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平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



“以巩固求发展”与“以发展求巩固”争论的解决
——红军主力东征战略形成过程研究

魏德平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中共中央抵达西北根据地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解决了“陕北肃反”造成的根据地危机，赢得了休整时机。但是，中共中央高层在红军主力下一步发展战略上却发生了分歧和争论。一部分领导人认为红军主力应该以巩固陕甘根据地为中心任务，“以巩固求发展”；毛泽东等则主张红军主力应该尽快东渡黄河，开辟新根据地，“以发展求巩固”。毛泽东逐渐说服中共高层中的不同意见者，形成红军主力东征的战略共识，并通过了相关军事战略决议。随后，中共中央为实现红军主力东征战略，从政治动员、军事部署、组织领导等多方面开展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

关键词：西北根据地；东征；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

红军主力东征（以下简称东征）战略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抵达西北根据地后新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中共扩大政治影响，粉碎国民党军事“围剿”，扩大兵员补给等都有重大作用和意义。毛泽东在东征结束之际就对这次军事行动作了高度肯定，指出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1］（P80）但是，东征战略在提出和落实过程中，中共高层是存在分歧和争论的。因此，东征战略是如何在中共高层之间酝酿，进而克服分歧、平息争论，最终形成共识的历史过程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领域。这不论是对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还是对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都有积极意义。

随着史料的逐渐披露和研究者的不懈努力，红军主力东征战略形成决策过程现在有了较为丰富的揭示和研究。一方面是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不断刊布。在《彭德怀自述》［2］《杨尚昆回忆录》［3］《聂荣臻回忆录》［5］《程子华回忆录》［5］《刘英自述》［1］等回忆录中，当事人都简要介绍了自己知道的红军东征前的历史背景，不同程度涉及了中共党内高层在东征决策方面存在的分歧和争论。学术界对东征也不断有新作品推出。《毛泽东传》［6］《周恩来传》［7］《周恩来年谱》［8］《毛泽东年谱》［9］《张闻天年谱》［10］《彭德怀年谱》［11］对东征决策前中共高层的争论焦点及传主的态度有一定的介绍和评论。还有具有文献价值的一些资料的公开出版发行，也进一步揭示了东征战略的演进脉络。《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2］《毛泽东文集》［13］《张闻天文集》［14］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记录，披露了毛泽东、张闻天等在推动红军东征决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些回忆性材料、研究著作和文献资料等都不同程度涉及到一个问题：关于东征，中共中央高层和红军重要将领之间有比较严重的分歧，并发生过争论。上述材料和研究成果为本文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东征战略形成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东征战略形成过程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一方面对东征决策过程中的敏感问题还需深化研究。由于某些原因，东征战略决策过程伴随的中共高层的分歧和争论，虽然是中共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而且最终也得到了妥善解决，但是由于中共高层和中共党史后来都肯定了东征战略的正面意义，因此不管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相关研究在涉及该问题时大都显得慎重和有选择性。东征研究中关于中共历史上“问题领导人”的反对态度和意见大都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回顾和评论，但是其他重要当事人对东征存在反对或者顾虑的意见和观点则有所避讳。不管是亲历者回忆，还是学术研究大都采取了比较模糊的表述，甚至直接回避不谈。①如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在其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中，就没有记载关于东征战略中共高层的任何分歧和争论。另一方面，东征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应进一步拓展和丰富。现在对东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事件过程的简要介绍，鲜有涉猎中共高层决策等方面。②笔者在学术网站“知网”，以“东征”和“红军”为关键词检索结果。东征战略形成过程研究还存在简略化和政治结论主导学术研究的倾向。这些都是东征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充实的领域。

