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庆 国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道德审美的限度
——析路遥小说的女性观兼谈创作心理

肖 庆 国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女性形象谱系在路遥小说中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大致可以概括为忠于传统道德与反传统道德的性格特征,后一种性格特征历来鲜为研究者所关注。二者都遵循着基于路遥小说中女性观的创作原则,即作为他者的女性形象。从女性主义文学的批评视角观察,可以发现这些女性形象仅是被作为男性形象价值的附属,女性自身价值的独立追求成为了被消解的权力对象。这折射出了路遥自我意识对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强烈的主观介入,造成了女性人物形象塑造的扁平化与精神理想化色彩。

关键词：路遥;女性形象;谱系;第二性;创作心理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路遥及其创作作为一种现象来观照,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所遭受的境遇也可谓颇具意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中篇小说《人生》轰动文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在评论界却褒贬不一。九十年代初,又以气势恢宏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在作品问世之初却屡屡难以发表,获奖之后也经历了评论界的冷遇。与之相反的是,时至今日这两部作品广受读者的追捧,尤其后者被誉为“现实主义常销书”[1]。近年来,随着文学文本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路遥及其创作又一度进入了观众和研究者的视野。因《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在路遥小说中十分具有典型性,本文将以二者为中心来展开论析。

路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谱系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历来以深具传统道德审美精神受到人们的赞誉,然而其中反道德的女性形象却被研究者视而不见,甚至有意回避。对文本中的人物形象仅做出基于传统道德的审美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对于女性形象的研究做出实质性意义的贡献。迄今为止,学术界现有的关于路遥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研究始终还处于浅尝辄止的阶段。笔者认为,无论是否符合传统道德审美理想的女性形象,都是基于路遥塑造女性形象的内在的一致性原则,即作为“他者”的女性。文本中女性形象的传统道德审美仅仅是作为现象层面的呈现,我们将通过发掘潜藏于道德审美之下的原动力,即推动叙述者维系女性形象道德审美的真实意欲,来探析路遥小说的女性观及其创作心理。

一、女性形象的谱系梳理

路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十分丰富,往往凭借具有深刻的传统道德性格而广受读者和研究者的赞誉。然而,通过细致地梳理其文本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我们不难发现形象特征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大致可以被概括为两类：忠于传统道德的女性形象与反传统道德的女性形象。属于前者的代表性女性形象有：《人生》中的刘巧珍,《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润叶、田晓霞、贺秀莲、孙兰花、孙兰香、惠英嫂、金秀等;属于后者的代表性女性形象有：《人生》中的黄亚萍,《平凡的世界》中的侯玉英、郝红梅、王彩娥、杜丽丽等。路遥用朴素无华的文辞塑造了一系列跟黄土地一般质朴的传统女性形象,她们往往有着较强的家庭观念,尤为显著的特征是忠于自己的伴侣。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类违背传统道德的女性形象也偶有参杂其间,她们以世故、势利、偷窃、婚外情等性格或行为作为反面角色被塑造出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在文本中交相出现,为路遥小说中富于艺术审美张力的女性形象谱系建构做出了贡献。

路遥小说中深具传统道德性格的女性形象,往往于外在表现出美貌、温文尔雅,于行为上表现出温顺和忠于自己的内心情感等特征。曾经一度轰动文坛的中篇小说《人生》中的刘巧珍,德顺称赞她“那心就像金子一样”[2],集中体现了农村姑娘可贵的纯真品性。高加林起初任职农村教师,因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的悬殊,刘巧珍只能将自己的情感隐秘于心底,但仍默默地爱着对方。当高加林被迫回到土地上成了靠劳力艰难维持生计的庄稼汉,处境十分窘困之时,巧珍便方方面面主动地帮助、维护高加林。甚至,高加林为了在城市谋求更广阔的出路,将巧珍抛弃之后,巧珍仍能以德报怨。她不顾自己曾经受到的伤害,坚持再次帮扶从城市跌落到农村土地上的高加林。相比较而言,篇幅恢宏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的具有传统道德性格的女性形象系列人物要多,以田润叶、田晓霞、孙兰花、贺秀莲等为典型代表。田润叶并不在意孙少安的文化水平和农民身份,主动追求少安,并且为此执意反对父母等长辈们的意愿。最终为了解围二爸的政治困境,她宁愿放下自己的个人情感,选择默默地忍受。即使在婚后,她仍然在坚持内心质朴纯真的情感,深深地想念着她的少安哥。从田润叶在黄原城里对孙少平温暖的关爱来看,也能够体会出她内心深处对于少安的眷念。当李向前为了对她的爱而遭遇车祸,她毅然担负起作为一个妻子本应承担的责任,传统家庭观念便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成长环境优越、衣食无忧的田晓霞,从中学时起便跟孙少平达到了灵魂上沟通的默契,于是深深地爱上了这位黄原城的揽工汉。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勇敢地执着于自己的情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忠于自己的爱情。自从孙兰花的青春萌动的心被二流子王满银打开之后,不管生活多么艰辛,不管丈夫多么逛荡,她都毫无怨言地独自支撑起这个家。贺秀莲从山西追随孙少安来到了双水村,过着十分清贫困苦的生活,但她从不会心怀怨艾。在社会改革之后,贺秀莲和少安投入了砖厂的创业,直到因操劳患了肺癌,她把整个生命都贡献给了自己的爱人、家庭。

