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昌黎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太原03000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唯物史观解读

唐昌黎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太原030000)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成功，呼唤着理论的总结和创新。唯物史观选择论指明，人类社会沿着两条轨道运行，一是发展(生产力)轨道，一是平等(公正)轨道。选择重点决定着经济社会的阶段特征。据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或三个阶段：一是平等式社会主义时期，起于1956年，以平等轨道为选择重点；二是经济发展式社会主义时期，起于1978年，以经济发展轨道为选择重点；三是全面发展式社会主义时期，起于2013年，以全面发展为选择重点。这一阶段汲取前两个阶段的经验教训，进入辩证综合的更高发展时期，必将创造更加辉煌的成就。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唯物史观选择论; 发展轨道;平等轨道；五大理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成功，呼唤着理论的总结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源头，恩格斯在《反社林论》中曾作过明确论述：“这两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1]366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揭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由此，唯物主义历史观(以下称唯物史观)就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要深刻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深入理解唯物史观。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与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从这一论断中，可以感悟到，深入研究和运用唯物史观，是解读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涵盖有决定论和选择论。所发现的社会历史规律，是从决定论出发的，包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唯物史观又称实践唯物主义，从人的实践出发提出一套基本观点，包括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等。这些基本观点所体现的是人的选择。历史过程本来就是客观规律决定和人的主体选择的交汇形成的，但长期以来人们只注重决定论，选择论被遮蔽、被边缘化。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首先是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在20世纪上半叶及以前，人的活动范围小，视野窄，往往没有选择余地，也就难以出现选择论观念。还有一个原因是思维惯性。苏联哲学家将唯物史观解读为决定论，视选择论为非马克思主义，并把这种观点当作正统观念加以宣扬。其实，这种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原意的。我们正本清源，可以发现，唯物史观既蕴涵决定论又蕴涵选择论。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人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生产力、社会关系乃至整个社会，都是人创造的。马克思于1846年致安年科夫的信中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2]532，又在《哲学的贫困》中说：“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3]141社会事物包括生产力、社会关系、物质产品等，它们既是客观存在的，又是人创造的。历史是人的一种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人选择的结果。

人类的选择多种多样，但最基本的选择有两个，一个是发展生产力，一个是追求平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776。这段论述，简单易明，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的基本选择是发展生产力，生产生活资料，人类才能存活。人要过上更好的生活，就要不断发展生产力，由此推动社会沿着发展轨道前行。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经过分配，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变为吃住穿用的消费品。于是，追求公平、平等便成为人类的另一个基本选择。唯物史观主张，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也是人的一种选择。阶级斗争就是反抗剥削压迫，其实质就是反对不平等的斗争，推动社会沿平等轨道运行。

从人类几千年文明史看，两条轨道是同向的，不可逆转的。生产力的发展不可逆转，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必然是要灭亡的。历史之平等趋向也不可逆转，新的更平等的社会制度一旦产生就不可逆转。就某一具体的制度、体制而言，平等的总是取代不平等的，如共和制取代君主制，任期制取代终身制，民主取代专制，一夫一妻制取代多妻或多夫制，种族、民族、种姓、性别、宗教歧视为平等所取代是大势所趋。最新的证明是：沙特阿拉伯在2015年末，消除了选举权上的性别歧视，破天荒地实现了男女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者经过长期斗争取得福利，向经济平等迈进，其趋势也不可逆转。由于平等取代不平等有不可逆转性，因而社会沿着平等的轨道运行。平等的实现是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但不平等的不公正的制度是必然要灭亡的。

社会发展并非沿着直线，而是曲折前进的。历史并非沿着两条轨道齐头并进，而是倾斜式前进,有时倾向于发展，有时倾向于平等。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一定时期内，两条轨道相互排斥和相互制约，其运行机制是，经济人都自发地追求财富，发展经济，推动社会发展，从而自发地扩大了贫富差距。不平等的加剧，导致社会冲突不断。这时公共活动人(政治人)便登上舞台，通过革命、改革、民主等途径，减少乃至消除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将社会拉回到平等轨道上来。但过度的平等和平均分配，容易挫伤人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发展，致使社会偏离发展轨道。

