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前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联合与独立：共产国际对中共统一战线政策指导评析

王明前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给予高度关注，并加以适时指导。共产国际希望中国共产党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持与国民党当局的长期合作关系，甚至建议中共做出原则性让步以维持联合。共产国际同时也希望中共在团结国民党抗战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特别是建议中共加强对沦陷区和国统区的工人运动，加强人民军队的力量。共产国际的建议流露出大党和大国主义的偏见，根源在于共产国际仍然不注意认真研究中国国情，不尊重中国同志根据中国社会特点探索具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积极成果。

【关键词】共产国际； 中国共产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出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以及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给予高度关注，并加以适时指导。共产国际作为影响中国革命的外部因素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作用如何，对理解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意义和作用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笔者不揣浅陋，拟以上述思路为线索，考察共产国际对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问题，以期增加学术界对抗战史的学术认知。

一、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保持与国民党联合的建议

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希望中共能够及时把工作重心调整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讲话指出：“此时需要在党的政策上，党的策略上，从这一发展方向作出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因为“它的实施是符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总路线的，是适应中国革命的发展的。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苏维埃化的问题，而是保卫中国人民使之免受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的问题”，因此，“党应该转到不是为争取中国苏维埃化而斗争的立场上，而是为争取民主化，争取在民主基础上团结中国人民的力量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侵略而斗争的立场上”。[1]21939年5月21日，季米特洛夫电告中共中央，建议：党“不应该给人提供破坏民族战线的口实，而要不顾一切千方百计地扩大和巩固民族战线”[1]138-139。

共产国际希望中共在与国民党合作时，能够主动向国民党当局做出一些让步。1939年7月5日，共产国际中国问题小组在分析国民党政府的动态后提出：“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解放战争阶段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改革，意味着从专政时期向宪政时期的过渡”。其实，中国小组以上对国民党政府性质的分析结论并不客观。在统一战线的性质或领导权问题上，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意见出现分歧。中国小组认为：“民族统一战线实质上是建立在承认国民党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领导作用的基础之上的”[1]154，因此希望中共“在抗日斗争中的任务，是要帮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组织力量进行抗战，并让蒋介石能够感觉到，我们的力量还是很坚强的，还能继续进行战争”[1]160。又希望中共“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在某些地方作出一些让步”，并要求中共承认：“国民党是民族统一战线中最大的政党，它拥有大量军队、拥有政权”这一客观事实。显然，共产国际是把国民党政府看作全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客观上剥夺了中共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权利。在陕甘宁边区的存留问题上，共产国际持含蓄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原则上不能取消边区，但如果国民党还在进步，那我也不反对取消边区”[1]170，甚至掩耳盗铃般地判断驻扎在边区周边的国民党军队并“不是用来对付边区的”，“这些军队所追求的目的，主要是补充兵员和休整”，以及“保护运输线，不让马氏将军们反对国民政府”和“从苏联顺利获得武器装备”。总之，目的不过是“保持西北的秩序”。

相反，共产国际对中共提出许多苛刻的要求，希望中共限制在国统区的活动：“要使我们的工作符合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和中华民国的法律。如果已经存在国民党组织或由国民党建立的群众组织，那么，我们就不能再与其并列地建立自己的组织，而要到现有的组织中去做工作。”[1]174共产国际甚至希望中共放弃对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既然国民党现在继续抗日，那么，我们现在就不需要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的军队中进行地下工作。”[1]175

由于对国民党政府的性质判断有误，因此共产国际把国民党政府的单方面反应和意见作为评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考量标准，并强加于中共。1939年7月8日，共产国际中国小组认为：“国民党的活动家不信任中国共产党，怕中国共产党影响加强，因此也怕在军队中和在老百姓中开展群众性的政治工作。”[1]216中国小组指责中共夸大自己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我们的报刊过分地鼓吹中共在发展和扩大群众组织方面的成绩，鼓吹发展游击运动的成绩，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政府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于是造成了这种虚假的印象：中国共产党在实施国民党政策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1]216中国小组严厉批评中共的这一做法，是在“突出中共的力量、中共的影响……都不符合民族统一战线的利益，不利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1]219。