现在，随着学术研究条件的逐渐宽松，加上资料的不断丰富，对东征战略形成过程进行全面和较为深入的研究有了相对充分的条件。有鉴于此，笔者试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整合分散在各种资料中的零散史料，对东征战略形成过程作一较为全面的梳理与研究。笔者认为，中共中央高层和红军重要将领在红军主力发展战略上发生的“以巩固求发展”和“以发展求巩固”的争论，在毛泽东的努力下达成共识，最终形成东征战略决策。在当时中共高层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氛围中，东征战略兼采“以巩固求发展”和“以发展求巩固”两方案之长，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东征对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地区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一、中共高层酝酿东征战略的背景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西北根据地后，一方面组织了直罗镇等战役、战斗，打破了国民党对西北根据地的“围剿”；另一方面，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较为妥善地处理了“陕北肃反”，维护和巩固了中共内部的稳定和团结。但是，由于西北根据地自然条件、物资供给等的限制和面临国民党军队新的大规模“围剿”，红军如何保卫根据地、谋求新发展成为中共高层需要迫切思考的问题和解决的任务。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使中共中央和西北根据地红军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西北根据地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随着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国民党当局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西北。1935年9月间，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职务。国民党方面部署在陕甘根据地周围的军队有张学良部东北军，有杨虎城部十七路军，有陕北的井岳秀、高桂滋等部，还有中央军系统的胡宗南、毛炳文等部。直接用于第三次“围剿”的兵力达10余万人。9月中旬，国民党开始对西北根据地展开第三次“围剿”，它的规模比以往历次“围剿”大得多。“进剿”的国民党部队虽在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中受到红15军团两次沉重的打击，但“围剿”没有被粉碎，仍在进行。［7］（P331）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后，军事形势依然紧张。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再急调东北军5个师分东西两路加紧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西路董英斌57军4个师从甘肃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富县开进，先头2个师于11月初先后占领了太白镇、黑水寺，有向直罗镇前进企图；东路王以哲67军的117师沿洛川、富县前行，先头2个师于11月初先后沿大路北上，企图在中央红军于陕北立足未稳之际，采取东西对进、南攻北堵方针，消灭红军和摧毁陕北革命根据地。［15］（P321-322）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改变了中共中央和根据地红军所处的窘境。直罗镇战役消灭国民党109师全师、106师1个团，［7］（P333）迫使国民党108师、111师退回甘肃，117师也退出富县，［15］（P323）其他进攻西北根据地的各路国民党军队也纷纷退却，完全打乱了敌人进攻西北根据地的部署。这就最后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解除了西北根据地周围的险象，使根据地出现一个比较稳定的新局面。［7］（P333）

中共中央迅速制止“陕北肃反”的恶性膨胀，巩固了中共党内团结。1935年秋，中共中央北方代表孔原和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得到西北革命根据地“问题严重”的报告，遂派遣朱理治、聂洪钧等人赴西北革命根据地加强领导，解决问题。朱理治、聂洪钧抵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后，根据上级有关肃反决议，结合郭洪涛等西北根据地本地领导人和刚转战而来的红25军领导人程子华、戴季英等，依靠红25军力量，发动了一场主要针对陕甘边根据地和原红26军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党内肃反运动，史称“陕北肃反”。在“陕北肃反”发生过程中，陕甘边根据地开创者、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被逮捕，并遭受了残酷的刑讯折磨，不少党政军干部被错误地杀害。［16］这场肃反造成了当时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17］（P969）中共中央得知“陕北肃反”情况后，积极主动介入处理。［10］（P273）中共中央总负责①关于张闻天在当时中共内部的职务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认为张当时是中共党内“总负责”；另一种说法即为“总书记”，以张培森发表在《炎黄春秋》上的文章《为张闻天总书记正名》（2006年第7期）的观点为代表。本文按前一种说法表述。还有本文在提到当时中共高层职务和身份时，除在本文研究时间范围内，发生重大调整的重新在正文中注明；其他没有变化，或者没有重大调整的，为文字简练，除第一次注明外，再次使用一律省略。张闻天直接领导了对“陕北肃反”的实际调查、分析定性和实际解决等工作。11月2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西北中央局名义，作出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宣布：“刘志丹及原红二十六军的同志无罪，立即释放刘志丹并分配工作。”［18］（P289-290）11月30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对直接负责肃反工作的领导人聂洪钧和戴季英进行了组织处理。［19］（P138）至此，中共中央完成了对“陕北肃反”的基本处理工作。