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中可以发现，唯物史观包含有选择论，人的两种基本选择，推动社会沿两条轨道运行，这套理论框架可称作唯物史观选择论。人类的历史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理所当然地包含有选择论。唯物史观是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内容极其丰富，有唯物史观认识论、唯物史观实践论、唯物史观真理论。[4]我们提出唯物史观选择论，是顺理成章的。同选择论相对应的是决定论，决定论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决定论和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决定论。选择论也有两类，有唯物史观选择论和唯心史观选择论，后者认为历史由人任意选择，只存在偶然性而没有必然性，不存在历史规律。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哲学家波普尔，他否定存在社会发展规律，认为通过揭示历史规律来预测历史进程的唯物史观是历史决定论。一切社会事物、社会现象既是由人选择的，又是历史规律所决定的，也就可同时用决定论和选择论来解读。

唯物史观选择论揭示，人类社会沿着发展与平等两条轨道运行，由于选择重点的不同，社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时期或阶段：或为平等时期，或为发展时期。二者相互对应又有所区别。从唯物史观选择论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平等式社会主义时期

平等式社会主义时期起始于1956年。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开始建立起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破除了对斯大林的迷信。中共也开始在苏联模式之外另辟蹊径，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初步思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第一座里程碑。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反压迫反剥削写进自己的纲领，为争取平等而斗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取得政权后，将实现平等作为执政的首要任务，推动社会沿平等轨道运行。确立三大经济制度即三大经济支柱：一是公有制，二是按劳分配，三是计划经济。此三大经济制度支撑起一个平等社会。由此，我们把1956—1978年(基本上是毛泽东主政时期)，定位为平等式社会主义时期，可以揭示了这段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平等式社会主义时期，社会是沿平等轨道前行的，在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均表现出来。城市实行多就业、低工资政策，农村推行合作化记工分。在经济领域，盛行平均主义，连工厂的八级工资制，公务人员和公教人员的工资差别也予以否定。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试图通过一场运动将城乡拉平，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拉平。办五七干校，试图将各种职业(工农兵学商)差别拉平。在指导思想上崇尚平均主义，排斥生产力首位论。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其实质就是两条轨道和两种选择的分歧。这种分歧最先体现在农业合作化上。1956年全国推行农业合作化，说合作化适应机械化大生产，但更看重的是合作化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农业上的平等。平均主义和生产力首位论的分歧，也是平等轨道和发展轨道的分歧，集中体现在包产到户上。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号称“一大二公”，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挫折。由于政策失误和自然灾害的原因，1959年和1960年经济下滑，特别是农业生产严重受挫，1961年在部分地区试验包产到户，实践证明可以增产，邓子恢极力主张推广，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力支持。毛泽东从平均主义出发，否定包产到户，1962年8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5]1238包产到户问题集中反映了共产党执政的不同选择，反映了两种执政方略的分歧。

其实，苏联也出现过同样问题。苏联从1938年起，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土地归集体农庄所有，不准私人经营，不准搞副业和自留地，使得农业生产停滞。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粮食供应紧张，除军人外，工人农民都吃不饱饭，苏联政府便放宽政策，允许私人承包土地，种自留地，搞副业，结果粮食产量大增，度过粮荒危局。在实行土地承包制短短三四年时间，即出现了少数富裕农民，萨拉托夫州有个农民高罗柯夫向政府捐赠10万卢布，这在当时相当于100个工人的一年工资。苏联政府担心私人承包土地会产生富农，导致农村两极分化，在1946年停止了承包土地政策，又回到集体农庄道路上来。

由上述可见，1956年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端。这一时期，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推动社会沿平等轨道运行，但过度追求平等不利于生产力发展。计划经济对于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和大型科学技术有明显优势，而对于发展轻工业、农业特别是服务业是不容易体现出优势。在苏联和中国，计划经济都呈现出先盛后衰的态势。这一时期的中国，虽然坚持三大经济制度，创造出一个高度平等的社会，但却因为过度追求平等反而阻碍了生产力发展。更为严重的是发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正是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亚洲“四小龙”实现了经济起飞，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差距更加拉大了。