其实，共产国际最深层次的担忧还是在于国民党退出抗战而无法实现对日本的牵制，从而威胁到苏联在远东的国家安全。因此，共产国际希望中共做出较大的甚至原则性的让步，以维持与国民党的合作。为此，中国小组希望中共能够意识到：“如果蒋介石完全站到支持共产党的立场上，他就不可能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共产党在政府中和在国民党中地位的加强，不仅不能加强抗战的力量，而相反，会削弱抗战力量。”[1]219-220可见，在共产国际看来，决定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前途的，不是中共自身的主观努力，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甚至是国民党的意志。因此，中国小组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为蒋介石创造一定的条件，使蒋介石相信共产党和八路军”。为此，中国小组否定陕甘宁边区存在的价值，指摘“这个地区的存在违背了中国的法律”，“如果边区在当前确实只会制造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不是在加强，而是削弱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那么，当然就应该取消它，即使它的存在不违背中国的法律”。[1]222共产国际中国小组的上述建议表明，共产国际明显是以国民党当局作为统一战线的绝对主导性的领导力量，忽视中共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主观能动作用，同时掺杂着苏联自身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考虑。

在国民党发起反共摩擦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仍然建议中共尽量妥协以换取与国民党的联合。1940年11月23日，季米特洛夫致函毛泽东，提出：“你们无论如何不能首先对围剿军发起攻势，不能给蒋介石以口实在人民面前把你们说成是抗战统一的破坏者，并利用你们的行动来为他想同日本人缔结妥协性和约的企图作辩解。”[2]103当然，他所建议的妥协并非毫无原则的让步，因为他进而提出：“如果蒋介石还是对人民军队采取进攻行动，那就要全力打击来犯敌军。”[2]1031941年2月4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共：“不应把方针建立在破裂上，相反要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民众，竭尽共产党和我们军队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爆发”。[2]133

二、共产国际建议中共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在建议中共应该把工作重点转变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场的同时，共产国际也时刻建议中共应该在统一战线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也不能是以限制参加这一战线的政党，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或其他抗日政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为目的。”[1]97决议强调：“党的加强、党的独立性和团结正是进一步发展民族统一战线，进而胜利地继续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的主要保障”。[1]99

但是，共产国际在如何实现独立性的问题上，与中共存在较大的认识差异。一方面，共产国际希望中共扩大在城市特别是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强调中共应加强人民军队的力量。

1937年8月10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讲话指出：“要帮助中国共产党，使它能够在国统区组织自己的力量，加强它在国统区工人阶级中的影响。”他解释道：“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工人的比例很小，就是在党内这一比例也不大”，因此，“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中国的工人群众，工人阶级置于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或其他政治派别的影响之下，以便共产党不仅能够依靠它所拥有的武装力量，而且还能以某种形式依靠国统区以及上海、广州和中国其他中心大城市的工人阶级”。[1]2-31937年10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决议指出：“党必须重新分配自己的干部和经费，以便在主要城市和战略中心建立自己的组织。”这要求党应“从群众性革命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领导人中，而首先是从工人中提拔新的干部”。[1]9由于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当局的性质认识过于乐观，从而过分夸大中共在国统区合法斗争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事实证明，国民党当局不可能容忍中共在其控制下的中心城市扩大政治影响。1939年7月8日，共产国际中国小组建议：“我们应该在工业区和日本人占领的大城市加强和建立坚强的党组织。这应该是党的中心任务。”[1]2231939年8月19日，莫尔德维诺夫在给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中建议中共：“减少党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提出在日本人占领的工业区和城市巩固和建立党的坚强组织的中心任务。应该把党的最好力量调到那里去”。[1]2731940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决议建议中共：“吸收工人加入党的队伍，增加工厂支部的工人数量，应当特别重视加强日本人占领的工业中心区和大城市的工作以及国民政府地区的工作。”[2]16以上建议实际上是要求中共放弃在农村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放弃更侧重也更擅长的农村动员。这说明共产国际仍然无视中国同志对中国革命自身规律的探索及其成就。

