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泉佃

“供给侧改革，很多人理解的光是經济学意义上的供给，我的理解则是要提供新的制度供给，要提供新的制度体系。”

提出这个观点的，是郑永年先生。

郑永年无疑是近年来在中国最具公共影响力的政治学学者之一。他的很多观点，往往能超越各种政治化的纷争，保持独立的批判精神，给予公允和有说服力的解读和分析。

郑永年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还是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主任。我读他的文章，以前更多的是通过新加坡早报网；后来，发现《参考消息》也开始高频率地转载他的文章了。对此，他颇为自豪地说，希望自己能活到100岁，好好地做学问，把中国解释清楚。

郑永年做学术的价值，在于他的独立而深入的思考。比如，他提出，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要提供新的制度体系。

这个观点，在他的新著《未来三十年》（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1月出版）中，有具体的阐述。

他说，中国的改革，从邓小平开始，都是通过培养新的利益，来对既得利益构成压力。在没有新利益的情况下，要改革既得利益，突破旧利益的阻碍，是很难的。因为，你要改革老的利益，是需要成本的，而这个成本，谁来承担？所以，就要在体制外培养新的体制，培养新的利益，对旧的利益和旧的体制构成压力了，这些旧的利益、旧的体制，就不得不去改变自己。同时，新的利益也可以消化因为改变老的利益而带来的成本。

那么，当下，有哪些旧体制，需要去改变，或需要去破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