以往的研究将路遥小说中的另一类女性形象有意无意地忽略,而作为研究对象的客体不能因论者先验的道德审美评判便被弃之于研究视野之外。郝红梅在中学即将毕业之际,因同学之间互送纪念品的虚荣心铤而走险,一念之差带来的偷窃行为基本上埋葬了她的美好青春。在生活的不幸使其守寡之后,她在改嫁前便和田润生同居。这些都有违传统道德的规范。在郝红梅和侯玉英的身上,都显示着“势利”的烙印,对家庭贫寒的孙少平不无蔑视。除此之外,杜丽丽的婚外情、王彩娥的孀居偷情行为都为人所不齿,尤其后者更是被叙述者用来作为批判农村原始械斗的动因。通过对路遥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谱系梳理,我们从现象层面发现两类女性形象系列在文本中交相呈现,即符合传统道德规范和违背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形象。

二、作为“他者”的女性

对女性主义思潮的关注现已成为当下的热点,从女性主义文学的批评视角来探析路遥小说中女性形象,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从路遥小说中女性形象谱系的现象层面来观照,我们会发现具有传统道德性格的女性形象具有统一的、千篇一律的特征,即外貌的一致性、行为的一致性和心理活动的一致性。从中篇小说《人生》到恢宏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都可以被看作是“几个男人的奋斗史”。我们从文本中很难察觉出,甚至是根本无法发现任何女性形象存在过属于个体自身的独立追求,她们唯一执着追求的客体无非是男性。女性形象外在的美貌、行为的高尚、社会地位的显赫,都是被用来体现、衬托和奖赏男性形象的存在价值,“人们期待她们是富有‘女人味儿的’,也就是说微笑的、亲切的、殷勤的、服从的、谨慎的、克制的,甚至是平凡的。而所谓的‘女性特征’通常不过是一种迎合男人真实或假想期待的形式,特别是在增强自我方面。所以,对别人(不仅仅是男人)的依赖关系渐渐变成她们存在的组成部分”[3]。换言之,路遥小说是以男性形象为中心而展开叙述的,女性形象只是被作为男性形象在叙述空间中事件展开的附属,女性形象自身的独立价值被潜在地消解了。

女性形象作为“他者”的身份,还体现在文本中的婚恋关系和个人行为实践的展开方面。路遥小说中的男女关系大体上表现出“失衡婚恋”的模式,集中体现为“女高男低”的不均等社会地位的相互对照。《人生》中长相十分秀美的刘巧珍家庭富裕,跟村支书高明楼沾上亲戚关系,却深深地爱上了从乡村教师岗位跌落土地上的高加林。巧珍十分主动地追求高加林,极力地反抗父亲的劝阻,丝毫不在意村里世俗的评论。《平凡的世界》中田润叶是小学教师,父亲田福堂是村支部书记,二爸田福军时任县革委会副主任。田润叶也同样主动地追求孙少安,一个小学文化水平的泥腿子穷苦庄稼汉,即使为了解围田福军在革委会的困境而被迫嫁给了李向前,婚后也同样是在为心中的少安哥守节。贺秀莲和父亲在村里经营小买卖,家境还算得上殷实,但是宁愿从山西追随孙少安去双水村过着穷苦的生活。直至因操劳得了肺癌,她将自己的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少安。在逛鬼王满银和孙兰花之间,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婚恋关系,兰花独自默默地担负起整个家庭的重担,只因青春里他给了她爱情的萌动。王满银将南洋女人带回家同睡一张炕上,对南洋女人动手动脚之后,兰花却为了王满银不被公社抓去而宁愿自杀。在众多的婚恋关系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孙少平和田晓霞。孙少平高中毕业后便成了黄原城里游走的揽工汉、城市的边缘人,父亲官至黄原地委书记的大学毕业生、省报记者田晓霞却主动追求他。如此等等“失衡婚恋”的模式,不一而足。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失衡婚恋”模式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被极度放大,尤其在田晓霞和孙少平之间近乎离谱。除此之外,女性形象在文本的叙述空间中的出场,基本上秉持着附属于男性形象的原则。《人生》中的刘巧珍是随着高加林回到土地上而出场,无论她的卖馍、出嫁还是请求高明楼帮忙,都紧密地围绕高加林的人生起落。《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润叶、田晓霞等女性形象亦是如此,她们的行为实践始终脱离不了男性形象的事件,在她们身上近乎找不出任何独立的人生价值追求。