共产国际还不断建议中共加强自己军队的实力。1937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决议，希望在红军接受改编后，仍然要“采取措施保持红军的战斗力，团结一致和绝对忠实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增加它的人数并通过其作战行动表明它是全国军队中最先进、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和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并赢得人民的信任和在其他军队中的影响”[1]10。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议指出：“共产党人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一切能力来进一步开展敌后游击运动”，特别是“应该加强和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力”。为保证党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在这些部队中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和军事技术训练”，同时应“注意克服一切想把八路军和新四军孤立起来的企图”。[1]98-100

但是共产国际在人民军队具体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出现严重的认识错误。1939年7月8日，共产国际中国小组虽然强调八路军“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力量，它在加强中国的抗战”，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和更好地武装八路军，现在它只武装了35%”，但是却建议中共：“如果中共把目前在边区政府和行政部门任职的干部调往八路军，那我们就会给八路军提供大量的干部。八路军的人员应该武装到100%，而不是35%”。[1]222这一建议错误地把八路军和边区对立起来，无视根据地对人民军队的支持作用，无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而中国苏维埃土地革命的经验证明，人民军队的成长与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存在彼此共生关系。离开革命根据地的依托，人民军队将失去生存发展的空间，因此人民军队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而在1939年8月19日莫尔德维诺夫向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中，更是错误地建议中共：“必须找到加强和完全武装八路军的途径”，他认为八路军“应该成为中央政府军中的一支军队，并得到蒋介石的全面支持。必须按这一系统争取使八路军组成人员武装到100%，而不是35%”。[1]273所谓“按这一系统”，实际上等于让八路军完全接受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放弃中共对八路军的领导权，以此去换取毫无把握的所谓“武装到100%”。其实，抗战期间国共双方斗争的焦点恰恰是军队的指挥权问题。如果中共真的丧失了对八路军的指挥权，即便换取到一些装备的改善，也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政治资本。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有针对性的指导。共产国际积极倡导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中共增强人民军队力量，对中国抗战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但是，共产国际出于苏联国家利益考量，许多具体建议流露出大党和大国主义的偏见。究其根源，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并未从指导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误中吸取教训，仍然不注意认真研究中国国情，不尊重中国同志根据中国社会特点探索具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积极成果。

首先，共产国际错误地把中共争取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性视为对联合抗战的破坏性因素，反而一味根据苏联自身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利益来指导中共的统战政策，在缺乏对国民党性质根本认识的前提下，只是因为担心国民党当局投降日寇，就一再建议中共向国民党妥协，甚至做毫无原则的让步，这反而不利于中国的长期抗战。

其次，共产国际无视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延续指导苏维埃运动时期的“城市中心论”错误，希望中共把工作重点投入到已被日寇占领的中国主要工业区和被国民党严密监控的国统区，以开展工人运动作为重点发展方向，根本忽视中共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意义。

最后，共产国际建议中共放弃陕甘宁边区以换取国民党对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认可，这种荒谬的建议也反映出共产国际根本不尊重中国同志在根据地和军队建设问题上的宝贵经验。

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没有接受共产国际的上述建议，这一方面说明自遵义会议以来中共摆脱共产国际指令的独立意识的加强，也充分证明中共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指导自身革命实践的理论方向的决心。正如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针对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发表的声明所总结：“在当前的反法西斯主义同盟的解放战争中，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争取更加广泛与更加迅速的民族高潮和群众动员，借以达到彻底的完全的胜利”。[2]371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刘滢】

Unity and Independence: o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s Instructions on the CPC’s Policy on United Front Work

WANG Mingqian

(School of Marxism,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omintern)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CPC’s policy on united front, and gave due instructions on it. The Comintern hoped that the CPC should maintain and strengthen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keep a long-term cooperative relation with the Kuomingtang authority, and even suggested that the CPC make some concessions on principle matters for the sake of the united front. The Comintern also held that the CPC keep its independence while uniting the KMT in fighting against the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in particular suggested that the CPC should strengthen its leadership over the workers’ movement in the occupied areas and the KMT-controlled areas to build up its military forces. The suggestions of the Comintern showed chauvinism of big party and great nation, which lay in its ignorance to China’s actual conditions and disrespect for the positive results Chinese colleagues had made in exploring the revolutionary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light of China’s social conditions.

Key Words: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ominter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2—0086—04

【作者简介】王明前，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6-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