二、经济发展式社会主义时期

经济发展式社会主义时期起于1978年。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历史转折点，从唯物史观选择论看来，就是从平等轨道转向发展轨道，这种社会轨道的大转折，体现在执政方略上是从首选平等转到首选经济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从解放思想入手，针对“文革”时期盛行的“穷过渡”思潮，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特别注重发展生产力，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并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根据，确立了“三步走”战略思想。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简练的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373与发展轨道和平等轨道相对应的，是效率和公平，在经济发展式社会主义时期，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及“注重效率，更加关注公平”的论点。1979年开始的改革，三五年即取得明显成效，民众生活得到改善，人民一致拥护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大国，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第二座里程碑，中国从此进入到一个新时期。这一时期，发展经济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一是贫富分化严重，二是腐败愈演愈烈。原因在于，原来保证平等的三大支柱，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削弱了，计划经济退出了，这就偏离了平等轨道。而且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法制建设相对滞后，未建立起新的坚强的防腐墙，以致出现贫富分化加剧趋势和腐败蔓延现象。这样的发展是失衡的，其特征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边倒向发展轨道，偏离平等轨道。

在经济发展式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多，但由于财富分配自发地趋向于差等化，市场无能为力，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才能扭转这种自发倾向。西方发达国家都是经过了百年乃至几百年时间才发展起来，使它们有充足的时间来缓解贫富两极分化，主要是采用法制手段主要是税收手段。我国在改革开放前贫富差距很小， 1978年时基尼系数为0.22，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30年来基尼系数节节上升，2009年甚至达到0.48。在平等式社会主义时期，由于推行计划经济，权钱交易没有市场，经常性的政治运动也对腐败起到震慑作用，腐败现象极少，这是客观事实。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通行等价交换原则，使权钱交易有了市场。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经济建设孤军深入，法治建设严重滞后，导致权钱交易盛行。

上文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特征，将改革前定位为平等式社会主义时期，将改革后定位为经济发展式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制度的变化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能因为前30年发生了十年“文革”，就不承认其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后30年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把它看作资本主义。现在人们对“文革”的危害性已基本认清了，而对失衡发展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因为失衡发展易于滋生出利益集团，形成一股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共产党执政面临着两难选择，完全沿平等轨道，用革命手段消灭两极分化，不利于经济发展；继续放任两极分化，则会扩大社会不平等不公正，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后果不堪设想。当历史的发展再次面临选择之时，辩证发展的新路——全面发展式社会主义时期就顺理成章地到来了。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执政者的必然选择。

三、全面发展式社会主义时期

全面发展式社会主义时期起于2013年。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历史转折点，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二者有相同之处，一是都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着力推动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突破“文革”危局，将党的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上来。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由单一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的失衡困局，将重心转向全面发展的轨道上来。二是以民心所向为突破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立刻平反冤假错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立刻对腐败形成高压之势。在当今中国，消极腐败是党执政的最大危机。党的十八大产生的新领导层，贯彻执政方略的关键一招，是从消除腐败打开突破口，为全面深化改革扫清障碍。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了一套治国方略和宏伟目标，而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几年、十几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但从《决定》中可以看到一幅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30多年的改革，积累了一系列的矛盾和突出问题，偏离了平等的轨道。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是要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决定》将改革落实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上，揭示了全面改革的真谛就是惠及全体人民。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设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众所周知，我们常讲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则可称为“第五个现代化”。

2014年秋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第一次提上中央全会的议事日程，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回顾历史可发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都以革命党自居，通过政治运动、群众运动来实现自身和群众的主张，如农民运动、整风运动，都是一种运动治理形式。在执政之后，“运动式治理”模式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三反”、“五反”、“土改”、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都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改革开放后，政治领域的运动式治理得以延续和保留，各种“严打”、“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等仍然是使用频率颇高的治理工具。可见，运动式治理是执政党常用的方式。十八届四中全会总结了党执政60多年的经验教训，作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这是国家治理方式的一大历史性转折，向着现代化治理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实现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中共治国理政方式的一次新飞跃。