以往的研究惯于对路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做道德审美的评价,种种溢美之词掩盖了潜在于文本现象层面之下的男权意识。女性形象仅作为“他者”而存在,一方面损害了女性形象塑造的完满性,另一方面由此带来的“失衡婚恋”模式更是损害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同样也造成了文本囚于“落难才子配佳人”的僵化模式的爱情悲歌。除此之外,违反传统道德的女性形象系列也同样是被作为“他者”的第二性而存在,只是被植入的叙述者的男权意识表现得更加隐蔽。通过对显像的女性形象谱系、隐蔽的男权意识和作家深层创作心理的双向阐释,能够更加逼近路遥小说中真实的女性观,也映现了路遥小说中女性形象研究基于传统道德审美的评判标准的限度。

三、女性形象的创作动因阐释

路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谱系的创造并不是空穴来风,创作家强烈的自我意识对文学文本生硬的介入造成了柏拉图式的恋爱模式,这也阐释了人物形象塑造的最内在的创作动因。女性的传统道德性和对永恒情爱的执著仅仅是浮于文学文本的表层,或者说是我们读者的感性的接受,然而最内在的推动、维系此现象的真实意欲却是创作者自身的情感焦虑,包括极度的自卑、自尊、自傲、自怜,甚至自恋等。女性形象只是被想象出来的用作消除作家自身的这些心理情感焦虑的途径,并不是真实的、多元的、生动的人物形象。

近年厚夫的《路遥传》向我们披露了路遥短暂的一生。他的情感经历十分坎坷,曾经因被女友抛弃而投河自杀未成。后来,他和妻子林达之间的婚姻关系有名无实。这些都造成了他的情感的内在焦虑,这些势必会反映在文学创作中,“语言早就以它无比的智慧对梦的实质问题作了定论,它给幻想的虚无缥缈的创造起了个名字,叫‘白日梦’。”[4]这也就阐释了无论是中篇小说《人生》,还是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均为“失衡婚恋”的模式,并且这种情势还在不断地得到强化。孙少安、孙少平和高加林都是创作者的化身,被植入了路遥的强烈的自我意识。所以,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但凡倒追男主人公,均是十分貌美,品行高尚,连孙少平最后在煤矿的归宿惠英嫂都年轻貌美,“她看起来比丈夫要年轻七八岁,身体苗条而丰满”[5]。因为只有惠英嫂比丈夫年轻七八岁,并且年轻貌美,才配得上日后成为少平的心灵的归宿。刘巧珍代表了农村女性的纯朴美,可是从她表达情爱的性格来看,确实很难被理解为农村姑娘。孙少安和田润叶小学毕业后基本上没有来往,两人之间诸多动情的回忆都仅仅是小学生之间的嬉闹。恰恰是在这种情境下,叙述者却将其作为女性执意托付终身的情感基础。金秀和孙少平之间基本上没有任何交集,却毫无征兆地爱上了他,愿意跟随他去煤矿工作。这看似突兀之极的爱,确是在郝红梅鄙弃少平而投入顾养民怀抱之际便埋下了叙述者怨恨的种子。创作家的自我意识对男性主人公的影射,致使在自我想象中难以释怀对顾养民的报复,因为金秀当时是顾的女友。除此之外,叙述者宁愿创造出一场具有强烈的设计感的大水,将田晓霞写死,也不愿意根据社会的现实原则让她和中纪委常委高步杰的孙子高朗在一起。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视角我们发现,女性形象谱系在叙述者的男权意识控制体系之下,叙述者内心的情感焦虑成为更深层次的创作心理动机。

路遥的自我意识对文学文本过度的渗透,致使强烈的创作心理动机构成了男权意识的推动力和维系力量。这些无疑地映现在女性形象谱系的建构中,所以文本中女性形象谱系的传统道德审美仅仅是浮于感性的现象层面。基于文本现象探析其内蕴,实乃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邵燕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现实主义常销书”的生产模式分析[J].小说评论,2003(1):58-65.

[2]路遥.路遥全集·人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83.

[3]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95.

[4]卡尔文·斯·霍尔，等.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140.

[5]路遥.路遥全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23.

[责任编辑：何瑞芳]

收稿日期:2016-05-12

作者简介:肖庆国(1992-),男,江苏盱眙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文章编号：2096-1901(2016)04-0063-04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Limitation of Aesthetic Morality

XIAO Qing-guo

(College of Literary Art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Female image spectrum in Lu Yao’s novels constitute the unique scenery. This can be roughly summed up as loyal to the traditional ethics and contrary to the traditional ethics. The later has always been paid fresh attention to by researchers. But both of them follow the principl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women in Lu Yao’novels. It is that women are the secondary. From the angle of view of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female image is only being subsidiary value of male image. Women’s own value of independent pursuit became the object by subdued. This reflects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character portrayal of strong subjective involvement. This causes the female character portrayal of flattening and spiritual ideal color.

Key words：Lu Yao；female image；genealogy；the second sex；psychology in literary creation