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的处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较为稳妥，②当时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的处理也存在一定历史和认识局限，参见拙文：《“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5期；《延安整风对“陕北肃反”的重新定性》（《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3期）。避免了红军内部的自相消耗。时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回忆了“陕北肃反”造成的西北根据地危局：“如果十五军团两部分红军内部发生严重冲突，陕甘苏区就完了。后来，我们见到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时，他就说，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二十五军他们打起来了。”［3］（P155）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的处理也高度重视维系红军的内部团结。杨尚昆回忆：“对陕甘苏区一些同志，在纠正他们肃反的错误时，也很注意工作方法，不是简单从事。记得开始时有那么几个月，陕北原来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出布告的时候，下面的署名是主席聂洪钧，副主席周恩来。我们看了这样的署名都觉得非常好笑，周恩来怎么成了聂洪钧的副手？同时也深深感到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处理这类敏感问题时是非常慎重的，非常顾大局的。不久，刘志丹等人放出来了，任命刘志丹为新组建的二十八军军长。同时，也不责怪原二十五军的同志。大家也就团结起来了。”［3］（P157）中共中央较为稳妥地处理“陕北肃反”，对迅速在西北根据地赢得支持，获取补给，形成合力产生了积极影响。一方面，刘志丹等获释复出后，为西北根据地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很多人还血洒疆场，马革裹尸，诸如刘志丹、杨琪、杨森等红军将领。另一方面，领导和参与“陕北肃反”的主要当事人也为西北根据地的巩固和红军的壮大作出了积极贡献。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稳妥处理“陕北肃反”，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奠定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的基础。然而，中共中央和根据地红军所面临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其生存困难依然没有根本解决。一方面，西北根据地红军的给养十分困难。毛泽东为解决红一方面军的给养，曾亲自写信向红15军团领导人徐海东商量借款2500块大洋，维持直属部队和中央机关的正常运作，而当时红15军团后勤总共只有现洋7000多块。［20］（P540）时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回忆：“粉碎国民党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以后，部队的给养等物资问题仍然很困难。”［2］（P210）杨尚昆回忆：“一军团与十五军团会师后已有一万多人，粮食已快吃完，冬天到了需要棉衣，当地没有棉花、不出棉布；同时，听说四方面军也快要出来了，陕甘根据地养不起这许多军队。”［3］（P162）时任红15军团政委程子华也回忆：“陕北历来是个贫困的地区，在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只有一百五十多万，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当时除瓦窑堡外，大小城镇都被敌人占领着，延安到西安的公路是通往外界的唯一交通命脉，也被敌军封锁。当时陕北根据地又是被敌人切断的陕甘和陕北两块地区，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部队减员很大，体质和装备也很差，急需休整补充，但陕北这块地瘠民贫的地区，群众连穿衣吃饭都成问题，根本无力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有的地方甚至连人畜吃水都无法满足。”［5］（P84）中共中央和根据地红军面临的生存和补给压力一直到1936年初都未有根本性转变。1936年1月9日，毛泽东和秦邦宪、林伯渠、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目前财政状况因暂时不能有任何税收，更由于陕北地方贫瘠，唯一的来源是红军及游击队在活动区域的筹款。望在今后行动区域中特别加强督促。”［9］（P503）当时中共中央和根据地红军生存处境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和根据地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围剿”的任务仍然很艰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西北根据地实现了战略转移意义重大。长征的胜利用事实向全党证明了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北上”与“南下”之争的是非问题，为不久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也把西北根据地摆在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围剿”的焦点位置。蒋介石不但严厉督促当时处于“围剿”西北根据地前线的张学良、杨虎城等加快“剿共”步伐，而且还把自己数十万嫡系部队陆续调往西北地区，准备投入“围剿”西北根据地红军的作战当中。西北根据地新的规模空前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因此在当时，如何打破国民党方面正在紧锣密鼓布置的新的大规模“围剿”，进一步巩固西北根据地，并谋求新发展则是中共高层面临的急迫的需要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二、中共高层关于东征战略存在的分歧

中共中央高层长征抵达西北根据地之初就对主力红军发展战略存在分歧。瓦窑堡会议虽然确定了东征战略，但是会后中共高层对东征战略仍存在分歧，并围绕东征战略发生了争论。一部分中共高层领导人认为红军经过长期转战需要休整，加上西北根据地正面临国民党新的“围剿”，因此红军主力应该立足陕北，巩固西北根据地，“以巩固求发展”；另一部分中共高层则主张红军主力应该东渡黄河，继续开辟新的根据地，“以发展求巩固”。

纳入标准：（1）符合上述诊断标准的患儿；（2）在完全了解本次研究内容的前提下自愿入组且患儿的监护人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的患儿；（3）鼻咽部医学影像学检查可见腺样体肥大；（4）年龄小于18岁的患儿。

