，编纂、翻译、出版理论类图书如《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等。与此同时，中共闽西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编印了通俗普及性读物如《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浅说》等。从现有材料看，中央苏区共有210多种书籍问世，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医药卫生等方面，可谓品种广泛。

在报刊事业方面，党和政府将列宁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奉为办报的圭臬，创办了大量红色报刊，其中《红色中华》、《斗争》、《红星报》和《青年实话》的影响最广，发行量最大，成为中央苏区红色的号角。《红色中华》经常刊登中央政府的文告、命令、决议、宣言，以及中央政府给苏区各地的指示；《斗争》主要刊登中共中央的决议、指示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章，毛泽东写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最初就发表在《斗争》上；《红星报》的主要任务则是“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15]P204-205；《青年实话》结合青年特点，经常刊登形势讲话、介绍青年工作经验的文章，并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动员青年积极参加红军等。除以上四大报刊外，中央机关还创办有《苏区工人》、《时刻准备着》、《教育通讯》等各种报刊。据统计，到1933年底，“中央苏区已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到四、五万份以上，《青年实话》发行两万八千份，《红星报》一万七千三百份。”[16]P30

(二)大力发展多层次教育，构建宣传网络体系

教育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宣传。在中央苏区，中共发展多层次教育，创办了各类学校，这些学校不仅是传授文化知识的摇篮，更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使其大众化的主阵地。

在党员教育方面，古田会议决议案明确提出，在中共党内要进行思想路线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相继成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等，安排政治教育的培训课程，开展专业技能训练，加强文化知识学习，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在革命知识的洗礼中不断褪去自己身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群众教育方面，大力发展社会教育、小学教育等多种形式。社会教育配合苏区文化建设和战争的需要，创立了夜校、识字班、俱乐部等组织，旨在短时间里面教会群众识字，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达到“普遍的能作报告，能看各种文件，最低限度也要能看标语和路条”。[17]P168小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则是：“要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的共产主义的建设者。”[18]P23实行五年制教育，小学教材内容紧密结合当时革命战争，并联系群众生产和生活实际和当地群众的语言习惯，乡土味浓，便于记忆。教育方法灵活，多采用启发式或问答式教学。

中央苏区时期，还专门强调了红军的宣传工作，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剥削红军的势力。”[19]P24由此构建了渗透到各个角落、各个阶层的宣传网络体系，既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宣传、教育、新闻出版等纵向网络系统，又有各级各类文化运动委员会、地域性的综合性文化机构组成的横向网络系统，它们共同保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顺利开展。

(三)积极开展文艺宣传，营造多元传播渠道

中央苏区时期，为解决向广大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社会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文艺宣传。这一时期的文艺宣传主要集中于歌谣、戏剧、美术这几种形式。歌谣是宣传、教育群众，打击、消灭敌人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苏区素有唱民歌的传统，因此，中国共产党多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仿乡村最通俗的曲调，作成最浅近的歌文，散发各乡村告农民妇女小孩们去唱”。[20]P213其涉及的内容包括反抗压迫剥削和号召工农起来闹革命，记录红军胜利和苏区建设，歌颂党和红军、歌颂红色政权等。戏剧是广大苏区群众最为喜爱的一种宣传方式。中国共产党专门成立了八一剧社、工农剧社、火线社、蓝衫团等专业化的剧团，广泛开展戏剧宣传演出活动。每逢开大会、纪念日或重大活动，总是苏区戏剧舞台最活跃、最繁忙的时候。短短几年时间内，创作演出了众多极具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如《年关斗争》、《我——红军》、《战斗的夏天》等等。美术是一种形象、直观的艺术形式，中国共产党意识到“画报是一种很好的宣传工具，尤其适宜于向不识字的农民、妇女作宣传”。特别强调“要针对当地群众的情况和生活”，“编写使群众‘触目惊心’的壁报、画报……广泛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21]P153。为此成立了工农剧社美术组和工农美术社，广泛进行标语画、壁画、书籍插图等美术宣传。通过线条或色彩的描摹来揭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宣传苏维埃政府、红军的性质和宗旨。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运用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革命宣传服务，使群众在获得文化熏陶的同时，接受革命意识、革命理论。