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首次将“四个全面”并列提出。2015年1月23日在政治局学习会上习近平指出：“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它矛盾的解决。我们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2月2日习近平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由此感悟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历史性转折，后续效应宏大而深远，并开始显现出来，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飞跃，党执政思想的新飞跃，集中体现为在理政视野和战略举措上从局部向全局扩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布局的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从经济改革向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领域扩展。十八届四中全会则从全面深化改革向全面依法治国扩展，又进一步扩展到“四个全面”。作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为了全面把握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

2015年秋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和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习近平在对《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新的突破，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发展理念是发展实践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方向的，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而且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经济、政治、生态文明、文化、社会建设相对应。“五大发展理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50多年特别是改革30多年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五大发展理念”反思了各种发展理念的不足，吸收了当代各种发展理念的精华，总结了发展实践的历史经验，推动发展理念进入到一个新境界。

全面发展式社会主义的实践，正符合辩证法的正反合逻辑。辩证法指明，一切事物的演变，都经历正反合过程。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据此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称毛泽东创立的社会主义处于“正”的阶段，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经过试验摸索，其后继者继续发展，进入到“反”的阶段。最后得出结论，我国社会客观上已发展到了“合”的阶段，所谓“合”是指在更高的基础上的综合创新。[7]正反合逻辑只是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序，而不能说明每一过程的内涵。用唯物史观选择论框架分析，发展与平等两条轨道存在对立统一关系。平等式社会主义时期，偏重于平等，处于“正”的阶段；经济发展式社会主义时期，偏重于发展，处于“反”的阶段；全面发展式社会主义时期，在宏观上是统筹发展与平等的关系，在微观上是协调效益与公平的关系。进入到“合”的阶段。这样一来，每个时期的基本特征就清楚明白了。

从唯物史观选择论看，人类社会沿着发展和平等两条轨道运行，过分偏离某条轨道，都会陷入困境，或迟或早都要加以调整。中国从1956年起，确立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了平等的轨道，开启了平等式社会主义时期。历经20年，建立起了一个高度平等的社会和廉洁的政府。但由于过分看重平等，偏离了发展轨道，使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长期不能提高。从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到经济发展式社会主义时期，其基本特征是推动社会沿发展轨道前行，却偏离了平等轨道。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要纠正前两个时期的偏差，走出一条兼顾发展与平等的道路，中国从此进入全面发展式社会主义时期。这是一条适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优化选择。

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这确为一次重大历史事件。重大历史事件有两类：一为爆发式，立即震撼世界，如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一为厚积式，当时并未产生轰动效应，时人也不太关注，但后续效应巨大，影响深远。中共党史上的遵义会议讨论军事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经济问题，当时有多少人能认识到这些会议特别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呢？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后续效应正在以空前的速度扩展，中共中央在两年时间内相继提出和践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全国范围内消除贫困，向实现共同富裕迈进。可见，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中央在治国理念、战略布局和战略举措上都有巨大创新，以此来回答和解决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这些足以证明，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拓了中共执政历史的新境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第三座里程碑，具有划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胡培兆.唯物史观是理论创新的基础[N].人民日报，2015-12-18.

[5]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许全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反合”[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4).

【责任编辑曹祖明】

A Materi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ANG Changli

(Shan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aiyuan, Shanxi 030000)

Abstract:The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lls for theoretical summation and innovations.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 selection points out that the progress of human society follows two tracks, one is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track, the other is equality (or justice) track. The focus of the selection determines the features of the socioeconomic stages. Accordingly,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or phases: the egalitarian phase starting from 1956, with equality (or justice) track as its focus of selec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phase, starting from 1978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its focus;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phase, starting from 2013 with overall development as its focus. Having drawn on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the previous ones, the third phase has reached a height of dialectical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will make greater achievements.

Key Words: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track; equality track; Five Major Ideas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2—0033—06

【作者简介】唐昌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收稿日期】2016-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