中共中央高层长征抵达西北根据地之初就对红军发展战略存在分歧。聂荣臻回忆：“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在党内领导层中早就有所争论。争论的焦点归结起来讲，就是如何处理好巩固与发展的关系。”“至于向什么方向发展，瓦窑堡会议之前，许多同志提出过不同的建议。有的主张往西，向宁夏发展；有的主张往北，向内蒙发展，以便背靠苏联；也有的要先往南，打击东北军、西北军的力量，以求巩固陕北根据地。”［4］（P242）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则提出“到陕南去打游击”的主张。时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1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以前，曾征求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在信中就正式向中央提出，要到陕南去打游击，说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而且要求把红军主要干部调出，由他带领到陕南打游击”。［4］（P238）程子华回忆：围绕主力红军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产生了好几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确保陕北，向西发展，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宁夏、甘肃等地区发展；一种意见是立足陕北，向北发展，出兵绥远、内蒙古、察哈尔等地，向蒙古人民共和国靠拢，以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国际支援”。［5］（P84）

毛泽东则是东征战略最坚决的提倡者和推动者。毛泽东到达西北根据地后虽然一直戎马倥偬，忙于作战，但是却一直在为推动东征战略的实现而开展工作。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中央红军刚在陕北落脚，毛主席就同闻天等商量怎样根据新的形势，提出新的任务。一致认为应该巩固扩大苏区而不是放手休息。至于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方向，在直罗镇战役之后，毛主席坚决主张过黄河，东征山西。”［1］（P77）程子华回忆：关于主力红军发展战略，“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他的看法，认为不宜向西或向北发展，而应该是东渡黄河，打到山西去开辟吕梁山根据地，再进一步通过河北或察哈尔开赴抗日前线，从而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抗日战争结合起来”。［5］（P84）毛泽东关于东征的战略构想在他当时给中共其他领导人的电报和在会议上的讲话中都有明显反映和论述。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给张闻天的电报指出：“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并要求“为准备东进，四个月内应扩大红军一万”。12月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张闻天，同意“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建议红军“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靠近外蒙地区。12月5日，毛泽东致电张闻天、李德：“一方面军十天内仍在原地集结训练，俟阎锡山情况明了后，再定向南或向东的方向。”［9］（P492-493）中共高层关于红军主力发展战略的分歧，逐渐成为中共中央在当时必须严肃面对，并予以答复的紧迫战略任务。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东征战略计划。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2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报告指出：为坚决而有力地执行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的任务，“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地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21］（P377）毛泽东强调：关于红军主力的行动方针，“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一万五千人”。［9］（P497）

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东征战略得到了张闻天和周恩来的支持。12月23日，张闻天在会上发言支持红军主力东征山西的战略方案。张闻天指出：“我同意先向山西方向发展。我们可以预料到，我们到了山西，将会促使日本迅速占领山西，这也就缩短我们实现与日直接作战的时间。同时，我们到了山西，就能组织更广大的群众到我们领导之下，以便来组织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山西环境与陕北亦有不同，更能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我们高举抗日旗帜，肯定会取得群众的同情与拥护，群众更会走到我们的领导之下。”张闻天表示：“下一步党的中心工作是在山西，好的干部要尽量用到那一方面去。”张闻天最后强调：“泽东所讲的作战原则，我同意。”［22］（P27）会上，周恩来也同意毛泽东所作报告，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当前的军事行动方针是要在四十天内完成东渡黄河的准备，进入接近抗日前线的山西”的主张。周恩来还对毛泽东报告作了进一步补充，并强调：“防御应站在主动的地位，不是被动的地位，宁都会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应当使全党了解，并作活的运用，集中主力于一个主要的方向。”［7］（P337）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期间正式通过了东征的军事决议。刘英回忆：“闻天赞成毛主席向东的意见。在他主持下，瓦窑堡会议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定（1936年）1月扩大红军五千，赤化宜川、洛川，完成渡河准备；2月过河东征，用半年时间将山西西部吕梁山区开创为初期根据地；然后相机北出绥远，对日直接作战。”［1］（P77）“闻天吸取了中央苏区的教训，认为局促于一个地区，并不能巩固，现在应特别着重于扩大。运动愈是大胆，就愈能巩固。”“过河东征，红军才可发展，而且高举抗日旗号，可以取得全国同情支持。当时还有一个估计，阎锡山不经打，蒋阎之间有矛盾，蒋不见得支持阎，取胜的可能性较大，所以他坚决支持毛主席东征的主张。”［1］（P77）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的基本内容与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所作军事报告的主要思想是一致的。［9］（P497）根据瓦窑堡会议决定，12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拟定了《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开始进行红军东征的具体准备工作。［7］（P337）瓦窑堡会议为东征战略的展开奠定了政治基础。