三、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成效

(一)扫清了群众的思想障碍，使其普遍具有相当的政治文化水平

革命以前的苏区迷信猖獗，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广大群众根本不懂革命的意义，更谈不上信仰什么主义。自从中国共产党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之后，他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斗争较久的地方，没有人敬神，菩萨都烧了，庙宇祠堂变成了农民工人士兵的政府办公室，或者是游戏场，许多农民的家里以前贡[供]着家神‘天地君亲师’的，现在都换以‘马克思及诸革命先烈精神’。”[19]P131群众的文化素质得到极大的提高，普遍具有相当的政治水平，“苏府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及各种革命的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的加强，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认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作很长的演说，国民党与共产党，刮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白军，每个士兵都能分别能解释。”[22]P355

(二)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使其踊跃投身苏维埃革命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使广大群众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革命热情被激发出来，踊跃投身苏维埃革命，用自身的实际行动践行马克思主义，最直接的体现便是苏区掀起的扩红运动。中国共产党运用新闻出版、教育、文艺等宣传方式，掀起了母送子、妻送郎、妹送哥、父子兄弟争相当红军的热潮。“在扩红高潮中，一个宣传队员平均一天扩来一个新战士。”[19]P513瑞金县仅用9天时间就扩大红军3300余名，被中央评为“扩红运动突击县”[23]。据统计，赣南各县在苏区参军服役人数约33.1万余人，这个数字与赣南各县全部人口220多万相比，约占七分之一，也就是说7人中便有1人参军。[24]P267李维汉回忆道：“我亲眼看到扩大红军的情景，参加红军的，大多是基干民兵。到处出现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当红军的盛况。参加红军的，背上还背着布单子和草鞋。那时党和红军与群众关系十分紧密，在群众中威信很高。”[25]P342

四、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现实启示

(一)坚持与贯彻群众路线，重视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群众基础

马克思曾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6]P82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若想保持生命力和战斗力，就在于能为广大群众所掌握，能与群众利益、实践相契合，这样才能实现大众化传播。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争取广大群众及维护其切身利益，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我们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无上光荣的旗帜。”[2]P138-139当前，我们也要一以贯之坚持群众路线，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突出的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1]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进程中，我们要深入了解群众的理论认知、文化水平、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及利益需要，充分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以党的群众路线感召群众，用马克思主义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创新活力，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群众基础。

(二)教化与熏陶统一，重视运用灵活多样的传播路径，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性

经济学家诺斯指出：“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团体的忠诚拥护。”[27]P58马克思主义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其理论性之强烈很难被人们所理解，因此传播路径的选择与运用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至关重要。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认清当时面临的困境，认真分析传播对象的实际情况，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采取图书、报刊、干部教育、社会教育、歌谣、戏剧、美术等形式将西方舶来的马克思主义表达出来，“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2]P35而今天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时代已然来临，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过程中，要认真分析当前的时代背景，把握国情，理清群众的实际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创新传播途径，充分利用网络等新兴载体，配合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传播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使其逐渐被群众所理解所接受，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性。

五、结语

任何思想的广泛传播，都必须经过一个由少数人到多数人的参与过程。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选择编译图书、发行报刊，发展多层次教育，开展文艺宣传的传播路径，克服了多元意识形态的冲击、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社会风俗落后、广大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等困难，成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应。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政治文化水平明显提高，群众满腔的革命热情被唤起，勇于投入革命洪流，积极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奋斗。察往知今，以启来者。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好好总结并加以借鉴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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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贺文赞)

Dilemma and Path:the Popular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Period

HAO Jian-fengZHANG Qiang

(SchoolofPolitics,SichuanUniversityofAgriculture,Ya’an,Sichuan625015China)

Abstract:The Central Soviet Area period is a critical period indispensable for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During this period,the CPC,through divers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such as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books,issuance of journals and newspapers,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of different levels,and implementation of cultural and artist propaganda,overcame the impact of diverse ideologies,the disturbance of non-proletariat thoughts inside the Party,and the backwardness of social customs and the people’s low level of education,thus successfully promot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 of early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reference and has theoretical guidance meaning for promot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latest theor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day.

Key words:Central Soviet Area period;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dilemma;communication path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中国农村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早期大众化研究”(项目编号13SA01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郝建华(1989-),女,河北张家口人，四川农业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硕士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张强(1975-)，男，河南固始人，博士，四川农业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收稿日期]2015-11-13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1-007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