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燕

早年在文学界曾批评过一种现象，即在作品的结尾处缀上一条“光明的尾巴”，安排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或给出一剂疗救弊病的“药方”。这被认为是一种格式化写法，实则是画蛇添足。

我在写杂文时，也往往会在结尾处“开药方”。比如我写《党的合法性之永久性》，正文本已“论证”过，但还是缀上了248字的尾巴，把“窑洞对”、民主、监督、以人为本、“四个全面”都用上了。我知道这样写很累赘，但又觉得没有“光明的尾巴”就少了“正能量”。我为此一直首鼠两端，游移于取舍间。

我的这种困扰，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得到纾解。去年10月下旬，第29届全国杂文年会在西安召开，我与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宣传部副部长程学武住一个房间。读他发表在《杂文月刊》（2015·11上）的《闲话捞人》，结尾只用了8个字：“杜绝捞人，还靠‘治权。”我拍案叫绝，如醍醐灌顶，杂文是可以没有大尾巴拖累的。

从西安回家后，我翻阅了几位杂文前辈的文章，看结尾是啥样的。

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结尾只有两个字“活该”；《论“他妈的”》，结尾则是，“（他妈的）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长城》的结尾是，“这伟大而可詛咒的长城”；《记念刘和珍君》的结尾是，“呜呼，我说不出话”；《看镜有感》的结尾，用一句“这一点终于猜不透”不了了之。均无“光明尾巴”。

邓拓和廖沫沙早期的杂文，都颇具鲁迅风，结尾也简洁。后期杂文却往往拖着口号式的尾巴。

邓拓的《生命的三分之一》，结尾处他要求读者“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利用这段时间读书以“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