但是，瓦窑堡会议确定的东征战略并未能完全解决中共党内军中高层对东征战略存在困难的顾虑和反对声音。中共高层对东征存在的顾虑主要是基于对敌我实力对比结果作出的研判。中共中央高层对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情况比较了解。一方面，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不但时间长，而且比较稳固。聂荣臻回忆：“执行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向东求发展，当然也不是很容易的。阎锡山是山西的土皇帝，他从清朝末年在山西当都督到民国当省主席和绥靖主任，统治山西几十年，他有他的社会基础。阎锡山当时有部队八万人，有自己的兵工厂。”［4］（P243）另一方面，阎锡山已经在获悉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加强了防御工事。程子华回忆：阎锡山“自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就开始加强河防，构筑工事、碉堡一千多个，每个碉堡驻兵一到两个班，重要渡口驻兵一个排以上，并配备有机关枪、迫击炮等火器。碉堡封锁线外，还挖了深、宽各一丈的外壕。阎锡山任命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为前敌总指挥，以七十师师长杨耀芳为晋西警备司令，以六十九师师长杨澄源为晋南警备司令，凭借黄河天险和吕梁山的山隘层层设防”。［5］（P87）显然，如前所述以当时中共在西北的军事力量，实现东征战略确实存在着困难。

因此，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党内军中部分高层领导人对东征战略提出了质疑，甚至激烈反对。刘英回忆：“有少数同志对东征有顾虑，认为部队走了一年多，历尽艰辛，精疲力竭，需要休息；好容易有了陕北这个立脚点，主力都过了河，根据地保不住怎么办。”［1］（P77）杨尚昆回忆：“（红军主力）向哪儿发展呢？北面是榆林沙漠、绥德有阎锡山的两个师，西面和南面是中央军和张学良的部队，我们顶多只能到洛川和甘泉，也不容易发展，剩下一条路，只有向东面发展，就是过黄河到山西、河北去发展。当时有很大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和军队领导同志不赞成，普遍的情绪是不愿离开根据地。这也难怪，因为长征走了一年，一直没有根据地，吃了很多苦头，好不容易走到了陕甘苏区，这个地方虽然穷，总是个歇脚的地方！大家都希望休息一下，要求先巩固再发展。”“东征就得过黄河，大家都很有顾虑。谁都记得，长征中几次过河，包括过湘江、大渡河、金沙江、乌江，都非常危险。现在又要过比那些河更大的黄河，大部队有没有可能迅速渡过河面宽阔、水流湍急的黄河？河对面的阎锡山部队是怎么布防的？能不能突破他们的防线？过河后，如果站不住脚还能不能顺利回来？反正顾虑不少。”［3］（P162-163）

时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回忆：对渡黄河东征山西，自己“内心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还很弱；且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一万三千余人。如受挫而强渡不成，那就不好。二是东渡黄河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要保证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在这一点上，也是不能大意的。因此，我除复电同意外，还就自己的上述看法，提出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须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我这种想法，反映了当时红军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2］（P211）聂荣臻回忆：瓦窑堡会议后，“多数同志同意战略方向向东，但有的同志仍怕红军主力东进后，陕北根据地可能丧失。有的同志则提出了所谓张学良抗日不反蒋，阎锡山反蒋不抗日，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因此我们仍应南下，或者东进只作佯攻，目的是吸引阎锡山在陕北的四个旅回援山西，在运动中消灭它。”［4］（P243）林彪也反对主力红军东征。聂荣臻回忆：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表示：“我不赞成东征，他（指毛主席）要走就让他走吧，我到陕南去。”［3］（P163）原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甚至写出《对战略的意见书》，极力反对红军主力东征，并指责东征是“想要挑起苏日战争”。［4］（P243）

中共党内军中高层之间围绕“以巩固求发展”和“以发展求巩固”产生的分歧和争论，主要是基于对当时政治、军事以及敌我双方实力不同认识造成的，折射出当时中共党内军中高层之间浓厚的民主决策氛围。正如杨尚昆后来回忆所讲：“那时候讨论问题很民主。东征一提出来后，就征求意见，要大家把困难都摆出来。”［3］（P162-163）这种民主氛围为后来东征战略的形成和完善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中共中央虽然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东征的军事战略方案，但是面对党内军中高层对东征的顾虑和反对声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有很多艰辛的工作有待进一步展开和完成。

三、中共中央对东征战略的具体落实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逐步开始落实东征战略的具体工作和任务。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对反对东征的党内军中高层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开展了广泛的东征思想政治动员，整编了东征的军事力量，开展了对敌情的侦察研判，组织了东征的领导机构，配备了相对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这些工作为东征战略的胜利展开打下了基础。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期间及其后一段时间内，进一步化解了在东征战略上存在的分歧。针对存在“主力都过了河，根据地保不住怎么办”的疑问，张闻天最后“坚决支持毛主席东征的主张，但同时也采纳了少数同志的意见，使作战方案确保过河主力部队不与陕甘根据地脱离”。［1］（P77）关于林彪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要到陕南打游击的想法，12月2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林彪，对其主张提出了批评。［9］（P497-498）对于彭德怀担心主力红军渡河后能否顺利返回西北根据地的顾虑，毛泽东表示：“只要做好工作，把船只准备好，在西岸等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为了确保过河部队不同陕甘根据地脱离，必要时可以安全撤回河西，毛主席还和张闻天、彭德怀联名给在保安的周恩来发电报，要他亲自到黄河边的清涧县驻地来统一指挥二十八军等，在沿河东西两岸各七八个县的长线上，发动群众，拆毁敌人的堡垒，保持渡河点，保障前后方运输畅通。”［3］（P163）中共中央还进一步完善了东征战略方案，加强了西北根据地和东征前线之间的交通联系。1936年2月初，张闻天亲赴黄河西岸前方同彭德怀会晤，向彭德怀解释中央关于红军东征山西的决定，并告彭，作战方案采纳了他的意见，可确保过河主力部队不与陕甘根据地脱离，必要时可安全撤回河西。［10］（P210）2月20日，张闻天在《论红一方面军的东征》文章中指出：“红一方面军东征，亦即是要在实际行动中，把扩大与巩固现有苏区根据地的方针，符合于目前抗日救国的基本要求，以创造有利于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新局面，而不是为了放弃或者脱离现有的根据地。”［23］（P52）中共中央耐心的说服和解释工作，进一步化解了中共高层围绕东征中存在的“以巩固求发展”和“以发展求巩固”之间的争论，对统一中共高层思想，形成共识，推动东征战略的具体落实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在党内军中对东征的重要性作了深入的政治思想动员。193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对东征的敌我形势作了对比分析，强调：“首先要打胜仗，才能创造苏区。”［9］（P503-504）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指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6］（P383）1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发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同日本直接开火；命令陕甘苏区的抗日红军和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坚决保卫陕甘苏区、扩大陕甘苏区这个抗日战争的根据地；命令黄河两岸的抗日红军、游击队和民众，奋勇过河东去，在河东发展抗日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打大胜仗。”［9］（P505-506）2月18日，毛泽东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关于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东征的任务有三项：一是到外线打击卖国贼阎锡山，并调动他在陕北的四个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区新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三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毛泽东强调为了实现上述三项任务：“当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渡过黄河。”［9］（P511）

2月20日东征渡河战役已经打响之际，张闻天也撰文《论红一方面军的东征》全面阐述了东征的必要性。张闻天指出：“黄河过去不曾能够阻止我们在他的西岸创造广大的陕甘苏区根据地，自然也不能阻止我们的东进，也不能阻止我们在东岸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张闻天强调：“现在抗日主力红军一方面军的东征，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贯彻抗日的主张所必须采取的行动。”“因此，红一方面军东征的决定，是党中央根据目前形势的分析所得出的唯一正确的决定。我们主要活动的方向是在东方，我们要在东方创立我们的勋功伟业。因此我们的主要的人力兵力应该向着东方输送，而我们大家的决心也是在东方！”［23］（P51-53）毛泽东、张闻天等的报告和讲话，对凝聚中共党内军中人心，鼓舞东征士气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共中央逐步加强和完善了东征的组织领导工作。为了确保东征的胜利推进，中共中央对东征的组织领导颇为重视。刘英回忆：“为了表示东征的决心坚定不移，闻天在政治局会议上代表常委提出：‘中央领导随主力行动，到红军中去。'另外还组织了地方工作委员会，罗迈、凯丰、张浩、王观澜、刘晓、王达成、朱理治、冯雪峰等十一位同志参加，随军事行动的发展做扩军、筹款、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的工作。”［1］（P77-78）程子华回忆：“瓦窑堡会议后，开始了东征的准备工作。在军事上，中央军委决定重新建立红一方面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下辖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两个军团，共一万三千多人。此外，将陕北安定的第一纵队、游击队等整编为红二十八军，共三个团一千二百多人，由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唐延杰任参谋长。同时组建了红二十九军，由萧劲光任军长、甘渭汉任政委，当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同志除了担任巩固陕北根据地任务外，还亲自领导为东征主力红军进行各项后勤准备工作。周恩来同志对东征部队的编制、干部的配备、游击队的配合、造船和船工的征调、兵站和医院的设置、被服军鞋的供给等等都作了周密的布置。”“一九三六年一月底，毛泽东同志在延长县城亲自主持召开了军委会议，进一步研究了东征的行动路线和作战方针，部署了兵力，调整了干部，正式组成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总部下辖左、中、右三路大军，红一军团为中路，红十五军团为右路，红二十八军为左路。黄河游击师随同出征，除配合主力作战外，负责与后方的交通联络，并协助地方工作团开展地方工作。”［5］（P85-86）为了确保强渡黄河的顺利进行，毛泽东也作了精心安排。杨尚昆回忆：“渡河前，毛主席先到黄河边，叫叶剑英和我去组织渡河。一个任渡河司令员，一个任政委。”［3］（P164）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加紧了红军主力东征的军事准备工作。1935年12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左权，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时，指出：“中央讨论了战略方针、作战原则及行动计划，通过了军委的报告。关于行动方向，如东村时所定。要求以四十天为期，完成渡黄河东征的准备工作。”［9］（P497-498）中共高级将领对敌情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判。彭德怀回忆：“我随毛主席到无定河以北之大相村后，即率电台去无定河口上下游各数十里，详细侦察渡河点。我用了七个晚上侦察了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两处渡河点，也侦察了敌情。不仅了解了敌人表面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备，而且真实掌握了敌人的纵深配备；以求既保证东渡取得胜利，又准备形势万一变化，能安全撤回陕北。”“我在黄河边做了一个多月这样的准备工作。做了详细的侦察工作，把对岸每一个碉堡敌人的兵力、火力配备，预备队位置都弄清楚了；选择了适当的渡河点，大体保证了渡河的准确性。”［2］（P211，212）杨尚昆回忆：“毛主席对决定了的事情是不动摇的，准备工作也考虑得很细致。为了弄清情况，他派彭德怀、林彪分头到前方去调查，查清这些问题。他们依靠群众，派侦察兵，坐着羊皮筏子夜渡黄河，用了半个月时间，摸清了河东的敌情。”［3］（P163）中共中央还对渡河准备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时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回忆：“在东征前，中央决定成立黄河游击师（后来改编为红30军），阎红彦同志任师长，蔡树藩同志任政委。其任务是在清涧河口（即无定河入黄河的地方）等处制造东征渡河的船只。阎红彦同志和毛泽民同志抓具体落实工作。”［24］（P108）

随着东征各项准备工作的陆续到位，中共中央开始积极进行渡河的军事部署。1936年1 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徐海东、程子华并林彪、聂荣臻，要求：“红七十五师、红八十一师及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应在道佐铺、麻子街、甘泉一带整理待命”。［9］（P506）2月12日，毛泽东为发布东征命令，和彭德怀致电叶剑英、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并告周恩来：“东征命令即行发布，于十三、十四两日传达解释完毕。十五日一军团，十六日十五军团及方面军直属队向渡河点开进，各以四天行程到达准备渡河位置，待命渡河。”“东征行动在渡河之日以前对居民群众仍须严守秘密，每个指战员注意严守秘密。”［9］（P509）各部分红军部队随即按照中共中央的周密安排部署展开行动。［9］（P511-512）从2月20日晚8时开始，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分别从陕西省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占领了山西境内三交、留誉、义牒等乡镇。到23日，已控制宽50公里、纵深35公里的地区，并包围了石楼县城。到25日，已消灭、击溃晋绥军5个团，缴获枪支800多，俘虏1200余人。［6］（P384）由于中共中央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工作，红军旗开得胜，东征战略稳步推进。

历史发展证明，东征战略的实现对中共和根据地红军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东征基本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预期。杨尚昆回忆：“这次东征的收获比较大，除了扩大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宣传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外，第一是扩大了兵力，75天中共招收新兵8000余人，那时山西的老百姓很穷，许多青壮年踊跃参军。第二是筹得了红军急需的一批物资如布匹、棉花等，款项也筹了不少，解了燃眉之急。记得这时我第一次看到50两银子铸成的大元宝，这是从土豪家的地窖中挖出来的。第三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收获，就是迫使阎锡山把驻在绥德的两个师调回山西增援。在陕北，绥德算是比较大的城市了，他们一撤，绥德就是我们的了。同时，红军又先后占领了吴堡、葭（佳）县、神木、府谷地区，陕甘苏区扩展到了黄河西岸。”［3］（P164-165）另一方，东征扩大了中共中央和红军在全国的影响。刘英回忆：“红军东征的胜利确实在全国激起了强烈反响。同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的步伐加快了。上海不少社会名流也支持红军东征。尤其是接到宋庆龄、鲁迅、茅盾、谭振的来信，中央领导同志特别高兴。东征途中，上海地下党也有人来。本来早就想恢复同上海党的联系，现在可以付诸行动了。”［1］（P80）东征战略的实现与毛泽东的推动和亲自领导密不可分。毛泽东在积极推动东征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央红军刚在陕北站稳脚跟，毛泽东就高举“抗日”旗帜，迅速捕捉机遇，推动和领导了东征。这反映出了毛泽东作为军事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也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深谋远虑的预判能力。同时，东征战略的形成和落实也与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支持和共同努力分不开，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个在当时看起来有违常规的战略设想也将难以付诸实践。

历史的发展也同样昭示，中共领导层部分领导人对东征的顾虑也绝非多余之举。红军主力东征山西后形势逐渐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杨尚昆回忆：“红军一过河，阎锡山就急忙调集十四个团的兵力，分四个纵队前来反扑。开始我们胃口很大，想一下子把它都歼灭掉，结果不行。”“原来想经过山西向河北发展，或者推进到接近蒙古的边境地区。这时，阎锡山慌了手脚。多少年来蒋介石一直想把手伸进山西，总受到阎锡山的抵制。这一次阎主动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蒋介石立刻趁虚而入。调集10个师入晋助战，并派陈诚协助阎指挥。红军面对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去河北已不可能，在山西的活动余地也不大。”［3］（P164）聂荣臻也回忆：“四月中旬，蒋介石派了十个师，分两路进入山西，一路五个师自潼关北上，另一路五个师沿正太路西进。阎锡山也派了五个师、两个旅，由晋中向南共编成七路纵队，向我军压过来。黄河以西陕西境内的东北军、西北军部队，在蒋介石驱使下也计划沿河北上，卡住黄河渡口，企图消灭我于隰县、石楼地区。”［4］（P248）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东征红军随即“决定回师陕甘。先逐步收缩兵力于晋西，5 月5日全部顺利地回到陕北的延长、延川地区，胜利结束了东征战役。”［3］（P164）如果中共中央当时没有积极采纳中共高层中那些曾经对东征战略持不同意见或者心存顾虑者的建议，加强西北根据地和山西前线的交通联系，确保黄河渡口畅通，那么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撤回陕北必然会遇到困难和危险。虽然在东征战略形成前，他们有不同意见，但是一旦中共中央战略计划确定之后，他们就积极行动起来，群策群力、建言献策。因此，他们的建议对东征能胜利推进和顺利结束的贡献也应当肯定。东征战略的形成过程是中共高层民主决策，践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典范，不但为随后东征战略的启动并获得成功提供了前提和重要保证，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留下了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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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郭彦英］

Resolving Disputes of“Consolidation for Development”and“Development for Consolidation”——Strategies of Main Forces of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ing to the East

WEI De-ping
（School of Marxism，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After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arrival at Northwest Revolution Base area，the Party succeeded in the third campaign against Kuo Min Tang's army，avoiding the disastrous consequence of“counter-revolutionary elimination campaign”in the north of Shaanxi and got the time for the Red Army's reorganization. But cadre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d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next step of the Red Army. Some believed that the Red Army should take the consolidation of Shaanxi-Gansu Revolutionary Base as top priority while Mao Zedong and other cadres suggested crossing the Yellow River to establish new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eeking development from the consolidation.”Mao Zedong finally had his opinions accepted and cadre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finally reached a strategic agreement to the Red Army's marching to the east. Later，the Central Committee had made lot of preparing work such as political mobilization，military deployment and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Key words:Northwest Revolution Base；march to the east；Mao Zedong；Zhang Wentian；Zhou Enlai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6）03-0086-10

收稿日期：2016-02-24

作者简介：魏德平（1981-），男，陕西南郑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